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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需要对此思虑过多。因为根本没有所谓的“妇女之战”，但是的确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从就业到医疗，再到社会安全等各个领域，都很需要女性的加入。我开始筹划建设一个针对基层女性的组织，希望能创造条件为女性寻找发声的机会。我对民主党邀请女性参与的这种方式不太认同，他们认为女性就是具有特定狭隘需求的身份群体。我希望能为女性办实事，因为女人本来就能撑起半边天。除非我们能深入其中，否则我们无法实现真正的变革。我很快开始筹款。6月份，我们正式启动了一个名为“解放潜能计划”（CUP）的项目。
接下来的6个月时间里，我走访了美国的很多个州，包括科罗拉多州、爱荷华州、新罕布什尔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我们之所以选择紫色州（既不支持共和党也不支持民主党，又称摇摆州），是因为这些地方都没有明显的共和党或者民主党倾向。我们在那些地区的教室、会议室和小型会场给那些对此感兴趣的女性开展培训。我们知道，女性更容易被她们所认识的女性劝服。女性最关心的并不是左翼派系所说的那些问题，而是经济、政府开支和医疗保健。我们要激励更多的女性说服彼此，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选举。所以，我们给解放潜能计划的受训者提供相关的数据，让她们知道如何鼓励更多的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竞选。因此，除了关注生育的问题，我们还谈论了大量身处困境的女性案例，探讨为什么她们不能获得正常的医疗保健，以及工资下跌的原因。
在我们的培训环节里，我们可以揭开有关女性的一切“谎言”以及保守人士对这些问题的态度。比如，薪资平等的问题。虽然这个活动举办的初衷是想要为《女性平等法案》造势，但是保守主义者和共和党对同工同酬的观点表示了支持。1963年，美国通过了同工同酬的法律提案。从此，任何女性如果因为个人性别原因在薪资报酬的问题上遭到歧视，都可以利用法律的手段来寻求帮助。我告诉解放潜能计划的参与者，阻碍女性获得与男性相等薪资报酬的最大屏障在于论资排辈的体制。这种体制主要以资历和工作年限来评定薪资等级，而非绩效。因为女性特殊的生理以及传统的角色需要，她们往往不可能在年限或者资历方面与男性享有同样的优势。有哪些人在支持论资排辈的体制？工会和政府的官僚主义分子。民主党可能会用《女性平等法案》之类的招数来玩政治游戏，但是他们面临的是更加严肃的政治问题，工会里的官僚主义。民主党是完全支持工会的，因此，也一定会继续支持非同工同酬的做法。
我们从来不会用所谓的“妇女之战”这种标题来哗众取宠。我们培训志愿者学会如何针对经济运转中有关女性的事实进行政治对话。2008年以来，美国几乎有400万女性陷入贫困。也是从那一年开始，女性的年平均收入下降了733美元。女性的劳工参与率创历史新低，降至56％。
在花了几个小时消化数据，并理清人们在政治对话中所扮演的角色后，我们给了志愿者一份可能会被说服的女性名单，并让她们从中选出5位女性加入这场运动。然后，参与活动的每个人再负责邀请另外15位女性加入到发掘个人潜能的项目中来。我们的目标是说服那些没有政治党派倾向性，容易被说服的女性以及那些已经注册为共和党人，但却从未出来投过票的人。
我们在解放潜能计划中学到的是，女性，尤其是那些肩负着独自养家责任的女性是在官僚主义盛行的国家中受伤害最深的人群。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一场解放潜能计划的活动中，一名女性介绍了她的经历。她和丈夫都是波士顿的执业律师。在她的丈夫突然意外去世后，她带着年幼的孩子们搬到了新罕布什尔州。她决定开办一家小型律师事务所，这样就能兼顾事业和抚养孩子了。但这时候，奥巴马的医改法案出台了，她没有了保险政策的支持。来到新罕布什尔州后，在新的法律制度框架下，她无法获得儿科或者家庭伤害辅导员的帮助。由于负担不起高昂的医疗保险费和自付额，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事业，转而在一家大型的律师事务所上班。如今，她的工作时间更长，但赚的钱却更少，也无法照顾自己的小孩。她告诉我们，她依然无法获得她们曾经非常依赖的家庭医生的帮助。
政府本应该为人们提供帮助，却反而一手毁掉了这个女人的生活。这个女人的生活完全掌握在华盛顿特区一帮不知名的政府官僚手中。他们不对任何人负责，也不是由民众选举出来的。他们不仅控制着这个女人的生活，还让它变得不堪重负。
我从解放潜能计划中学到的另一个教训是，美国女性渴望对现实问题进行真正意义的对话。每一个对国家重要的问题，跟她们也有切身的利益关系。她们对于这些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也愿意承认她们还需要从其他人身上学习更多。想要说服女性相信这些，就需要派专人花时间去和她们沟通。于是，我们找到了小区居委会的负责人来跟当地的女性沟通，了解她们曾经生活过、工作过以及热爱过的地方。我非常感谢这86位负责人、250多名志愿者，以及105位顾问，是他们一手促成了这个项目的成功。他们举办了培训会、圆桌会议和小型聚会等不同形式的培训课程。最终，我们与6万多名选民进行了对话。
我还了解到女性都深谙社交媒体的应用之道。她们愿意相信自己认识的其他女性的观点，无论是在面对面的交谈中还是在虚拟世界中。我们通过在线社交媒体，包括脸谱网和推特，与大约14万选民进行了互动。
最后，我还了解到女性可以成为政界中强大的力量，她们代表了尚未被利用的潜能。她们是积极改变国家和人民的力量，但是这些力量，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未曾真正地有效利用过。在较短的时间里，用较少的经济成本，我们已经证明了女性可以决定谁来做我们的候选人，决定谁可以进入华盛顿代表大众，这并非因为女性也是选民，而是因为她们是真正关注所有问题的人。
最后，在2014年的竞选中，“妇女之战”这种策略失败了。在很多关键的地方，包括科罗拉多州，女性拒绝了民主党人提出的共和党人会剥夺女性生育控制权这种疯狂的言论。对于结果，女性想要的绝不仅仅是一些虚情假意的争议话题和竞选的把戏，女性需要的是具有实际意义的政治辩论。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找到这类辩题，以及开展辩论的主体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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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女性属于没有被充分利用的资源。全球各地女性几乎也都属于没有被利用的资源。
2008年，在与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共事期间，我建立了一个名为“妇女同一行动”（One Woman Initiative）的组织，以期充分地发挥出各国女性的力量。赖斯国务卿和我都是因为被几个月前，前巴基斯坦首相贝娜齐尔·布托的遇刺事件触动，才决定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我们认为，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和菲律宾等国的妇女在她们所在的国家变革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不仅是在经济领域，在政坛也是一样。通过妇女同一行动，我们让全球各地的妇女在遭遇家庭暴力的情况下，懂得寻求法律援助；为妇女在创办小型企业和农场的时候，获得经济资助；并为她们在参政议政方面提供相关的培训。我们总共筹集了1亿美元，为那些最需要钱的妇女在开展相关项目时，提供资助。
妇女同一行动背后的理念是让每一个女性爆发独一无二的个人潜能，不仅发挥她们在家庭中的核心作用，更是要充分调动她们在推动整个社区进步过程中的重大作用。我一直相信领导者是塑造出来的，而非天生。我是美国领导学院的创始人，这个学校位于南非约翰内斯堡郊外，主要是教授领导学。几年前，我出差到那里，为眼前所见的一切感到不可思议：多年前处于贫穷弱势地位的人们，如今已经有人愿意相信他们会有所成就。他们眼睛里都充满了希望之光，与我在门多塔见到的人们那种无助失望的眼神完全不同。正是这种希望之光，让我决定要为他们做点儿什么。也正是这种眼神鼓舞着我开始做我以前从未想过的事情。我看到了人们内心希望之火被点燃时的样子——那是无限的潜能之光。
妇女同一行动让我看到了世界上最无助的女性眼睛里的希望。多年以前，我开始参与机会国际的工作，它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微融资组织。机会国际提倡创业，尤其是女性创业，主要给人们提供贷款和其他最低限度的信贷、储蓄以及各种金融工具支持。2014年，我决定将机会国际和妇女同一行动两个组织合并。同年，我成为机会委员会的全球主席。我很高兴能有机会与杰出的全球首席执行官维基·埃斯卡拉，以及其他敬业的董事委员们共事。他们和我一样，为这一伟大的事业付出了个人的时间和精力，也最大程度贡献了自己的才能和资源。虽然机会国际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我们却按照企业的模式运作。我们希望企业内部的责任制度和注重成效的模式能够帮助这个机构，这样我们就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捐赠者为我们提供的资金，并优化客户的资产。
机会国际是以妇女共同的创业热情和广泛的资金网络为基础而建立的慈善组织。就如同它所做的一样，为在全世界最贫穷国家里所做的伟大事业提供支持和服务。机会国际的分支机构遍布全球22个国家，主要为女性企业家提供小额资金贷款，帮助她们创办企业、农场和学校等事业。在美洲，绝大多数的学校都是私立的，几乎所有学生都需要缴纳学费。机会国际不仅提供了一个名为教育拯救（Edusave）的项目，帮助父母为孩子的教育进行合理储蓄，还通过向运营者发放贷款帮助学校融资。
机会国际与众不同，还有一个原因是每一个项目招聘的所有运营者和员工都是当地人。机会国际不仅为她们提供微贷款，还提供保险、储蓄账户、女性创业指导等服务。经过多年的观察，我发现，通过机会国际的工作，我们随时可以发现奇迹。没有抵押物或者金融资源的女性也能够获得小额贷款，从而创办企业，出售商品、创造就业机会，最终为她们带来足够的资金去送儿女们上学。通过小额贷款，这些地区人们的贫穷循环被打破，不仅让许多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连整个地方经济都出现了发展的奇迹。
通过机会国际，我在全球各地女性创业者的崛起过程中看到了美国人同样具备的精神。美国曾经经历过的，同样也是刚果、坦桑尼亚、罗马尼亚、印度、菲律宾、哥伦比亚和尼加拉瓜这些国家和地区已经或者正在经历的。这些国家的贫穷，并不是因为人们缺乏志向或者聪明才智，而是因为他们缺乏机会和条件，缺乏奋力一搏的契机。就业和教育能够挖掘一个人的潜能，并改变他们的人生。机会国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