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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郊外的食品药物局是个迷津处处、关隘重重的所在。任何新药要想申请上市，申请者和该药就必须通过层层阻碍。有的药就因为没有完全通过那些阻碍而永远得不到批准。由于为药物提出申请的几乎总是发明、制造和最终公开销售该药的医药公司，因此大医药公司与该局也就经常处于交战状态。根据各个时候问题的不同，这种状态有着不同的形式，有时是科技知识方面的小冲突，有时则是全面的大战。
在洛德博士看来，现在是一场大战。
他在费尔丁·罗思的部分职责就是和食品药物局打交道，或监督这方面的工作。他讨厌干这种事，对在这个局工作的人也不喜欢，有时简直是瞧不起。
此外，要在这机构办成一件事，他还得抛开上述情绪，或者不让其流露出来。
这两点都使他感到为难，有时简直办不到。
当然，洛德博士是有偏见的。同这个机构打交道的其他医药公司的人也是如此。
这种偏见有时有道理，有时则不然。
这是因为法律和惯例要求该局同时具有多种职能。
它是公众健康的捍卫者，其职责是保护无辜的人们不受一些医药公司之害。这些公司因基本目标是利润，有时会犯下过度贪婪或力不从心或冷漠草率的错误。反过来，该局又是殷勤周到的天使，要保证尽快地让这些医药公司生产出益寿延年、减少痛苦的新药和良药。
该机构的另一任务是当众矢之的，做替罪羊。举凡医药公司、用药单位、新闻记者、作家、律师、院外活动者和其他特殊利益集团，不是指责它太死板，就是批评它过于宽容，这就要看他们站在哪个方面说话了。还有，食品药物局又常被用作政治讲坛：有些国会议员损人利己又自以为是，当他们要找捷径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或电视上时，就拿该局开刀。
除上述情况外，食品药物局又是个官僚机构，人浮于事而在关键部门又人手不足，它的医药科技专家任务过重而报酬偏低。
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尽管该局扮演这些角色，又有这么多干扰障碍和批评指责，但总的看来，工作却干得相当不错。
但毫无疑问，它也有不足之处，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的药品滞后。
这种药品滞后状况糟到什么程度呢？这也像该局的其他许多问题一样，取决于人们的看法。不过这种状况是存在的，就连这个局里的人也承认这点。
药品滞后的苦头，文森特·洛德就尝到过一次。当时费尔丁·罗思想在国内市场经销心得宁，试图获得食品药物局的批准。这种对付心脏病和高血压的药，早已在英、法、联邦德国和其他国家使用了。
食品药物局要求：在美国药房出售该药和医生可在处方中开该药之前，必须对其疗效和安全性再由美方进行全面的检验。这要求是正当的。对此，包括文森特·洛德和费尔丁·罗思的其他人在内，谁都不反对。
他们反对的是：既已按要求通过了一切检验，检验结果也已上报该局，这个政府机构却又犹豫不决，吹毛求疵地提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结果一拖就是两年。
一九七二年，费尔丁·罗思把申请销售心得宁的材料用卡车送到食品药物局。这批新药申请材料共十二万五千页，装订成三百零七册，足可装满一个小房间。全部材料是按法律要求提供的，包括两年来美国以此药在动物和病人身上所作试验的全部资料。
提供的材料已完整得不能再完整了，但大家心照不宣：食品药物局里的任何人要对此一一过目是不可能的。何况还有其他制药厂家也要求批准药物上市，正源源不断地送去数量相似的材料。
食品药物局从其医药科技人员中选了一位复审员，让其负责心得宁的审查和鉴定工作。他叫吉地昂·麦司，是个在局里工作才一年的医学博士。
麦司博士可以得到该局其他科技专家的协助——就是说，当他们能从审定其他药物的工作中抽身时才行。
审定工作还包括另外一面。食品药物局在审查中有时会要求费尔丁·罗思的科技人员就提交的某个材料作出解释，或再交补充材料。这情况也属正常。
不大正常的是麦司博士的工作习惯与工作态度。他干活像蜗牛爬，即使在那机构里都算是慢的。他为人狭隘刻薄，爱莫明其妙地发脾气。
文森特·洛德本看不起在该局工作的一些人。吉地昂·麦司的名字也就这样包括进那些人名之中了。
洛德对送去的有关心得宁的申请材料都亲自审查过。他认为，比起公司以往送审的任何一次申请，其材料之完备，内容之详尽都毫不逊色。因此眼看几个月都过去了却仍然未见结论，不禁越来越丧气。以后虽得知了麦司的意见，却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再以后，用洛德一位助手的话说，“麦司似乎对每个要命的逗号都怀疑，有时这与科学毫不相干。”同样令人极为生气的是，他多次神气活现地要求对数据再作补充，结果发现他要的东西就在原来的材料里。麦司根本查都不查一下，甚至也不问问那些数据送来过没有。
等把这些事实向他指出后，又要过几个星期他才通知说找到了——而且话说得很不礼貌。
这种事情发生多起之后，洛德就从他手下的人那里接过这事，开始干起他最不愿干的工作——亲自去食品药物局。
这机构位于一个很不方便的地方——在马里兰州的渔人街——这地方在华盛顿市以北约十五英里处，从白宫或国会山去那里需要开一小时的车，颇叫人生厌。该局设在一幢不起眼的E字形砖房里，这房子是六十年代的廉价建筑，在设计上缺乏想象力。
这幢楼里有七千人工作。办公室大多很小很挤。不少办公室没有窗户，有的房间人既多又满放着办公桌椅等等，人在里面走路都困难。剩下的小块地方又给纸占据了。到处都是纸，一堆一堆的，一摞一摞的，成令成令的，成吨成吨的，纸张之多令人实难想象。收发室里的纸简直泛滥成灾，而每天还有大量的纸雪片似地进进出出。不过出去的总比不上进来的多。楼道里，分送文件的人员推着车，车上沉甸甸装着的还是纸。
吉地昂·麦司博士的办公室在十楼，比大橱柜好不了多少。麦司已是五十七八岁的人了，瘦长的个子，脖子特长，人们总不客气地称他为长颈鹿。
他面孔红润，有个酒糟鼻子，鼻梁上架着副无框眼镜。镜片后的眼睛总眯着，说明镜片该换一换了。他举止不大文雅，言谈时常带刺，尖刻的话脱口而出。
麦司平常总穿一身还需熨烫的老式西装，系一条褪色的领带。
文森特·洛德前来见他时，麦司先得把椅子上的材料拿开，好让这位费尔丁·罗思的研究部主任落座。
“在心得宁的问题上我们好像碰到困难了，”洛德尽量把话说得客气。
“我来是想了解一下原因。”
“你们的新药申请材料太马虎，又很零乱，”麦司说，“再说，我要了解的东西，材料里提供得还不够。”
“材料怎么个零乱法呢？你们还需要了解的是什么呢？”
对第一个问题麦司不予理睬，只回答第二个问题，“我还没有确定下来，不过我会通知你们的。”
“我们什么时候能得知呢？”
“我准备好了就通知。”
洛德尽力压住怒火，才把话说成。“如果你能大致提一下我们双方的问题何在，这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或许还可节约时间。”
“我没有什么问题，”麦司说。“你们才有问题。你们那个药的安全性我很怀疑；它可能致癌。至于谈到节约时间，这我不管。不用着急嘛，我们有的是时间。”
“你们可能有时间，”洛德回敬他说。“但是要用心得宁的心脏病患者怎么办？许许多多的心脏病患者现在需要这药。它在欧洲已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我们很久以前就在那里获得了这种药的产销权。我们希望这药也能够在美国起到同样的作用。”
麦司淡淡一笑。“碰得巧还可以让费尔丁·罗思赚大钱哩。”
洛德克制住自己。“那种事向来同我无关。”
“这是你说的，”麦司的口气充满了怀疑。“不过在我们听起来，你倒是像个生意人，不像个搞科学的。”
洛德还是尽力克制自己。“你刚才提到安全性问题。从我们送来的新药申请材料中，你一定了解到，这药的副作用小到极点，毫无危险，而且没有任何致癌的因素。是否能请你告诉我你怀疑的依据呢？”
“现在还不行，我还在思考这些问题，”麦司说。
“那现在还不能作出决定罗？”
“是这样。”
洛德提醒这位食品药物局的官员说，“根据法律，你们有六个月的期限……”
“不用你给我上法律课，”麦司恼火地说。“这些我都知道，不过要是我暂时不受理你们的新药申请，坚持要你们补充新的数据，那么时间得从头算起。”
这倒是真话。该局在审批过程中用过这种拖延策略——有时确有道理。
对此，洛德暗自也承认；但有时只凭某个官员一时心血来潮，或只为了拖着不作决定。
洛德这时已忍无可忍。他说，“不做决定倒是官僚主义者的万全之策，对吗？”
麦司笑了笑却没回答。
这次会晤最终一无所获，反使洛德气上加气。不过他倒由此下定了决心，要尽可能摸摸吉地昂·麦司的底，有朝一日这种资料可以派派用场。
此后几个月里，洛德因别的事又数度去华盛顿和食品药物局总部，每次他都有意无意地向麦司的同事们提出些问题，并在那机构外谨慎地作些调查，由此了解到的情况之多叫人吃惊。
在这同时，麦司也在费尔丁·罗思的一份关于心得宁的研究报告里挑到了毛病。那项研究是对心脏病患者作的一系列临床试验。麦司显然乐于显显自己的威风，竟决定要全部试验重做一遍。洛德认为重做的理由站不住脚；而且做起来既要花一年时间，又得花大量资金。他本想提出异议，但他意识到：
提出此种异议很可能是自找苦吃，结果不是使心得宁的新药申请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就是使这个药被否定掉。因此，洛德只得勉强下令：把试验重做一遍。
事后不久，他向萨姆·霍索恩说明作出此项决定的原因，并汇报了他对吉地昂·麦司的调查所得。当时在萨姆的办公室只有他们两人。
“麦司是个失意的大夫，”研究部主任说，“还是个酒鬼。他经济拮据，部分原因是要给两个离了婚的老婆付赡养费。他利用工余和周末在外兼职，在一家私人诊所里帮忙。”
萨姆在掂量着他的这番话。“你说‘失意的大夫’，这话是什么意思？”
研究部主任看了看他的笔记本。“麦司从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受几位内科医生雇用在五个城市工作过。以后他自己开业行医。从认识他的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来看，那些活之所以都干不长，是因为麦司不能与人共事，他不喜欢别的大夫。关于他放弃开业行医的原因，他说得很坦白：他不喜欢自己的病人。”
“从这口气来看，很可能是病人不喜欢他。为什么食品药物局雇用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