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坐在毛泽东两旁的还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当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陛下和皇后时，王洪文和周恩来在座。这时的王洪文，坐在那格子布沙发上，已不象最初几次那般拘谨，正襟危坐，毕恭毕敬，而是翘着二郎腿，斜倚在那里。
在一九七三年，王洪文参加了这样六次高级首脑会见。在外国记者的眼里，王洪文也就成了中国的首脑人物。一位英国记者写道：“三十八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的两侧总是周和王。周已七十五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毛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写入中共党章。但是，毛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为毛毕竟已是八十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战和混乱。……”这位英国记者是有眼力的，说出了毛泽东没有说出的潜台词。
一九七四年上半年，毛泽东依然采用“毛、周、王”的阵营，十次会见外国首脑：一月五日上午，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会见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博士；二月二十五日，会见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三月二十五日下午，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朱利叶斯·克·尼雷尔；四月二日，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及副首相兼国防大臣、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乔森潘；五月七日上午，会见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五月十一日晚，会见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布托；五月十八日，会见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五月二十五日，会见英国首相希思；五月二十九日下午，会见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
这样的“毛、周、王”模式，在会见外国首脑人物时，总共进行了十六次。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就在会见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之后，周恩来病重，不得不住入北京医院。他在五月十九日、二十三日、二十五日曾三次发生缺氧病状，大夫劝他必须入院动手术。从此，周恩来总是在北京医院会见外宾。
一九七四年七月五日，报上刊登周恩来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夫人时，首次披露了会见地点是北京医院。周恩来病重的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
毛泽东也许久没有露面。一九七四年九月四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多哥总统埃亚德马时，坐在毛泽东之侧的，不再是王洪文，而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从此之后，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再也没有要“王副主席”参加！
是王洪文外出了吗？不，王洪文在北京。
毛泽东有意疏远了王洪文，使王洪文的接班人的形象逐渐变得模糊起来。用外国记者的话来说，“王洪文失宠了”：九月十日，毛泽东会见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首脑戈翁将军，在座的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九月十九日上午，毛泽东会见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达达赫，陪同会见的是邓小平。
十月五日，毛泽东会见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在座的还是邓小平。
十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会见丹麦王国首相哈特林，在座的居然仍是邓小平。
毛泽东从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凌晨，由汪东兴陪同，乘火车抵达长沙，在那里竟住了一百一十四天，直至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才返回北京。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六次会晤外国首脑。继会见丹麦首相之后，那五次会见，也始终没有王洪文的份：十一月六日晚，毛泽东在长沙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兼外长威廉斯博士，李先念陪同；十一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会晤也门民主共和国主席鲁巴伊，邓小平陪同；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由邓小平陪同；一九七五年一月，毛泽东在长沙会晤马耳他和联邦德国贵宾，陪同者仍为邓小平或李先念。
王洪文“失宠”，连外国记者都已看出来了。作为“接班人”，王洪文怎么会那样快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
林彪从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被确定为“接班人”，到一九七○年八月庐山会议（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翻车”，不过一年零四个月。
王洪文从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大”成为“第三号人物”，到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受到毛泽东尖锐批评，连一年都不到！
是毛泽东亲自选定了王洪文为接班人，他是王洪文坐着“火箭”上升的推力；又是毛泽东发觉王洪文不适宜于作为接班人，特别是几经教育之后王洪文仍不悔改，毛泽东对他投了不信任票……形成“四人小宗派”就象王洪文在毛泽东书房里的形象那样：最初站如松，坐如钟，不久就翘起了大腿，歪靠于沙发。王洪文刚刚当选为副主席，说一句话，写一行批示，都小心翼翼，没多久就显露出他的劣迹……一种奇怪的现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产生了。
一封反映总参问题的来信，最初是江青看的。照理，应该送毛泽东，或者主管军队的叶剑英。江青提笔，却把信批给了王洪文、张春桥。
江青写道：
洪文、春桥同志：总参是有一些死官僚？还是林彪余孽在作祟？我每日用四分之一，有时是三分之一的时间看群众来信。如要真象来信者所说那样，总参问题就太大了，要放火烧荒才好。我看了这封信很气愤！意见可能偏激。不过只供参考。
江青25ywh721974
信存洪文同志处。又及。
张春桥在他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表示已阅。用中国的特殊的政治术语来说，那叫“圈阅”。
张春桥在“圈阅”之后，写下批示：
“两种都有。是要烧一烧。春桥”
王洪文接着“圈阅”，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
开头，出于谨慎，出于他在中央立足未稳，王洪文对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转来的文件，一般只是画一个圈儿，如此而已。
不过，中共十届政治局委员有二十一人，加上政治局候补委员四人，共有二十五人。
江青并非政治局常委，只是政治局委员，她批阅的文件，怎么只批给王、张、姚？怎么只在这么四个政治局委员中传来传去？这不能不令政治局的大部分委员们感到奇怪。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日子多了，王洪文仿佛翅膀硬了，胆子也大了。他也学着江青的样子批文件了。
一封来自“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信，标题为《对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同志的一次讲话提出意见》。李德生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纪登奎、汪东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封信，落到了王洪文手中。照理，王洪文应转送毛泽东或周恩来阅处。奇怪的是，王洪文却批给了江青：“请江青同志阅。我意见这封信不印发了，也不传阅了。是否妥当请江青同志阐示。
洪文5ywh741974“
江青写下批语，要求继续传阅此信：
“建议传春桥、文元同志。妥否？请酌。〗嘁痪牌咚摹⑺摹⑽濉蓖鹾槲母谋淞俗约鹤畛醯囊饧吹溃骸巴饨嗤疽饧氪呵拧⑽脑驹摹
于是，张春桥、姚文元看了此信，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圈圈。
用不论江西的那封信提出的意见如何，也不论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的是非曲直，象这么一封涉及三位政治局委员的信，却只在一个小小的圈子——王、张、江、姚中传阅，主席不知，当事者不知，其他政治局委员也不知，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关注！
江、张、姚自中共“九大”后进入政治局，已形成一个小圈子。这个小圈子，有着历史渊源：自一九六四年江青发动“京剧革命”，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在上海曲意奉迎这位来自北京的“女客人”，为她在上海抓“样板戏”，江与张有了密切来往；一九六五年，江青为了寻找批判《海瑞罢官》的笔杆子，经张春桥介绍，结识了上海《解放日报》编委、文艺组组长姚文元，江、张、姚结成一伙。
王洪文在安亭事件中，与张春桥结下“火线友谊”，成为张春桥手下一员猛将。
在中共“十大”之后，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是王、张、江、姚结成一帮。
在这个“帮”中，论职务，王洪文最高；论资历，王洪文最浅；论年纪，王洪文最校江青是这个“帮”的领袖。她仗着“第一夫人”的得天独厚的优势，野心勃勃，不可一世。
张春桥是这个“帮”的军师。他是一位“座山雕”式的人物，脑子里的歪点子最多，肚子里的祸水最多。
姚文元是这个“帮”的笔杆子。他以笔为棍，东征西讨。他控制大报小报，以舆论左右中国政局。从批《海瑞罢官》、“三家村”，到批周扬、批陶铸，直至批“周公”、批邓，其源盖出于姚文元这“无产阶级金棍子”。
王、张、江、姚同住钓鱼台国宾馆。成为副主席之后的王洪文，不再住钓鱼台九号楼二层的侧楼。他转“侧”为“正”，迁入钓鱼台十六号楼，占领了第二层楼。
姚文元把家属接来北京，住在北京民族饭店附近的大院，但仍在钓鱼台办公。
钓鱼台国宾馆，成了这个“帮”的大本营。
毛泽东第一次对这个“帮”提出警告，是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在京的那么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面，指着王、张、江、姚道：“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四人小宗派”，这是毛泽东对王、张、江、姚的最初的“称号”。
从此之后，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再也不要王洪文在侧。
虽说如此，毛泽东对于王洪文，还期待着他的改正。期待着他“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从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周恩来病重入院起，毛泽东委托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表明毛泽东对王洪文仍留有余地。毛泽东对那个“四人小宗派”，也留有余地。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七日，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维·乔·威尔科克斯访华，毛泽东让王洪文和张春桥出面去接待。
一九七四年国庆二十五周年即将来临，毛泽东考虑到周恩来因病住院，指定由王洪文主持国庆招待会。周恩来在九月二十九日给王洪文写了一信：昨晚作交我国庆节招待会拟见报的名单，并告我已经主席一一听过，主席当即提出要加肖华、李力群、侯宝林三人，又问及商震是否列入。经政治局昨晚讨论。你告我遵照主席精神，又加刘志坚一人。昨夜我匆匆看过名单，便想到齐燕铭。
今晚又将两千多见报名单细细翻阅。在第十七类爱国人士方面，据统战部提出起义将领四夫人韩权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