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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杨立三从何长工那里得知昨晚会议的最后决定，非常高兴。他当晚就兴奋地对几个要好的同志传播着“小道消息”。何长工本人有幸参加了这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在会议进行当中他由于不是前委委员，只能在旁边静听，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直到最后大家都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他这才长长地舒出了一口气。
会议结束后，余洒度、苏先骏等人随之也表示服从会议的决议，不过按他们的解释却是去追叶挺、贺龙的部队。
这时，文家市会议并未决定到哪里落脚。毛泽东在十几天前，虽然听二团团长王新亚说过井冈山这一地名，还有当地的王佐、袁文才，但毕竟不了解那里的情况。当时想往哪个方向走，实际上也是如同后来的“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不过去广东，毛泽东是坚决不赞同的。
所以，这个“向湘南退却”的决定，从表面看，是个折衷的意见，实际上，却是在照顾了大多数干部的心理倾向的前提下，确定的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这时，不仅是余洒度等人反对到农村去，起义军主力部队的下级军官也大多是黄埔学生，习惯于当正规军，从未想到过要上山。只确定要去湘南，从某种角度来看，也可以认为是去追叶、贺的部队。
基层军官和战士，毫无疑问地认为，南下就是去追赶南昌起义的队伍。
由于南下的理由能为大多数干部接受，这就决定了随后的撤退命令就能得到较好的执行。
文家市里仁中学里的争论，实际上关系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方向。最后形成的决议，最关键的一点，在于承认退却。
在当时的中共中央还强调“革命高潮”，要求夺取长沙并进而暴动夺取全国胜利的形势下，文家市会议却形成了实行退却的决议，体现了了不起的反潮流精神。
有了这个撤退的决心，下一步行动的目标就不再是城市而是安全偏僻的乡村。
至于退到哪里，到哪个山落脚，找哪个“山大王”交朋友，就可以在随后进行摸索。一条到农村积蓄力量以争取革命胜利的新道路，也就此迈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
文家市会师，是工农武装革命的一个新的转折，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是走出一条新的斗争道路的先声……
七、
文家市会议的当天，也就是9月19日，正在武汉准备向上海搬家的中共中央也召开了会议，研究秋收暴动问题。
还是在上个月召开过“八七”会议的武汉旧俄租界的那所房子里，第三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中共中央瞿秋白等领导人聚在一起。
年轻气盛的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此次情绪很激动，他好像喝了伏尔加烈性酒，脸色彤红，要大发雷霆的样子，连喘气都是粗重的。
因为苏联驻长沙领事馆发来的报告，经苏联驻汉口领事馆的信使，已经转到他手里。他看过报告后，猛地将桌子一拍，一只茶杯被震落在地，摔成碎片。
会议一开始，罗明纳兹就介绍了他从长沙收到的报告。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内还没有建立自己的电讯联络机构，各省委、区委向中央报告情况，主要靠交通员带密信或领导人赶去口头汇报。一路上要搭车船，还要躲避岗哨搜查，往往信息传递的时间很慢。苏联驻中国的各领事馆则已经有外交电讯手段，外交信使又有豁免权，所以得到报告往往比中共中央要快得多。
第十一章 会师文家市（9）
此刻，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央有关秋收暴动的报告尚未送到，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的报告就已经先到。这种“先入为主”的情况，使武汉的中共中央，只能了解到外国共产党人评价秋收暴动的一面之词。
也难怪罗明纳兹怒气冲天，这个马也尔的报告，对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央特派员充满了指责之词，把长沙城内的工作说得一塌糊涂，还扣上了许多政治帽子。
在9月中旬的那些日子里，马也尔以苏联领事的掩护身份，坐在苏联驻长沙领事馆内，通过秘密交通员，天天催促中共湖南省委快点举行暴动，口口声声要在长沙城内，也演出一场俄国彼得格勒“十月起义”的剧目来。
马也尔坚持的暴动要求，就是8月18日沈家大屋会议上的决定。
一、湖南的‘秋收暴动’决定以长沙暴动为起点，湘南、湘西等亦同时暴动，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苏维埃的政权。
二、长沙暴动以工农为主，决调陈烈、李隆光两团做暴动发火药，只要能破坏反动的政府之其他一切方法尽量实行，实现暴动。
正因为这样，当省委书记彭公达于9月6日向马也尔讲了毛泽东从安源来信讲述的军事计划后，此人就要求执行“以长沙暴动为起点”的计划，嫌计划中提出的待军队兵临长沙后再暴动是“右倾”。
彭公达忍气吞声，随之又召开省委常委会，要求不能等待，马上暴动。可是到会者都不赞成，因为手中根本没有什么现成的力量，想从第六军调来两个团当“暴动发火药”的希望，此时也完全落空。
在此情况下，只好布置于9日破坏铁路，11日再于长沙周围各县暴动，15日于市内暴动。
破坏铁路的工人纠察队虽然英勇，60人出发后四处破路，可是一般是仅能破坏几个小地方随即就被修复。11日长沙乡村的农民暴动按计划分河西河东两方进行，结果河东方面在长沙县委书记指挥下，只解散团防五处，杀土豪劣绅三人。河西方面在长沙县委农民部长领导下只解散团防局二处，杀土豪劣绅五人。广大农民根本未能起来，所以没有待正规军去镇压，只来了一些民团就扑灭了这种根本都称不上为暴动的起事。
9月13日当天，得知浏阳、平江和安源同时发生暴动，国民党省政府宣布戒严，长沙城内倒是起了些恐慌。
马也尔这时又催湖南省委赶快组织城内暴动，彭公达却犹豫不决。他一面认为“来一个暴动，长沙虽然不敢说可以拿下，亦可以与浏平及鄂南一个帮助。”同时也感到自己手头根本没有力量，再看见国民党军队在城内到处布防，省委能掌握的那点秘密工农队伍只有十几支枪，于是又说：“要起来暴动一下是可以，但结果只是一个完全的血海运动。”
到了事先预定的9月16日暴动日的前一天，长沙市面上已经平静，传来的消息是浏阳、平江一带的暴动队伍都被击败，并向江西退走。这个时候不论马也尔如何催促，彭公达、易礼容等湖南省委委员也明白搞这种无谓的“血海运动”，是让革命者去白白送死，所以还是通知省委取消长沙暴动计划。
领事馆内的马也尔毕竟不能指挥中国人，此时只好告状，说中共湖南省委停止长沙暴动是“表示党的懦弱心理”，同时又指责派到湘东的中央特派员率军“逃跑”。这个马也尔又根据自己听到的一些片面之词，夸大地宣传发动暴动的形势如何好，长沙市内的国民党军政当局是如何恐慌，可惜中共湖南省委不敢行动。
同样是不了解中国国情的罗明纳兹，就以马也尔的报告为根据，向瞿秋白等人挥舞起“尚方宝剑”。充满革命激情却又有书生气的瞿秋白，一时也对前一段他很称赞的毛泽东及湖南省委不满起来。根据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的报告中的那些材料，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当天的会议上立即做出决定，要求湖南省委再攻长沙。
这个决议既点了湖南省委的名，也指责了“中央特派员”，实际上就是指毛泽东。这个中央决议对毛泽东和湖南省委扣了一连串帽子，批评他们停止长沙暴动计划和放弃株洲、醴陵、平江、浏阳，而带着工农革命军退走是“临阵脱逃”，后面的命令尤其严厉——
第十一章 会师文家市（10）
“应一面命令萍、浏、平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暴动。”
不过，这个中央决议送到湖南时，已根本无法执行。
因为就在这一天，文家市会议已经决定了工农革命军向湘南退却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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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任弼时正在赶写关于秋收起义的情况报告……
八、
长沙城内离开了军队的支援，根本谈不上能搞什么暴动。湖南的国民党当局察觉了苏联驻长沙领事馆与暴动的关系，随后查封了该馆并强迫所有人员离境。
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不仅不能再搞什么暴动和进攻，处于湘赣边界处的那点剩余下来的工农革命军的生存，都已受到严重威胁。这时国民党还没有建立什么有效的情报机构，不过暴动发生后“毛委员”的名字四处传扬，引起了反动当局的高度注意。
湖南省代主席周斓，听说此次秋收暴动系全国著名共产党首领毛泽东在主持后，马上下达了这样的命令：
“立即加派第八军一团车炳谦营长，于24日率部赴浏阳协剿，一面通令各军，如获毛逆者，赏洋五千元。”
这是当时湖南本省的最高赏额，在此之前，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悬赏的20名共产党人名单中，陈独秀、瞿秋白等人是排在最前面的，当时毛泽东排在第11位。随着毛泽东的活动影响目益扩大，国民党当局的赏额还在不断提高……
此时，集结到浏阳附近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有三个团以上。在刚刚取胜之余，又得到悬赏的诱惑，于是他们又向文家市方向扑来。
在此情况下，这个山区小镇已经不能久住。
为了向部队说明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振作士气，毛泽东决定在文家市会议第二天，即9月20日向全体人员讲话。
对于参加暴动的多数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并聆听他的讲演，印象至深。
那是一个天气晴朗，朝霞满天的早晨。初升的太阳照亮了整个文家市，里仁学校的操场沐浴在一片金色阳光之中。操场南面是个小山坡，栽满了茶树。在操扬靠山坡的一头放着一张从学校搬来的课桌，算是主席台。
随着集合号声响起，工农革命军一千五百多人面向山坡整好了队，仅有的两挺重机枪架设在队伍前面。
会场周围集聚了好几百看热闹的群众。老乡们远远地站着，那些十四五岁的学生为了看得更清楚一些，有的爬到树杈上，有的上了墙头。
此时年仅12岁的浏阳少年胡耀邦也在这些人当中，在他的身边，比他高出差不多一个头的少年，是他的表哥杨勇。
这两个少年，也在这一天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杨勇身材高大而结实，脸色黑红，眼神刚毅而坚定；胡耀邦个子瘦小，脸色白净，眉宇之间透出一种灵秀之气。这两个少年，望着起义军队伍，望着飘扬的红旗，眼里都闪出亮亮的、神往的光……
师部的一位值日官把队伍集合成一个讲话的队形，等待着首长讲话。
“立正——！”随着值日官一声洪亮的口令，官兵立即看见毛泽东同志在卢德铭等人的陪同下，跨出了教室门槛，站在右门边的三层台阶上。
尽管前一天晚上在里仁学校刚刚进行了会议争论，也许是由于得出了满意的结论，毛泽东这天早上显得特别有精神。
他仍然穿件蓝布长衫，脖子上系着黑条纹白方格的土布长巾，一副典型的乡村教师的打扮，但是双目却炯炯有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