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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员明白，王洪文所说的“曹老头儿”，就是曹获秋。他马上说：“我这儿有电话，你给市委打电话！”他一边说着，一边夺下了红府绸。
无奈，王洪文只好给上海市委拨电话。深更半夜，曹获秋怎么会在办公室？
“你们明天从市委打了证明，再来取布。”店员坚持道。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王洪文说罢，哥们便从店员手中抢红府绸。
店员怎敌得过这班“好汉”？只得眼睁睁看着他们扬长而去。
“这点红府绸，只有几十尺，恐怕不够用。”有人说道。
“跟我来！”王洪文说道。
到底是在棉纺系统工作的，王洪文知道前面不远处，在金陵东路和四川南路交叉口，是上海纺织品公司第一批发部。不言而喻，批发部里一定会有大量的红布。
这一回，王洪文有“经验”了：把门叫开之后，吩咐两个哥们看守大门，两个哥们看守电话。他自己带人进入商常果真，抢到一大批红布。
这时，已是十一月七日凌晨一时多了。王洪文毫无倦意。他的双眼射出兴奋的目光，对哥们说：“这是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第一次革命行动，旗开得胜！”
王洪文的“革命行动”，就是从抢红布开始的……抢红布的“胜利”，使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此后人们简称之为“工总司”）大受鼓舞。
十一月八日上午，“工总司”从抢红布发展到抢档案。那是王洪文打算在“工总司”成立大会上，拿出一枚“重磅炸弹”，用来轰击上海市委。据说，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的造反派头目谢鹏飞，被打成反革命，那些“黑材料”在厂档案室。“司令”王洪文正在为筹备成立大会忙得不亦乐乎，便派遣核心组成员黄金海和谢鹏飞等带着四十多人，奔赴江湾，闯进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档案室，抢走了有关档案。王洪文得意洋洋，称之为“工总司”的第二次“革命行动”……王“司令”忙得团团转：忙着成立秘书材料组，组织保卫组，总务组，宣传组；忙着审看“宣言”、“海报”；忙着安排做袖章，做大旗；忙着安排大会发言；最重要的是，忙着与上海市委谈判……向曹荻秋下达“最后通牒”上海西区，十五层的米黄色大厦，大门口高悬“衡山宾馆”四字大字。这座建于一九三六年的大型宾馆，座落在衡山路上，与中共上海市委所在的康平路只相隔数百公尺。
头发花白、年近六旬的曹荻秋，此刻正坐在衡山宾馆里。虽说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是陈丕显，但是因为他当时查出患鼻咽癌，处于休养之中，于是，曹荻秋站在第一线，他已经成为全市造反派炮轰的目标，便从康平路转移至此办公。
他原名官仲榜，号健民，一九○九年八月二日，出生在四川资阳县南津驿镇。他改名曹荻秋，取义于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诗句：“枫叶荻花秋瑟瑟。”
早在一九二九年，曹荻秋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年出任中共四川温江县工委书记。一九三一年初，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长。一九三一年三月，他来到上海，担任上海学生赴京请愿团总指挥。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七日，他与弟弟曹心哲在沪西被捕，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被党营救出狱。一九三九年任华东支前司令部副司令……解放初，曹荻秋担任重庆市市长、市委书记。一九五五年，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一九六五年四月，柯庆施病逝，曹获秋成为解放以来继陈毅、柯庆施之后的上海市第三任市长。然而，他受命于危难之时，因为出任市长不久，“文革”之火便在上海燃烧，他这个市长如同坐在火上执政！
秘书进来了，送来的不是中央文件，却是正在上海街头巷尾张贴的一份海报：海报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定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星期三）中午十二点正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会上将彻底批判和控诉上海市委压制革命运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希望全市各工矿企业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支持我们，支援我们，积极参加大会，并热烈欢迎一切革命群众参加大会。
我们通令上海市委以及各工矿企业的领导，不得用任何借口阻止、刁难革命造反派来参加这次大会，不准戴帽子、扣工资，不准挑动群众斗群众。违令者就造你们的反！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筹备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
这张海报的口气倒不校一个尚未成立、还在筹备之中的群众组织，居然可以对上海市委下“通令”，而且“违令者就造你们的反”？
曹荻秋查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上面写得清清楚楚：“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串连”，“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
显然，“工总司”违反了中央的精神。
曹获秋给中共中央常务书记陶铸挂了长途电话，陶铸的答复也很明确：成立“工总司”是不适当的。
十一月八日上午，从康平路办公厅——“康办”打来电话，告诉曹荻秋，“工总司”代表已经来到那里，要求见他。
“请刘冠同志接待他们。”曹荻秋答道。
刘冠，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按照首荻秋的意见，出面接待了来访者。
“我们要见曹荻秋？”来访者用咄咄逼人的口气说道。
“我可以把你们的要求，转告荻秋同志。”刘冠回答道。
“我们对上海市委提出三项严正要求。”这些穿蓝色工作服的来访者，口气跟那海报一样大。
“你们说吧。”刘冠掏出工作笔记，记下了他们的“三项严正要求”：（一）上海市委必须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二）曹荻秋必须参加九日的大会，接受批判；（三）提供宣传工具。
最后，来访者仿佛在那里提交最后通牒一般，说道：“限于今天下午二时前答复！”
在这些“代表”走后，刘冠迅速把那“三项严正要求”转告住在衡山宾馆的曹荻秋。
面对王洪文的挑战，中共上海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开会研究了那“三项严正要求”，同意曹荻秋提出的对策——“三不”，即“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市委还通知全市各工厂，要求工人们坚守工作岗位，不要去参加“工总司”的成立大会。
当时在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还兼着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上海市委把有关决定打电话转告了张春桥，他也表示同意。
“最后通牒”的时间——十一月八日下午二时到了，上海市委仍没有答应“工总司”的“三项要求”。王洪文骂骂咧咧了：“曹老头儿，明天我给你颜色看看！”
上海上空彤云密布，眼看着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喧闹的“工总司”成立大会十一月九日，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厂休日，照理厂里安安静静。这一天一反往常。上午十点多，三辆“巨龙”型公共汽车停在厂门口。“永忠队”的八百来名队员，拥挤在三辆“巨龙”之中。有些队员已佩上崭新的红袖章，上面印着一行小黄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下面是三个大字“造反队”。
“巨龙”车沿着杨树浦路西去，直奔位于上海陕西南路的文化广常当时的上海最大的露天广场是市中心的人民广场；最大的室内广场，要算文化广场了。扇形的会场，阶梯形的座位，既是上海的最大的剧场，也是召开各种全市性会议的地方。
王洪文的胸前，挂起了写着“主席团”的红布条。他穿起那件肩上有一根小带子的军官服。他的心忐忑不安，因为他从来没有主持过这么样的万人大会。他推举“副司令”潘国平作为大会的执行主席，因为这种场合没有小潘那样的口才是不行的。再说，即便是在厂里，各种大辩论的场合，他也总是在幕后操纵，不大出头露面。
这是一次乱哄哄的会议。各路造反兵马陆陆续续到来，头儿们彼此都不熟。他们的对立面——“保”字派的工人也大批涌入。各色袖章、分属于不同“司令部”的红卫兵们，也活跃于会常虽然海报上写着“中午十二时正”开会，可是，拖拖拉拉，直到下午两点多，潘国平才跑到话筒前，宣布大会开始。
潘国平的话音还在大厅里回荡，一群红卫兵便跳上了主席台，夺走了话筒。顿时，大厅里响起红卫兵的声音：“潘国平是政治扒手！他冒充北京红卫兵，在外边招摇撞骗……”这一突然袭击，出乎潘国平的意料。他那张能言善辩的嘴，顿时象哑巴似的，竟答不上来。
台下马上有人起哄，呼喊“揪出政治扒手”，会场大乱。
王洪文坐在台上，吃了一惊，随即采取紧急措施：撤下潘国平，临时叫上海建工局基础公司的工人张宝林充当大会执行主席。
一场风波刚刚平息，会场安静下来，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一群工人又挤到主席台前。
王洪文一看，糟了，来的正是厂里的对头——“捍卫会”的工人。他们大声呼喊：“王洪文也是政治扒手！把王洪文揪出来！”
苗头不对，王洪文赶紧扯下胸前那主席团红布条，躲到后台去，成了名副其实的幕后指挥。
这两阵骚乱，使会场乱得象一锅粥。
王洪文赶紧叫人把大会发言名单塞到张宝林手中。张宝林来到话筒前宣布：“现在，大会发言开始！”
台下有人带头鼓掌。很快，掌声响成一片。紧接着，有人领呼口号，高叫“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批判上海市委执行的资反路线”，这下子，会议才算真正开始。王洪文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第一个上台的，便是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的代表。
“战友们，同志们！我要控诉，控诉上海市委，控诉厂党委，他们把我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分子’，把我关押，把我毒打……”他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了“血衣”，声嘶力竭地咒骂起来。
台下有人呼喊：“把曹荻秋揪出来！勒令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
后台，王洪文马上叫人给上海市委挂电话，说是“群众强烈要求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
曹荻秋严词拒绝。他对秘书说：“今天的大会社会上的渣滓都出来了。我就不参加，我参加就是犯错误了！”
紧接着上台的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永忠队”的代表。他拿着经过王洪文“审定”的发言稿，慷慨激昂：“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强大阻力，完全来自于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曹荻秋等一小撮人，纠合了各种旧的社会习惯势力，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压制群众，压制不同意见，压迫革命派，充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辩护士和卫士，贯彻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
“以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在国棉十七厂的所作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