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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件艰巨的任务，无法通过法律途径去完成。法庭和法官均负不起执行如此极端之政策的重任。他估计——粗略地估计——在德占区就有３５０万犹太人。“我们不能枪毙这３５０万人，不能将他们毒死。但我们可采取措施，成功地灭绝他们。我指的是柏林正在讨论的措施。与帝国一样，德占区也将会没有犹太人。在什么地方搞，何时搞？我们将在这里设立机关，这是他们的任务。到时，我会告诉你们他们将怎样搞。”
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０日，波勒来到柏林参加海德里希召开的会议时，比大部分与会者都了解会上之所云。上午１１时许，坐落在格罗森·万塞街５６—５８号的“帝国安全主要办公室”的一间房子里，集合了１５条大汉，有罗森堡的东方部的代表，有戈林的空军计划处的代表，有内务部、司法部、外交部的代表，还有党务部的代表等。众人随便在桌旁坐定后，主席海德里希便开始讲话。他说，他“身负重任，把最后不分疆界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搞出来”说完这番委婉话后，他接着又遮遮掩掩说了一句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此话涉及希特勒）“现在不搞移民了”他说，“有一种更好的解决办法，元首已表示同意——那就是，将他们驱逐至东方。”
说到这里，海德里希拿出一张图表，该图表显示出何处的犹太人聚居点要撤走。他还暗示了他们的命运。适合劳动的将组成劳工队，但是，苦难中侥幸活下来的人们也不准自由行动。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便会“组成新的细菌细胞，让犹太民族重新崛起。历史已给了我们这个教训。”
罗森堡办公室的代表格奥尔格·勒伯兰德摸不着头脑。外交部的马丁·路德也被搞得糊里糊涂。他抗议道，大规模撤走犹太人将给丹麦和挪威等国带来严重的困难。为何不把驱逐地限于巴尔干半岛和东欧？与会者离开柏林时，脑中的印象五花八门。波勒完全明白海德里希所说的。但路德却对弗里茨·赫塞说，没有屠杀犹太人的计划。勒伯兰德和他的上司阿尔弗雷德·梅耳，也向罗森堡作了类似的汇报。他们说，会上只字未提灭绝一事。
３０份会议记录被分发给各部和党卫军的各主要办公室。这样，“最终解决”一词便在帝国机关内为人所共知了。然而，海德里希之所云的真正意思却只有接近灭绝行动的人才能心领神会。不过，说来也怪，在这些精选人员中，许多人竟相信，阿道夫·希特勒本人并不知道他们阴谋进行集体屠杀。例如，主管盖世太保的“犹太人撤退办公室”的党卫军中校阿道夫·埃希曼就认为这是个神话。万湖会议后，他与盖世太保头子缪勒和海德里希一起，”
舒舒服服地围壁炉而坐”一边喝酒，一边唱歌。“过了一会儿，我们登上椅子，互相祝酒；然后又爬上桌子、登上椅子来回闲走。”
埃希曼加入了此次欢庆，一点儿也不反感。“那时”他后来作证说，“我真有点儿彼拉多（判耶稣钉十字架者——译注）的感觉，因为我内心完全无愧……我要审判谁？在这件事情上，我有心事又向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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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缪勒和海德里希，不过是在执行元首本人制定的法律罢了。
数天后，希特勒本人不自觉地证实，“最终解决”的确是他提出来的。“我们必须采取激烈的行动，”
１月２３日午餐时他当着希姆莱的面说，“拔牙时，只要使劲一拔，痛苦便很快消失。欧洲必须清除犹太人。犹太人阻碍了一切。一想到这点，我只觉得自己真是人道到了异乎寻常的地步。在执行教堂的规定时，犹太人在罗马还受到虐待。直至１８３０年，每年还有８名犹太人骑驴在罗马游街。至于我，我只限于告诉他们，他们应该走路。中途要是出了什么事，我就无能为力了。但是，如他们不自动自觉走，没办法，我只好搞灭绝了。”
在此之前，他从未向共餐者如此开诚布公地讲过。对此问题，几乎全神贯注。到１月２７日，他再次要使所有犹太人从欧洲消失。
数天后，为庆祝国社党执政９周年，他在体育馆发表演讲，公开暴露了他对犹太人的忧虑。“对犹太人，我真不愿开口议论”他说。接着，他便长篇大论起来：“他们是我们的宿敌。因为我们，他们的计划破了产，所以，他们恨我们，我们也恨他们。我们明白，这场战争结束时，不是日耳曼民族从欧洲消失，便是犹太人消失。”
他提醒听众——内中有４０名左右高级军官——注意，早在１９３９年，他就曾预言，犹太人将被消灭。“流血至死的不是别人，正是犹太人，这还是第一次；犹太人的古老的法律‘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被应用，这也是第一次。这场斗争越展开，反犹斗争也越将继续——这一点，请全球的犹太人相信好了。他们会在每个战俘营中找到归宿，在每个被唤醒为何要它作出牺牲的家庭中找到归宿。除掉世界上最凶恶的敌人至少一千年内才能作到的时刻，将会到来的。”
对那些正在设计毒气室的人们说来，对那些在波兰建造屠杀中心的人们来说，特别是对那些正在使用“最终解决”的机关的人们来说，这是集体屠杀的号角。但是，对外国观察家，例如阿维德·弗雷堡来说，希特勒那天下午的露面和讲话，似乎是德国将遭受灾难的先兆。“他的脸孔”这位瑞典记者写道，“似乎饱经风霜，他好像拿不定主意。”
（２）在元首看来，消灭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就跟生存空间一样重要。他已把对俄国的入侵变成了意识形态之战，所以，只有这样去看待他的军事上的决策，人们才能明白它们。将军们认为不合理的，并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１９２８年所作决定的成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军事上，在莫斯科大门外遭受惊人的失败之前，他从未表现过如此的敏锐。将军们士气低落，哀求总撤退。他虽身受这些人的包围，但并未丧魂落魄，坚决拒绝后撤。最有成绩的坦克指挥官古德里安辩论说，在如此不利的地形上打阵作战，必将导致最精锐部队的无谓的牺牲。希特勒不为古德里安此说所动，指责他太同情士兵们所受的苦难。“你太同情他们了。你该再靠后站一站。相信我好了，从长远的观点去看待事物时，你会看得更清楚些。”
希特勒残酷地强迫施行其命令，使他得以将陆军集合在他周围，并阻止俄军的前进。代价是惨重的，但许多将领，包括约德尔在内都不得不承认，是他拯救了他们的部队，使他们免遭拿破仑的军队的命运。“我毫不留情地进行干预”他对米尔契和斯佩尔说。他还解释道，他的最高级的将领竟愿意撤至德国边境以挽救他们的部队。“我只能告诉这些先生们，‘我的先生们，你们自己尽快回德国去吧。把军队交给我指挥好了。’”在其他战场上，一切都进展顺利。在法国，依旧支离破碎的“抵抗运动”可不屑一顾；在地中海，意大利的“人雷”和水雷在不久前曾炸沉母舰一艘、战舰三艘、巡洋舰两艘，从而把大不列颠的东方舰队作为一支战斗力量消灭。还有，隆美尔已几乎作好准备，在北美发动号一次大型攻势；德国的日本盟友则在太平洋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与此同时，希特勒也深知，东方危机绝未过去，于是便下令对帝国全国的工业和经济总动员。他说，目前的努力仍不足，闪电战的战略必须放弃。他虽然用带有希望的语言号召进行长期战争，自己却心存恐惧——一如不久前他私下向约德尔透露过的，即他怕胜利再无法取得了。
在餐桌旁的谈话中，这些阴暗的思想是从未暴露过的。他继续谈论抽烟的种种坏处，开汽车的喜悦，各种狗，《崔斯坦和易梭德》的来源，汉夫斯坦格尔太太的美丽以及犹太人。关于前线的残酷的斗争他谈得很少，若谈起，也表现乐观。例如，在冬季危机到达顶峰时，他声称，只要领导站得稳，没有哪种事业是无望的。“只要有一名坚强的战士在高举战旗，那就什么也未失去。信念可移山。在这方面，我是冷酷的。为了自保，德国人民又不准备奉献一切的话，那很好！就让他们消失好了！”
进餐时的这些泰然自若的表演已被他的外表所掩饰。“他与先前大不相同”赫维尔对一个友人说，“他变得既阴郁又固执。他不惜一切牺牲，表现出一点儿也不仁兹，也不谅解他人。你若看见他，你会认不出来的。”
２月８日，西壁和高速公路的建造者弗里茨·托德坠机身亡，使希特勒的思想受到一次粉碎性的打击。早餐时，人们在猜测谁将取得托德的职位，出任武器弹药部长——这是帝国最重要的职位之一。整夜都在与希特勒研究柏林和纽伦堡的城建工程的艾伯特·斯佩尔，次日一早便被元首任命为该部部长。斯佩尔真如雷击！这位建筑师抗议说，他对此种事务一无所知，但元首打断了他的话。“我对你有信心，我知道你能担任此职。另外，我也没有别人了。”
在总理府的“玛赛克厅”里举行的托德的葬礼上，希特勒悲恸已极，致悼词时几乎连话都说不下去。葬礼一结束，他便躲进自己的寓所。过了几天，他好歹恢复平静后，便在体育馆向新近任命的一万名陆军和武装党卫军尉官发表演讲。他脸色严峻，讲到了在俄国所受的灾难，但未谈及详情。他说，你们这些青年军官，即将奔赴东部战场，从赤色分子的铁蹄下拯救德国和西方文明。这篇演讲感人肺腑，听众中许多人失声痛哭。站在希特勒身旁、被晋升为贴身副官的理查德·舒尔兹也深受感动，竟想亲身参加战斗。“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刻呆在家里，这真是个耻辱。”
这些新任尉官原被令不得鼓掌，但是，当希特勒从过道上走过时，他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们疯狂地欢呼，许多人还跳上椅子。
对希特勒而言，这阵自发的欢呼真是灵丹妙药，令他振奋，但是，一回到“狼穴”他又精神萎靡不振了，显得既疲惫不堪又面黄肌瘦。四周厚厚的一层大雪加深了他的愁闷。“我历来讨厌雪”他对他的影子鲍曼说。“鲍曼，你是知道的，我历来讨厌雪。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它是一种预感。”
在读到俄国战场上截至２月２０日止的伤亡数字时，希特勒绝望了：死亡１９９，４４８人，受伤７０８，３５１人，失踪４４，３４２人冻伤１１２，６２７人，但他很快又恢复了神态，重又获得信心。在餐桌旁，他又开始谈论德国士兵如何成功地、奇迹般地熬过了酷刑般的俄国之严冬。他松了一口气，向众人宣布，星期天就是３月１日了。“弟兄们，你们想象不到这对我意味着什么——过去３个月来我的力量消耗了多少，我的精神抵抗力又受到多大的考验。”
他透露，仅在１２月的前两周，他就丧失了１０００辆坦克，还有２０００台机车被打瘫。但是，冬季最严酷的时刻已经过去。“一、二月份已过去了，敌人也休想盼望我们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