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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又想起总理的话：不饿就是饱。想起总理的期望：愿天下人都能过上这样放松
的生活，不要饿一年，才撑死饱死在春节那几天。
进城后，廖梦醒常给“阿哥”周恩来送些吃食。东西不多，有点送点，经常送点，
据说广东人习惯这样。
宋庆龄也知道总理喜欢吃阳澄湖的螃蟹。她每年8、9月份，都要带些阳澄湖的又大
又肥的螃蟹来北京，带来了就给我打电话。
若是宋庆龄亲自来送螃蟹，那就是周恩来亲自接。但大多数都是由隋副官送，由我
接。他们不托人代送，我们也不托人代收，因为这是入嘴的食品。那时受苏联影响。苏
联对于食品都严格要求经化验之后才能送领导人吃，我们对于食品也有严格要求。
总理收到螃蟹，有时同我们工作人员一道吃，有时请陈毅、张茜一道来吃。
周恩来喜欢交友，可以说朋友遍天下；他喜欢与朋友聚会，吃饭、饮酒、品茶、聊
天。
党内干部，在我的印象中，朱德、陈云、董必武、陈毅、李富春、王稼祥以及在他
直接领导下工作的王震、陈郁（曾任煤炭部部长）、乔冠华、王炳南、章汉夫，以及地方
负责人陶铸、欧阳钦、曹获秋、潘汉年等，都是他的座上客，聚会来往较多。其中，与
陈毅关系更密切些。
比较而言，与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这种朋友聚会更多些。这种聚会交往的朋友
多得我都数不清，其中，文艺界人士以郭沫若为最密切，民主人士中以张治中、傅作义
来往最多，友谊更深些。
周恩来喜欢陈毅的性格，说他刚烈而不失潇洒，豪侠而不乏文雅。周思来推荐陈毅
顶替自己担任外交部长。陈毅讲话常常热血沸腾，任由激情自由奔放，有些话按照官方
标准来衡量，难免讲得有些出格。就有人向周恩来报告，说陈毅讲话像放炮。
“不要怕放炮么，放炮才能吸引人，震撼人。”周恩来很欣赏地说：“他比我讲得
好，大气势，很符合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国威军威。”
“可是有些话走嘴，讲得不很恰当，不够准确……”
“句句准确，句句恰当，就不会有这样的大气势，也不会这么吸引人，震撼人了。”
周恩来加重语气说：“要看整体效果。他讲的很好，比我有气势，比我讲的效果好。”
周恩来不但肯定、支持陈毅，还约请陈毅一道出去游玩，一道吃饭。这对陈毅是极
大的支持。
那天，陈毅兴致极好，嗓门大、笑声高。周恩来见朋友高兴，自己更高兴。
“陈老总，你兴致来了。”周思来高声提议：“你能不能来首诗啊？”
“总理来，总理来。”陈毅忙不迭谦让总理。
“我不行，”周恩来摇头，“我对诗没什么研究。”
“总理是一定要叫我出丑哟……”陈毅作出一副被迫无奈，勉为其难的可怜样儿，
其实他心里早就鼓涌起诗情，想找机会“发泄发泄”了。总理再了解他不过，所以根本
不再多说，该走就往前走，该看就往前看。果然，没多大工夫，陈毅在他旁边放开了嗓
门，以四川人那特有的富于音乐色彩的声调，抑扬顿挫地诵起一篇新作。这种新作，即
席即兴之作，往往粗糙一些，但情真意切，常会博得总理喝彩或夸赞，个别地方也有所
提议指正。陈毅回家后肯定会对这种即兴之作再来番“细琢磨”，“精加工”，然后写
成文字送主席、董必武、朱德、叶剑英等诗友看。
公开发表的陈毅诗选有不少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出来的。
总理喜欢陈毅，陈毅也了解总理，并且知道总理喜欢自己。别人不敢跟总理讲的话，
不便提的要求，就来找陈毅，请陈毅出面帮忙。
比如我遇到几次，贺龙元帅想请总理去看看他的体育健儿，不好张口，就去找陈毅。
“主席和总理不是刚去看过的吗？”陈毅问。
贺龙与陈毅关系深，根本不作解释，两个手指捏着陈毅的衣袖，扯一下说一句：
“帮帮，帮帮。晚上见。”
贺龙丢下陈毅就走，不给陈毅叫难的机会。陈毅也了解贺龙。战争年代，贺龙是有
名的爱兵如子，当了体委主任，只要他的“兵”想见见毛主席、周总理，他一定想方设
法满足这些“兵”的愿望。自己不好出面请时，就让陈老总出面。在我印象中，只要陈
毅出面去求请周恩来，周思来没有不答应的。
我们也都喜欢陈老总，因为他常能帮助我们做工作。比如陈毅爱看川戏，爱听音乐，
常来拉总理一道去看。友情深，陈毅的嘴巴又会讲，常搞得总理再忙也得跟他去看看，
这就达到了我们做多少工作也达不到的目的。
我们尤其喜欢陈毅的是，他来了常常不谈工作，专挑轻松愉快的话题聊，常聊得总
理轻松愉快，甚至开心大笑。所以，我们都支持总理和陈毅聚会聊天。总理常到陈毅家
作客，陈毅也常找总理来小酌闲聊。
每次这样的聚会聊天之后，总理都像刚度假回来一样显得精神焕发。
有人说，朋友聚会一定要同性情相投的人在一起才好，否则很累。
总理则不然。只要是同志、同事、朋友，尽管千人千性，脾气作风各不相同，他都
谈得来，都愿意尽可能多交往，多相聚。像国家主席刘少奇是位勤奋严肃、组织纪律性
极强又不苟言笑的人；朱德是温和宽厚，慢条斯理；董必武一身古香古色；彭德怀威风
严厉又血性十足；陈老总热烈坦率，经常发个牢骚提点意见；黄克诚不修边幅却又只唯
实，不唯上；陈赓、刘亚楼骁勇善战又大大咧咧，不拘小节；所有这不同性格、不同风
采的人，周恩来都谈得来，处得感情深。
有几次，周恩来迎客时，粲然笑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那愉悦开心
的样子使我渐渐体会深一些，就是人有社会性，
所以这种欢聚当然带了休息娱乐的性质。然而，真正使我认识更深，还是在同志、
同事、朋友遇到困难、麻烦、甚至危难时，周恩来仍然坚持相见、欢聚，这才使我有了
新的感受。
熊瑾玎是周恩来的朋友。在重庆地下党工作时期，他担任《新华日报》的“老板”，
被大家称为“熊老板”，久而久之，成了专用词。好象我们共产党内只有这么一位“老
板”，被大家叫到去世。老板两字也表现出了他为党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他的夫人朱端
绶自然成了“老板娘”。
周恩来、董必武、熊老板十几年坚持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风雨同舟，友情极深。
比如周恩来父亲去世，痛哭而发脾气时，只有董必武、熊老板敢去劝说；董必武跟儿子
赌气，发火打儿子时，夫人不敢劝，就请周恩来和熊老板来劝，一劝就灵。30年代末，
40年代初，他们朋友相聚的机会最多，次数也最多。建国后，忙里抽闲，也常有聚会之
乐。
1967年，熊瑾玎和他的夫人都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大老板”和“资产阶级老板娘”。
就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周恩来没有忘记友情。
那天，周恩来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体力精力都渐渐不支。。我们劝他：“总理，
该休息休息了。”
连劝几次，总理停下工作，“昭”一声，搓搓脸立起身。他没有绕办公桌快走，也
没到室外运动，而是朝台历俯身伸手过去。
“休息休息。”总理一边说一边翻着台历：“熊老板该过生日了……”
他朝日历盯视片刻，掀起眼帘对我吩咐：“你准备两瓶茅台，我们去看熊老板。”
东城区大典胡同，熊瑾玎的门前，除了大字报大标语的残痕，真是门可罗雀。那时
“抄家”的风潮已过，这里对红卫兵失去吸引力，便再没有什么人对这里感兴趣了。
我们上前轻轻敲门，总理走过来，紧挨院门站好。工夫不大，门被打开，熊老板夫
妇一前一后站在门内愣住了，痴痴地望着总理。
“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到我们家里来呀！”熊老板终于冒出这么一句，不知是担心总
理的处境还是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怨懑。
“同事加朋友，怎么能不来？”总理像平时一样亲热随便，毫无运动中普遍发生的
那种“一觉醒来全陌生”的情景和感受，进门同老板、老板娘握手：“我来看看你们。
顺便给咱们老板过个生日么！”
“过生日？”熊老板喃喃。
“我没记错吧？”总理笑容可掏，“我带来两瓶茅台。”
“周公……”熊老板哽住了。他用重庆时候的称呼来叫总理，当年的情谊一下子全
在眼前重现，泪花便在眼眶里闪烁起来。
一向热情好客的老板娘激动地不停搓手：“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吃什么呀？”
“哎，你不是很会煎荷包蛋么，在重庆我们也没什么东西呀，老板娘。”总理兴致
勃勃地说：“花生米，花生米总有吧？”
“有有，你就爱吃花生米，还是没变。”老板娘高兴得泪水一个劲往下淌，却又笑
得合不住嘴，腿脚变年轻地往厨房走：“我这就去给你们炒！你们聊，你们先聊……”
总理握住熊老板的手，含义无穷地望着他点点头：“老板，要多保重啊，看远一些，
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熊老板脸上出现了红晕，用力地点头，那双阴郁的眼睛重新焕发出光彩。
这次朋友相聚，给熊老板注入了生活的希望和力量，带来了慰藉和欢乐。而总理呢？
坐上车时，轻轻地舒了一口长气。他来给熊老板过生日，本身就是无言的表态，谁再说
熊老板是资产阶级大老板，就不能不有所顾忌，因为他们必须把周总理和熊老板加在一
起来考虑分量。
总理坐在车上，始终带着一种静温无言的遐想和忆念的神情，并且为自己做了一件
应该做的事而获得一些平静。我忽然想到了一句老诗：使别人欢乐的人自己最欢乐，使
别人幸福的人自己最幸福。
于是，我对总理把朋友聚会看作最好的休息和娱乐有了新的理解：你能把欢乐和幸
福带给别人，你自然会得到欢乐和幸福，只有心性温和、慈爱、善良的人，才会产生这
种感觉和追求。
再进一步想，中国还有句老话是“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隐私，不念人旧恶”。总理
就是这样待人交友。
我想起梁漱溟。1946年国共谈判时，周恩来曾由于梁漱溟的“不讲信义”，“对不
起朋友”而声泪俱下，痛加斥责。但是，1953年梁漱溟公开***时，周恩来又千
方百计代为缓颊，保护其过关。
我想起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与校长张伯苓关系亲
密融洽，星期天总要到张校，长家去请教并长谈，张伯苓很喜欢他，常留他吃饭，吃天
津风味的贴饼子，煮稀饭，熬小鱼。张伯苓常对亲友同事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
生。”可是，这位最好的学生却参加了共产党，而张校长却以社会名流参加了国民党政
府。共产党被骂作“共匪”时，这位老先生把他当校长时的学生周恩来从“同学录”中
删除。共产党坐天下后，他给周恩来写信，说“正在闭门思过”。周恩来不念人旧恶只
念人旧情，派飞机把张伯苔由重庆接回天津，表示慰问。张伯苓先生去世时，周恩来亲
自赶往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