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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强势时，就必须制约投票者，只能实行有记名投票并公示有关情况。1995年开始的海南省青年文学大奖评比就采用了这种办法。相反，投票者是弱势时，就必须保护投票者，应实行无记名投票，推举协会各位负责人等活动中则采用这种办法。2000年，海南省作家协会再一次换届，新一届班子成员的候选人，也是按理事会和机关两次民意测验时得票多少来择优确定的。根据现行体制的规定，这些候选人还须经省组织部门“考察”，但这些部门后来考察了几个月，得出的结果与民意测验没有多少出入。
当然，民意的表决并不见得总是正确和符合道义的，民意受到表决者浅近利益和知见以及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他警惕把民主当万能膏药来对待的态度。在涉及超出这个群体眼前利益范围的事情时，在民意可能受到特殊文化因素左右和强奸的环境，民主都必须慎用。在一些需要专深知识才能做出正确判断的事情上，也不宜采取大民主的方式来表决。比如杂志社有了一些收入，而这些收入既可以用来投入社会公益事业也可以分作员工奖金，那么在资金如何使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民主？如果拿来投票表决，吃光分光的主张最终很可能成为多数人的主流意见。“在这个时候，民主可能就会有些丑陋了，而‘独裁’和‘集权’势必就是遏制丑陋的权变之策。事实上，每碰到这种挠头的事，我就只好像个专横的恶霸，暂时充当民主的叛徒。我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谈到民主很可能助长而不是遏制极端民族主义狂热，就是基于这种日常经验。我还相信，真正成熟的民主体制一定要授权什么人或者什么委员会，在群体利益形成对外侵害的时候，能够实行特殊议题上的一票否决。民主不意味着民众崇拜，相反，理智和成熟的民主一定要给自己装上某种安全制动闸。”（同上注）在这些政治实践中，韩少功身上的世俗智慧得到了运用。深受重视经世致用的湖湘学派影响的他，注重理论的实践品格，在大原则的执拗之下，讲究策略的灵活变通甚至手段的应机运用。比起书生气浓厚的迂腐的知识分子，韩少功要多出几分江湖气。蒋子丹《〈韩少功印象〉及其延时的注解》一文，曾经指出韩少功骨子里充盈着东方人含蓄的狡猾，说“只要你细心观察一下韩氏谈笑时黑眼珠子间或一轮，言语中须臾片刻的迟疑和停顿，就可知道他的锋芒和精明了”（《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6期）。此言并非捕风捉影。倘若没有原则上的坚定性，一个灵活机巧的人可能会演化成为一个混世魔王；倘若执著于原则的坚定性，缺少应对复杂局面的灵活身段和手腕，一个人的理想很难进入实践操作的层面，在现实生活中有所作为，善良的愿望最终也就成了空谈。然而，那些在原则上没有任何理想坚定性的人，他们往往以与时俱进灵活变通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那些张扬理想旗帜的人，他们在策略上的灵活变通很容易成为一种用来攻击他们的把柄，当成虚言欺世乃至奸佞狡诈的举证。韩少功想必不会不清楚这一点。在《完美的假定》一文中，他就写道：那些怀抱理想的人“他们也是人，当然也有俗念和俗为，不可能没有意识形态的局限，难免利益集团的背景和现实功利的定位。挑剔他们的不足、失误乃至荒唐可笑，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性而上的迷失》，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领导者的行为表率与制度设计一样重要，韩少功是一个勤奋的劳动者，厌恶少付出多获取的贪婪行为，耻于利用职位之便占有他人劳动和享受社会的优惠待遇，许多琐碎的事情都亲力亲为，避免给别人增加工作负担，也避免给自己增加心理负担。直到后来成为文联主席，他都是最少给部下带来麻烦的领导。有一年因为长时间头痛需要做头部手术，他没有告知什么人，也没有通过关系去找医院，就一个人在妻子陪同下悄悄住了进去，被安排在最靠近厕所和盥洗室的四铺位病房，因为水龙头开关失灵，流水声二十四小时哗哗不断。他实在睡不好觉，就跟科室医生提出了交涉。同室有一个病友揣摩半天之后作出判断：你是一个科长。他只是笑笑，询问对方病情如何。手术后的第二天，病友发现来探望的人中有些人看起来有科长模样，就给他提了一级，说：我看出来了，你是一个副处长！临到出院时，该病友又给他提了一级，说：“处长走好！”
旧瓶子里装新酒（6）
在一篇应约给某刊物写的命题作文《一天流水账》中，他记录了作为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兼《天涯》杂志社社长的生活内容——
早近8点起床，散步菜市场购豆腐、青菜、酱油等，备老婆回来后的炊事。两只油饼一杯热茶算是早点。餐后继续审校《天涯》一篇文学评论的译稿，计改错数十处，删四千多字，似勉强可以出手了。译者的粗疏让人感叹。单正平译杰姆逊《文化与金融资本》一稿则明天再说。约10时半至退休前任作协主席家谈他的住房问题，或购新房（私人按规定出资一部分），或调换旧房，两种方案任其选择。中午到机场接从湖南度假归来的老婆。我比她早归一周。此次北行最大收获是带孩子冒大雪访当年下放地，见几个好山好水的去处，当年李龙光诸朋友邀我们在那里建房安居。因一武警车在机场“霸道”，车子困在泊车位约40分钟才得返家。车上谈湖南麻将狂潮等社会败相，“赌汉不知亡厂恨”，下岗老同学们的状态堪忧。约14时半拆阅一大堆假期积压的来信和报刊。有《中华读书报》“97风云录”文列“马桥诉讼”两条起因——所谓《马》书“模仿”和为《天涯》做广告——均与诉讼事由无关，可见舆论搅水仍有残余效果。但此类曲解无须逐一辩白。世界之大，即便有数十万乃至数百万人的误解应属正常比例之内。16时许继续译《惶然录》，得两页。此书稿理应年前交付出版社，眼下看来要拖到三月，奈何？惊羡原作者有如此美丽的思想和文字，可比出自己的肤浅和平庸。晚餐时接海南大学张志扬电话，答应明天下午去听汤一介、乐黛云、赵一凡等人演讲。又与一作家通电话，查清了《天涯》译稿中所引述他的一段原文。晚有孔见来访，听他谈邢家宋朝迁来海南以后的各种故事，其中将盗匪活捉后凌迟下酒时盗匪苦求一死的情节惊心。谈到我近期小说写作的打算，我建议取消“小说”概念而以“叙事”取代，以打通各种叙事文体的手法和破除传统体裁专制。
入睡前查电子函件，今天没有。
《天涯》改版，聚集了许多殊胜的因缘，也凝结了许多人的智慧和才华。
按照单正平的说法，《天涯》的编辑把每一期杂志都当成创刊号来对待。韩少功和他的同事们为刊物生产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些努力没有付诸东流，《天涯》在改版的当年就被《新民晚报》评为1996年国内文坛十件大事之一（居第二位）；第二年被《书城》杂志评为全国十二种精品杂志之一；1998年5月，作为中央电视台《文化视点》栏目选评的全国四种文学期刊之一，杂志主编蒋子丹应邀在该节目中介绍《天涯》；同年10月，在“上海在线”网上发布的“东方书林之旅”图书排行榜中，《天涯》是上榜图书中的唯一一份杂志。当时读书界流传“北有《读书》，南有《天涯》”的口碑。在短短的时间内，杂志就奠定了自身在中国人文知识界的地位，在国外的影响也渐渐荡漾开来。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新左翼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法国新小说派代表作家罗布？格里耶、汉学家安妮？居里安，荷兰汉学家雷马克，美国汉学家朱迪？###，日本学者山口禾子先后到《天涯》访问。有的还与杂志社的编辑一起津津有味地吃五块钱一盒的快餐。法国国立图书馆，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以及美国哈佛、耶鲁、芝加哥、柏克莱、斯坦福，日本早稻田，德国海德堡等六十多所世界著名大学的图书馆及汉学研究机构，都成为《天涯》的长期订户。而在海南岛一次民间问卷调查中，韩少功也和三亚的岈龙湾等名胜一起并列为热爱海南的十二种理由。
由于杂志特殊的定位，它的社会效应没有充分转化为经济效应。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天涯》还谈不上什么成功，而它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的影响，也没有被韩少功过高估计。在《我与〈天涯〉》一文中，他写道：“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我也知道人类有了几千年的灿烂文学之后，酷爱贝多芬的纳粹军官要杀人还是杀人，熟读苏东坡的政客要祸民还是祸民，20世纪的坏事并不会比几百年前或几千年前更少。文学也好，思想也好，并不能阻止战争、专制、###等各种社会悲剧一再重演。那么一种杂志，无论发行量大还是小，质量高还是低，最终能于世何益？人类几千年来的文字生产出来，只不过是像一些石子投向湖面，虽然会激起大小不同的一些浪花，但很快就会消失无痕，人性和社会的浩瀚大海仍然会一次次证明它最终不可变易。《天涯》这颗小小的石子能溅起多大的浪花？我十分害怕面对这样的冥想，特别害怕在夏夜的星空下来回答有关意义的难题。星空总是使我们哆嗦而且心境空茫。于是让我们还是回到阳光投照的办公室来吧。在我的面前，一篇等着要发的文稿终于在第八遍或者第九遍调整润色之后完成了编定，终于在我翻乱一大堆书之后完成了一段重要引文出处的校正。在这个时候，我只能认定这个大多数读者根本不会注意的出处本身就是价值，我的滚滚哈欠本身就是快乐。”“我们只是交出了我们的体温。”十年之后，在纪念《天涯》改版的座谈会上，韩少功又这样说：“《天涯》不是一个畅销的杂志，按照某种流行的成功标准，我们没有暴得大利和大名，是不成功的。但这不要紧。人一辈子不能光做聪明的事，有时也要做些傻事。如果我们以后回想这一辈子，这个风险也躲过了，那个苦头我也躲过了，这个人我没有得罪，那个人我也一直拉拉扯扯，我们的这一辈子就十分令人满意吗？人生要有意思，恐怕还需要做点傻事。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在我们这个大家都特别聪明的时代，我想说的是：我傻故我在，我们傻故我们在。”这些话显露了他机巧背后潜藏着的某种笨重的东西，世俗智慧背后某种愚不可及的倔强。玩味辩证法颇有心得的他，总是喜欢在相反的两极之间寻找安身立命的区域，让自己的心活络起来，不至于被一些观念绑架。
马桥事件（1）
被《新民晚报》评为1996年国内文坛十件大事之一的，还有韩少功的词典体长篇小说《马桥词典》。
尽管随笔的写作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但在韩少功的文学活动中，他最看重的还是小说的写作。他认为小说仍然是一个作家综合能力的表现，只是他已经读不下那些把事情写得有头有尾、有滋有味，却不能提供多少情感冲撞和心智开启的小说了。对于熟悉传统小说套路的人，技术因素已经不起作用，许多故事一开头就很容易知道结果。他试图尝试一种跨文体的写作，将许多非小说的因素引渡到小说中来，譬如把小说写得像散文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