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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这般，“联络总站”成了上海的“苏维埃”！无奈。“革命造反派”们不争气，权欲使他们的头脑发狂，谁都要到这个“总站”里参加“联络”，谋得一席之地。工人造反派中的“两巨头”——王洪文与耿金章相抗衡，“工总司”与“二兵团”要争夺“联络总站”的领导权。“联络总站”还处于筹备之中。便乱成了一锅粥！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耿司令”来了个出奇制胜，突然进军康平路……“他妈的，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王洪文嘴里，蹦出了这句充满着对耿金章的仇恨的话。
张春桥软硬兼施
“金章同志吗？”康平路的电话耳机里，响起了张春桥甜甜的声音。对于耿金章，张春桥不象王洪文那样喊他“老耿”，因为“老耿”与“老鲠”、“老梗”同音，那“骨鲠在喉”的“鲠”以及“梗着脖子”的“梗”，多多少少正巧反映了耿金章的性格和形象；张春桥称他“金章同志”，一听，就叫人象夏天吃了冰琪琳似的，怪舒服。
“是春桥同志吧。”耿金章说。
“我想找你谈谈。”张春桥说道。
“好，我马上就来！”
耿金章有着自己的“警卫班”。他一坐上轿车，前有开道的，后有押尾的，够气派的。一溜烟，才几分钟，一串轿车便驶入兴国路。
兴国路招待所被一堵高墙围着，门口有解放军站岗。名为招待所，实际上是内部的高级宾馆。一幢幢西式小洋楼，散落在如茵芳草之间。虽然外面的口号声震天响，这里却是一个幽静的所在。小洋楼从门口开始铺着红地毯，铺遍走廊、楼梯和房间。这儿成了张、姚的据点。在“文革”期间，张、姚回上海，总在这里落脚。
当耿金章的轿车驶进兴国路招待所的大门，透过车窗玻璃，耿金章的视线突然落在五号楼前一个穿军装的人身上。正刮着寒透骨髓的西北风，这个军人没披军大衣，在风中恭候。一见到那张熟悉的尖腮脸和一副近视眼镜，耿金章失声惊叫：“春桥同志！”
是的，那不是警卫员，而是张春桥。如此隆重地“出廓迎迓”，使“耿司令”受宠若惊！
张春桥笑眯眯地把耿金章引进五号楼。耿金章刚在客厅沙发上坐定，张春桥就递过一支香烟来。
张春桥慢条斯里地抽着烟，却不说话。耿金章顿时明白，挥了挥手，他的警卫们就赶紧退出了客厅。
客厅里开放着暖气。在上海这座城市里，除了高级宾馆，冬日是没有暖气的。耿金章脱去了军大衣。
“金章同志，”张春桥依然用如此亲切的口气称呼他，“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你一定还记得，去年安亭事件发生后，我把你和洪文同志找到我家里，我曾推心置腹地跟你们谈过我的希望……”笑容从张春桥的脸上消失，他的脸皮绷紧了。
原以为张春桥大抵是接受了对他的“任命”，参加“二兵团”夺权，实行“三结合”，耿金章兴高采烈而来。这时，他意识到张春桥找他谈话，另有用意。
张春桥提到了那次谈话，耿金章还记忆犹新：那是在他揭起“二兵团”的大旗不久，张春桥很快就得到情报，“二兵团”与“工总司”闹矛盾。
张春桥的秘书给耿金章打来电话，说是张春桥在家里等他。
这是耿金章头一回知道张春桥的家在哪里。他记得，他来到康平路，从一扇小门进去，马上有警卫前来询问。经他说明身份之后，来到后面的小院。
来开门的是文静，她已经知道他是耿金章。她把他引入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客厅，张春桥已在那里等他，王洪文也在那里！
小客厅里放着三张单人沙发，中间是一张双人沙发。张春桥坐在当中的双人沙发上，他和王洪文隔着茶几相对而坐。
张春桥的第一句话便是：“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一听到这句话，隔着茶几、情绪对立的耿金章和王洪文，互相瞧了一眼，不由自主地微微低下了头。
“我把你俩找来，是因为‘工总司’的常委中，只有你俩是共产党员。”张春桥说着，把目光转向耿金章，“你要和洪文同志搞好团结，要以党的事业为重。你们两个党员不能闹分裂。你们两个的分裂，将会使‘工总司’分裂，会使上海工人造反派分裂。”
耿金章默不作声。王洪文也沉默不语。
“我劝你别搞‘二兵团’了！”张春桥终于对耿金章说出了这句至关重要的话，“‘一兵团’、‘二兵团’、‘三兵团’，这样的组织不好。你想想，你那‘二兵团’怎么来的？那是‘走资派’把一部分人截在安亭，一部分人弄到南京、苏州，你们那几个‘兵团’是这样形成的呀。我希望上海工人造反派团结在‘工总司’的旗帜下，不要搞什么‘兵团’。这些‘兵团’，跨行跨业，组织结构不合理。金章同志，我希望你主动把‘二兵团’解散。你协助洪文同志把‘工总司’的工作搞好。你俩团结一致，共同对付上海市委。……”耿金章竭力克制着自己，依然保持沉默。他心中明白，张春桥所支持的不是他，而是王洪文！
从张春桥的家里出来之后，耿金章没有听命于张春桥。他依然搞他的“二兵团”。
“二兵团”的队伍越来越大，他与王洪文的裂痕也越来越深。
因为他不听话，张春桥开始疏远他。上海的机密要事，张春桥只找王洪文商量，把他撇在一边。也正因为这样，耿金章甩开了张春桥和王洪文，“自说自话”联合十一个造反派组织，对康平路进行突然袭击……如今，张春桥重新提起那次在他家里的谈话，顿时使兴冲冲的耿金章，如同被浇了一盆冰水。
耿金章象上一回那样，保持沉默。他知道，当面顶撞张春桥，那是不行的。
“金章同志，我仍坚持上次跟你谈过的意见——你要和洪文同志搞好团结。你们两个党员，在‘工总司’的常委中，要做团结的模范。”张春桥继续劝说着耿金章，“上海是要夺权的。我和文元同志到上海来，就是要夺权。但是，必须联合各造反派组织，共同夺权，不能搞单方面的夺权。你们‘二兵团’，把‘工总司’甩在一边，把‘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甩在一边，这样的夺权后果会怎样？那就势必造成造反派内部的大分裂！”
耿金章的脸色变得灰白。张春桥的话，使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没有张春桥的支持，他的夺权是不可能成功的。
“金章同志，我劝你急流勇退，宣布‘二兵团’退出这次夺权。一旦‘主角’退出去了，剩下的十个单位，也就成不了气候。”张春桥善于察颜观色，从耿金章脸色的变化，知道自己的话已经奏效，便变得和颜悦邑。“金章同志，我一直把你作为工人领袖看待。如果你能够按照党的原则去做，我想，党会把你作为新干部的代表人物，参加上海革命新政权。”
张春桥的话，硬中有软，软中有硬。耿金章经不起张春桥的软硬兼施，终于表态了：“二兵团”退出这次夺权！
张春桥大喜，留他一起吃饭。吃完饭，又亲自送他上车。耿金章的轿车开动了，回头一看，张春桥还在那里向他频频挥手，美美地笑着，显得亲切极了，可爱极了。
人多势众的“二兵团”撤出康平路之后，那“上三司”等十个组织势单力薄，不成气候，夺权也就告吹了。
消息飞快传进王洪文的耳朵。他松了一口气。他暗自庆幸：早在安亭跟定了张春桥，跟对了！上海的夺权，没有张春桥的点头，只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上三司”和“红革会”的失败
“上三司”岂肯善罢甘休？
一月二十二日中午，又从康平路爆出新闻：“上三司”重整旗鼓，再度杀进康平路，宣告夺取上海市委一切权力！
“耿司令”急令“二兵团”按兵不动。
“上三司”的红卫兵们，哪里是张春桥的对手？
张春桥在衡山宾馆召集紧急会议，王洪文、徐景贤、潘国平、陈阿大、王承龙、朱永嘉闻讯赶来。
“对‘上三司’要采取革命行动！”张春桥愤愤地说出了这句话。
“这任务交给我们‘工总司’！”王洪文当即应声。
王洪文带领一班小兄弟，出现在康平路。“工总司”的造反队员身强力壮，“上三司”的娃娃们逃之夭夭。才半天功夫，王洪文便“胜利”地粉碎了一次“政变”。
那“上三司”的头头，被“工总司”逮了起来，送交公安局。至于罪名，信手拈来便是，王洪文给他安了个“政治扒手”的紧箍圈。可怜那“上三司”的头头，竟然从此在上海监狱里蹲了七年！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一月二十五日黎明，手里拿着大饼、油条的上海市民，忽见墙头贴着《特大号外》，又笑“城头变幻大王旗”。
兹按档案所收传单原件，照录于下：
特大号外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号召下，在革命造反派一片造反夺权声浪中，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本月二十四日二十三点二十分采取了果断的革命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了旧上海市委的大印！
这一革命行动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威风！
这次“夺颖成功，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新胜利！
现在此印正由上述有关革命造反派组织保管，待全市工农商学兵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组织机构成立后，即行移交，共同掌权。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委会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屈指算来，该是第三次夺权了。这一回，“工农兵”联合夺权（自然，此处的“兵”指红卫兵），比上两回都齐全。何况，头一块牌子是名震全国的“工总司”，是全国人民的“楷模”、“光辉的榜样”，没有什么可说的！
消息传出，急得双脚直跳的不是别人，却是“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他，身为“司令”，居然不知道这次夺权！
急急调查，原来，有人未征得“王司令”的首肯，擅自代表“工总司”参与夺权。
这次夺权的主角，乃“红革会”，亦即“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那是二十四日子夜，“红革会”的红卫兵们出动了一长串的摩托车、汽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子夺得了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以及各区委、区人委的红色大印，共计二十三颗，可谓战果辉煌！
“红革会”的红卫兵们为了避免“单方面夺权”的嫌疑，扯上了“工总司”大旗，又拉上那个名不符实、尚未正式成立的“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这一回，张春桥派出了徐景贤。
徐景贤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对“红革会”发动宣传攻势：“你们夺权，没有春桥同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