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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经德国占领４年后，巴黎解放了；罗马尼亚和芬兰双双求和。２４小时后，通过政变推翻了安东奈斯库元帅统治的罗马尼亚，向德国宣战。面临全线失败的希特勒仍毫不动摇。他对陆军内出现的瓦解迹象所作的回答是，逃兵的亲属将被逮捕。
８月的最后一天，他对凯特尔和另外两名将军说，作政治决策的时机尚未成熟。“这种时刻只有在你取得胜利后才能到来。”
成功的希望还是有的，他说。盟军之间的紧张关系越来越严重，最终将导致分裂。“唯一的办法是等待，不管有多困难，等待适当的时刻的到来。”
对他在东西两线面临的问题，他阴郁地沉思着，然后便可怜起自己来。“我想，这场战争对我来说，显然并不开心。我已与世隔绝５年了。没去过剧院，没听过一场音乐，没看过一部电影。”
他的嗓门因愤怒渐渐高了。“我要指责总参谋部，他们未表现出钢铁般的决心，从而影响了从战军官的士气。总参军官上前线去时，我说他们是要散布悲观主义！”
他将战斗下去，直到德国取得的和平足以保证德国人民今后百年内的生活，“尤其重要的，要使我们的荣誉不再像１９１８年那样，受到玷污。”
他的思想又暂时回到爆炸阴谋上去了。死亡，他说，“是忧愁、不眠之夜和精神痛苦的解脱。只一眨眼的功夫，人便从一切中解脱出来，永远安息。”
他这种宿命主义的情绪可能是健康状况恶化的结果。他虽然也拿他的右手和秘书们开玩笑——他右手发抖，已不能自己刮脸——却受伤风的严重影响，而伤风又因不停的耳痛而加剧。几天后，他觉得头发胀，特别是在眉区，这便使他的病情更加复杂化了。他的嗓子嘶哑了；他说胃痛，却又对吉辛医生的警告——此系服用莫雷尔医生开的各种药丸的结果——置之不理。９月初，为了减轻瘘管痛，他同意按吉辛医生的处方使用百分之十的可卡因溶液，并且每天早晚老老实实地在吸入器上伏吸几个小时。
吉辛的出诊，使希特勒很是高兴。如同对莫雷尔医生一样，他对吉辛也开始表示感激。感激发展为信任——不久，他与元首的私交便好得罕见。治疗完毕后，两人便久久地交谈，话题海阔天空，从帝国的前途一直聊到吸烟的害处。交谈中，吉辛继续作详细的笔记。他甚至承担了更危险的任务：秘密地进行心理试验。这项工作做得非常巧妙，致使希特勒长期都未想到，自己竟是，用吉辛的话来说：“相当原始的心理试验”的目标。吉辛对他作的诊断是“凯撒迷的精神病患者”在这些日子里，他虽然痛苦，精神不振且易发怒，但对他的最年轻的秘书特劳德尔·容格却从不发火，对她私人的利益依然很关心。但是，一天午餐时，她发现他行动反常。对她未说一句话。当他们的目光相遇时，她发现他眼神严肃，好像在试探什么。她暗想，是不是有人说了她的闲话。当天晚些时候，党卫军将军奥托·赫尔曼·菲格莱因打来电话，问她是否可到他的兵营去一趟。将军像慈父似的一手扶住她的肩膀，告诉他，她的丈夫在战场上牺牲了。他解释说，元首昨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但不敢把噩耗告诉她。后来她被叫到元首的书房。他抓住她的双手，温柔地说：“啊，孩子，我多么难过。你丈夫是个多好的人呀。”
他叫她继续工作下去，并答应“经常帮助”她。
９月上旬，埃肯教授再次前来检查。当听说莫雷尔给他打了那些针和吃了那些药后，与吉辛医生和希特勒另外两名外科医生勃兰特和哈塞尔巴赫一样，他也很担心。４名医生秘密商量，但埃肯教授担心元首也不会听他的警告，就像不听３位医生的一样，因为元首完全信任莫雷尔。
一星期后，希特勒诉说他几乎不能入眠。由于胃痉挛，他整夜不能合眼。瘘管发炎也未见减轻；头部的左边继续疼痛。而他的病情又被日夜不停的汽锤声加重——为防止遭苏机的突然轰炸，他所居住的地堡正在被加固。健康的损坏又带来一个副作用：原来很好的记忆力，现在衰退了。长期以来，对冗长的文件他都能过目不忘，能一字不漏地重述出来；现在呢，连记人名都觉得困难了。他苦笑着说，幸运的是，近日来，需要他对付的人只有那么几个。
９月１２日，吉辛给他做完可卡因治疗后，他立刻觉得头晕。他说他眼前一片漆黑，连忙扶着桌子，以免摔倒。他的脉搏跳得快而弱，９０秒钟后，这次病的发作——很可能是轻度的冠心病发作——便过去了。脉搏恢复正常。接着他便出了一身冷汗。他把莫雷尔找来，打了３针；病暂时减轻了些。
９月１６日，心脏病第三次轻度发作。这次，他同意做几个月来吉辛医生一直要他做的事情：对头部进行放射检查。
第二十九章 最后一次反攻
１９４４．７．２１—１９４５．１．１７（１）同一天，希特勒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在西线作战的有能力的战士拿出“狂热的决心来”美军已打到德国边境，而在亚琛的南面，业已突破了防线。“就我们这方面而言，不会有大规模的战事了。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死守阵地。”
看来，希特勒只是号召死守本土，实际上却是一条奸计，目的在于愚弄敌人（他怀疑在最高统帅部内敌人安有探子，探子对所有命令都很熟悉。当然啰，这个探子不是别人，正是“超级”机密）定期的最高级会议一结束，希特勒便请了４人进入内室——新的会议室。走在前边的是凯特尔和约德尔，接着是参谋总长古德里安和戈林的代表克莱佩将军。正当他们在低声猜测元首有什么令人惊奇的事告诉他们时，希特勒弯着腰进来了。由于第三次心脏病发作，他仍脸色苍白，精神倦怠。他失神的碧眼水汪汪的，嘴巴也很松弛。
他朝约德尔点了点头。约德尔简要地把情况说了一番：他们的盟友不是已被消灭，就是已经或正在试图转向。武装的陆军总数达９００多万，但在过去３个月中伤亡就达１２０余万人——几乎半数是在西线。东方出现了短暂的间歇，因为苏联的夏季攻势似乎已经结束。“但在西线，我们正在阿登山脉受到一次真正的考验。”
这是在比利时和卢森堡境内的最后一个丘陵地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在１９４０年，德军就是通过这条大路取得胜利的。
一听到“阿登山脉”希特勒便立刻又活跃了。他把手一挥，喊道：“别提了！”
室内鸦雀无声。末了，还是希特勒自己开口：“我已作了一个重大决策。我要反攻。在这里，在阿登山外！”
他以左拳猛击摊开的地图。“跨过默兹，朝安特卫普挺进！”
其他人听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觑。他挺着胸，眼睛闪闪发光，劳累和疾病的迹象一扫而光。此时的希特勒又是１９４０年时精力充沛的希特勒。此后好几天，他也像从前那样充满了活力，催促赶快为大规模的反攻作好各种准备。他下令重建一支机械化部队，并想方设法将２５万人和数以千计的机械绝对秘密地运上阿登山。
只是在这时，他才同意对他的头部进行Ｘ光检查。９月１９日近黄昏时，他乘车到拉斯登堡的陆军医院，被带进放射室——为提防有人安放炸药，此室曾被悉心搜查过。检查完毕后，他又去看望受伤的军官们；这次，看见施蒙特即将死亡的惨相，他流了泪（施蒙特死后，希特勒再次流了泪。“别以为我会安慰您”他对施蒙特夫人说。“您应该安慰我，因为我受到了重大损失。”
在医院外，一群市民和在休养的伤员高喊着“胜利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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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欢呼。看见他们的元首——也许是第一次——他们会如此激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最使吉辛医生难忘的却是断了肢的伤员和其他重伤员眼中的炽烈的热情。
次日上午，吉辛与莫雷尔一起，检查了３张ｘ光底片。莫雷尔把颊骨当作瘘管，使吉辛大吃一惊。此后，他们每天都到地堡内检查病人。吉辛注意到，在灯光照射下，希特勒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淡红的色泽。后来，因为胃痛难忍，希特勒坚持要服用莫雷尔医生开的“黑药丸”一服就是五六片。
由于剂量继续增大，吉辛医生很是关切，便开始小心地进行询问。林格把药瓶拿给他看。药瓶上的说明书写着：“消毒丸，科斯特医生，柏林，番本鳖浓缩丸，０．０４；浓缩颠茄片，０．０４。”
吉辛大为震惊。希特勒一直在服用两种毒药——番木鳖碱和阿托平。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心脏病几次三番发作；他之易怒和怕光；他之沙哑喉咙和皮肤淡红怪色等，其原因或许就在于此。两次心电图都出现Ｔ形波。这可能是动脉硬化或高血压，但是，不管是何种情形，由于他还有其它疾病，这情况都是够吓人的。在定期检查时，希特勒又向吉辛医生诉说他肠、胃不适。“痉挛得厉害，有时忍不住要喊出声来。”
９月２５日，在再次为他诊治后，吉辛偶然在地堡外看见他的病人。奇怪的是，在阳光下，希特勒的皮肤不是呈红色，而是黄色。眼睛也开始变黄——显然，他患了黄疸病。由于一整晚痛苦难忍，次日早晨希特勒竟起不了床。他的秘书、副官和仆人，全都惊慌不已；谁也记不得元首有过起不了床的情况，不管病有多重。他谁也不想见，也不想吃饭。根舍焦急地对特劳德尔·容格说，元首如此坐卧不安，如此冷漠，他从未见过。连东线如此危急的局热，也打不起他的精神来。
莫雷尔让他整天卧床，但他坚持要起身让吉辛医生检查。吉辛再次劝说勿用可卡因治疗，希特勒却疲乏地摇摇头。“不行，医生”他说。“我觉得，前几天我会如此虚弱，主要是肠胃不好和胃痉挛引起的。”
吉辛犹豫了；他告诉他的病人，要保重，否则，身体会再次崩溃。在出去时，他取了一瓶莫雷尔医生的黑药丸，并拿给哈塞尔巴赫医生看。在得悉药丸中含番木鳖碱和阿托平后，他也大惊失色。他劝吉辛先不要声张，待与勃兰特医生磋商后再说。
与此同时，莫雷尔下令，不让别的医生为元首诊治。２７日，吉辛前来为元首诊治时，林格把他赶了出去。连从柏林赶来为元首诊治瘘管的埃肯教授也被拒之门外。在以后几天里，莫雷尔竭力将他的病人和其他医生隔离开来。他坚持己见，说元首未患黄疸病，更可能是急性胆囊炎。在这段时间，希特勒的体重减轻了６磅，他痛苦难忍，卧床不起。他不吃不喝，对前线的战事兴趣淡薄。偶尔他也想见见他的秘书，但一见之后，又几乎立即叫她们走开。“这事叫我绝望”特劳德尔·容格回忆说。“他原可大笔一挥便可阻止这一悲剧的，可他躺在床上，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用疲乏的目光望着周围的一切——而他周围的一切都成了地狱。我似乎觉得，他已突然醒悟到，大脑的力量和意志都已罢了工，一切是多么的没有意思。他刚躺下便说，‘我再也不想干什么事了。’”希特勒精神萎靡不振，肉体的痛苦并非唯一的原因。在措森的陆军司令部的保险箱内，又出乎意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