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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分钟后，大多数密谋者都集中在奥尔布里希特的大办公室里，焦急地等待着施道芬堡。有人宣布：施道芬堡的车子已进了大院！片刻后，上校神采奕奕地闯进办公室，带来了热情和信心。施道芬堡把自己看到的告诉了他们——一声巨响，火焰和浓烟。“可以断定”他说，“希特勒已经死了。”
他们必须立即行动，一秒钟也不能再浪费了！即使希特勒仍然活着，他们也要尽一切努力，推翻他的统治。贝克同意这一意见。
施道芬堡给他的表弟挂了个电话——他表弟在巴黎，在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的司令部工作。他把爆炸一事告诉了他。“行动的道路已敞开了！”
他说。听到这条好消息后，施图尔纳格尔将军便立即行动起来。他令在法国的高级通讯军官将法国与德国之间的无线电通讯和电话通讯全部切断——他们自己与柏林的通讯除外。
在本德勒大街，施道芬堡正在使出全身的解数，力图将弗洛姆将军再次争取过来。他向他保证，希特勒确实死了。但弗洛姆却一再重复凯特尔的话。“与通常一样，凯特尔陆军元帅又在撒谎”施道芬堡说。紧接着，他自己撒了个谎：“我亲眼看见人们将死了的希特勒抬出去的。”
“根据这点”奥尔布里希特插话说，“我们已向各军区司令发出了内部发动兵变的暗号。”
弗洛姆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他的身体如此笨重，此举确实令人吃惊。他一边插桌子一边高喊（像在操场上训话时那样）“这分明不服从上级。你说‘我们’这是什么意思？”
他下令取消“女神”的警备令。
施道芬堡再次努力，试图让弗洛姆相信希特勒真的已死。“那屋里的人没有一个能活的”他争辩着。但弗洛姆却无动于衷。“冯·施道芬堡伯爵”他说，“这次行动失败了，你必须立即开枪自杀。”
施道芬堡断然拒绝。奥尔布里希特也请求弗洛姆立刻采取行动，否则，德国便永远被毁灭了。弗洛姆把矛头转向了他。“奥尔布里希特，这是否意味着，你也参与了政变？”
“是的，将军。不过，我只是外围边上的人物。”
身材高大的弗洛姆，低头对奥尔布里希特怒目而视。“那末，我正式将你们三人逮捕。”
奥尔布里希特面无惧色，同样怒目而视。“你无权逮捕我们。你不明白谁在掌权。是我们要逮捕你！”
两位将军从唇枪舌剑发展成拳脚交加。施道芬堡前去解围，脸上挨了一拳。弗洛姆这个庞然大物，只是在手枪的威逼下才被制服。他被捕了，被关在隔离房间。下午５时许，大楼的各大小进出口，以及楼后被炸的地段，都安了岗哨。持有由施道芬堡签署的橙色通行证者，方得进楼，没有类似的通行证或有签字的命令，谁也不准离开大楼一步。
（６）虽然本德勒大街终于被密谋者完全控制，在“菩提树下”办公的冯·哈斯将军却陷入了困境。１小时前，他以柏林卫戍区司令的名义，命令警卫营封锁政府区，谁都不准外出，不管是将军还是部长。原系“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之一的警卫营营长奥托·雷麦少校，要求首先证实元首确实已死。
哈斯说，他确实已死，是被党卫军谋杀的。谁接替希特勒？雷麦问——因为他觉得“事情有点可疑”哈斯要他别再傻问，赶快让警卫营行动。
雪麦的伙伴汉斯·哈根中尉（就是在柏林向警卫营演讲国家社会主义者）也同样产生了怀疑。趁周围没有别人时，哈根对雷麦说，这好像是军事政变。雷麦相信了。哈根请求允许他去找他的老上司戈培尔澄清局势。雷麦给他找来一辆摩托车，并令他立刻将情况报回。雷麦在检查对内城的封锁情形时，哈根（入伍前是个作家）已坐在摩托的斗车里，直奔宣传部长的官邸去了。他听见戈培尔不时在喊，像是条顿人的保罗·列维尔（１７３５—１８１８，美国爱国志士——译注）似的：“军事政变！”
戈培尔的官邸已成了混乱的中心。柏林市长带着一名市政议员，也前来找戈培尔；相互矛盾的谣传把两人搞得糊里糊涂。施佩尔也是如此。刚才施佩尔看见一群雷麦的士兵，扛着机枪，朝布兰登堡大门跑去；还有的就在宣传部门口站岗。
满头大汗的戈培尔，正在给党的官员和军区司令打电话询问情况。看来，驻扎在波茨坦的部队和省卫戍区的部队正朝城市开来。形势非常危急，但戈培尔却发现了一线曙光：叛军尚未在电台发表政变成功的通告。于是，他便急忙草拟自己的公告，这件事是很难处理的，因为将事实草草说上几句便会引起惊慌。
就在这时，被摩托车颠得够受的哈根，推开人群，挤到戈培尔跟前。这个军人兼作家上气不接下气地叙述了一通，戈培尔听得很不耐烦。末了，戈培尔问，雷麦其人是否可以信赖？绝对可信！他不是在战场上８次负伤吗？戈培尔仍有疑心，令哈根把雷麦找来。如果两人半小时内不回，那末，戈培尔说，雷麦少校不是叛徒便是被武装扣押——他便派党卫军去夺取“菩提树下”的卫戍区司令部。
片刻之后，即下午５时３０分，戈培尔再次被叫去听电话。电话是希特勒打来的。他督促戈培尔立刻广播，让人民知道他依然健在。戈培尔立刻将广播稿用电话传给了广播电台。电台已被步校叛军占领，但戈培尔的声音却把叛军的指挥官搞糊涂了——或者说吓坏了。他连忙答应不干预这份公告的广播。
与此同时，希特勒已为坐立不安的顾问们所动，怀疑宣传部长戈培尔也是个叛贼。他再次给戈培尔打电话，严厉斥责他长时间拖延，不广播告示。戈培尔激烈地反驳说，此事不该由他负责，责任该由无线电广播处的人来负。希特勒信了他——至少是他说他信任他——把电话挂了。
最初谣传的希特勒的死讯，给几十个女电话接线员带来了歇斯底里和眼泪。它传开后，人们感到愕然和恐惧。证明元首未死的新闻广播又给人们带来了眼泪——喜悦的眼泪。
贺电、贺信纷纷向“狼穴”飞来。陆军元帅米尔契在电报中称，他“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仁慈的上帝保佑了您，使您幸免于难。未遭怯懦暗杀者之毒手，为德国人民和陆军保存了您”这些欣慰之辞，并非全是为了自我。绝大部分德国人都觉得，民族的前途有赖于元首。
在柏林，雷麦少校刚将政府区封锁完毕。他怏怏不乐，因为到现在他仍未听到元首仍健在的消息。他是怀着恐惧的心情执行任务的。任务完成后，他向哈斯作了汇报。对他所提的问题，哈斯的回答都含混不清，这更加深了他的恐惧。雷麦很是不满。后来，哈根前来找他，说戈培尔部长要立刻见他！此时，他已有心反叛他们了。雷麦暗想，这是内战。于是，他便同哈根上楼去见哈斯，把戈培尔的话又说了一遍。哈斯将军佯作吃惊，而当雷麦说哈斯必须立刻去见宣传部长时，哈斯竟命令他不准离开客厅。另一位少校，也是个密谋者，出面干预了——他对哈斯眨了眨眼，心照为宣。他说，见戈培尔是雷麦的职责——还应将他逮捕。雷麦出了大楼，心下十分烦乱。“哎，我不得不拿命去赌博了”他对副官说。之后，他便带了２０个人，直奔宣传部去了。
戈培尔正在核对时间。他曾几次打电话找雷麦，均未成功。现在，离截止的时间——晚７时——只有两分钟了。雷麦进来了。他并未告诉戈培尔他已奉命将他逮捕，他也不相信戈培尔之所云——戈培尔说，他刚与元首通话。他说，只有他亲耳听到元首说话他才相信元首还活着。
“悉听尊便，少校。”
说着，戈培尔便给拉斯登堡挂了个电话。不到１分钟，他便对希特勒说：“警卫营营长雷麦少校跟您说话。”
雷麦机警地接过话筒。里面的声音可能是录音，也可能是某人模仿元首说话的声音。“是你吗，雷麦少校？”
他听到的声音说。“你现在在干什么？”
这声音当然是像希特勒的，雷麦把迄今之所为告诉了他。但他的话肯定露出了怀疑的破绽。“你是否相信我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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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麦回答说，他相信——实际是，他还不完全相信。
希特勒说，他赋全权与雷麦，要他保证政府的安全。“你认为需要做的，你就做。每个军官，不管其军阶如何，都由你指挥。”
他命令雷麦立刻全面恢复秩序。“如有必要，可动用暴力。”
一个“暴”（ｂｒａｃｈｉａｌ）字，便使雷麦完全相信对方确是希特勒无疑了。他唰的一声来了个“立正”“你仅对我负责”希特勒重复了一句，并立即晋升他为上校。
雷麦把宣传部变成了指挥部。他首先给冯·哈斯将军打了个电话，说他刚与元首通完话，元首给了他指挥全权。他令哈斯立刻向他报到。哈斯愤怒地拒绝了。“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个大将军要跑到一个小少校那里去报到？”
“将军，如果你不想来，我就叫人把你抓起来。”
雷麦说完，便派人去占领哈斯的司令部。接着，他又通知柏林地区各部队，说现在他们全归他指挥。各单位的指挥官，不管军阶高低，未提一声抗议，全都接受了他的指挥。这他并不觉得奇怪。末了，雷麦上校将全营官兵集中在宣传部的花园里，听戈培尔亲口讲述暗杀的详细情形。
此时，被制服了的冯·哈斯将军也来了。他已不再生气，实际上，好像要拥抱雷麦似的。他满口恭维，还问题提个不休。雷麦无奈，只好客气地将他打发走，以便继续进行恢复秩序的工作。戈培尔对哈斯可有点降格相待，向他提了几个简短的问题。哈斯有点结结巴巴地作了回答。如果他给妻子打个电话，让她弄点吃的，部长会介意吗？“那就是我们的革命家”将军出去吃东西后，戈培尔讥讽地说。“他们脑中装的全是吃、喝和给女人打电话。”
本德勒大街的电话总机忙个不停。军官们不断打来电话，询问新闻广播的详细情况。收到“女神”警戒令的各单位也想从弗洛姆口中证实早些时候关于希特勒已死的报道是真是假。问题是由旋道芬堡答复的。他坚持说，希特勒已死。如果询问人是密谋者，他就说计划仍在执行。他告诉他们，广播新闻是一个把戏。陆军在掌权，一切都很好。
最后，起义的名义领导者之一，陆军元帅冯·维·茨勒本，身穿全副军装前来接管了。一整天，他都高高在上，但为了弥补他的姗姗来迟，便在下午７时３０分左右，以陆军新统帅的身份，发出了一份措词强硬的指示：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死了。一群寡廉鲜耻的、非战斗人员的党的领导人，利用这一局势，企图对战斗力量背后插刀，夺取政权，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此危急关头，为维持法律与秩序，帝国政府业已宣布处于军事紧急状态，委任本人为德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
这封电报给另一位陆军元帅带来了新的希望。正要抛弃巴黎的密谋者的克鲁格喊道：“历史性的时刻到了！”
他建议马上与西方签订停战协定。德国的新政权会同意停止用火箭对伦敦进行攻击，如果盟军，作为报答，停止轰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