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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他的语法，带他逛高级的饭馆和咖啡馆，并将他介绍给名人文士（“这是终有一天要解放德国的人。”
两人常在一起谈论音乐、文学艺术和政治，一谈就是几个钟头。与这位粗暴的作家的关系，在希特勒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霍夫布劳群众集会后几星期，两人同往柏林冒了一次险。霍尔德·冯·卢特维兹将军率领的“精锐自由兵团”被魏玛社会主义政府下令解散后，不但没有解散，反而开赴首都，占领了柏林，并安插了自己的总理大臣——由一个名叫卡普的普通官员担任。希特勒和埃卡特两人看到，卡普右派集团的起义具有巨大的潜力，双双自愿前往柏林，以便决定是否有可能在巴伐利亚共同采取革命行动。罗姆上尉批准了这一计划，把他们送上一架运动教练机。这是希特勒的飞机。驾驶员罗伯特·利特·冯·格莱姆中尉是战时的一流飞行员，很年轻，曾获“飞行大奖”后来成了希特勒的空军之最后一个统帅。那天气候很坏，尽管格莱姆的飞行技术高超，希特勒还是不断呕吐。由于中转机场被罢工工人占领，此次的任务险些破产。后来，希特勒急中生智，给自己粘上一道山羊胡子，埃卡特则化妆成小贩，这样，他们一行才获准前往柏林。飞机在柏林着陆后，希特勒脸色惨白，发誓日后不再坐飞机。
虽然柏林于３月１３日一枪未放便献出了城门，但他们的胜利却是空有其名。凡有地位者，谁也不愿在卡普“总理大臣”的内阁任职。这次仓促计划进行的起义，从一开始便是个大失败，使之失败的并不是反攻或破坏活动。与全国人民一样，柏林人反对军方的高涨情绪，卷进了反对他们的浪潮。他们觉得，再搞革命不行了，所以，当埃尔伯特政府号召举行总罢工时，工人们全力支持，使卡普政权无法施政。电力被切断，电车和地下交通停顿；全城无水，垃圾在街上腐烂；商店和办公室关门，只有在黑暗中或在烛光中进行的柏林的夜生活，未受影响。这种腐败的现象系由一部拍得过分的电影所致；该电影写的是一群１１岁的小妓女，浓妆艳抹，与穿着高筒皮靴的亚马逊人争风吃醋的故事。城内仍有供各种口味、各种“嗜好”的人享用的咖啡馆和餐馆——有男性同性恋者、女性同性恋者、裸体成癖者、虐待狂和被虐待狂。裸体已成为艳事，而艺术所追求的又是淫猥、幻想和厌世之最。柏林是叇叇派艺术家之活动中心，该派诗人霍尔特·梅林用辛辣的讽刺口吻和俚语写了一首诗，为柏林人描绘出一幅可怕的未来的图景：快来呀，孩子们，让我们欢快地赶赴屠场，勒紧裤带，赶走犹太狼。
带好毒气和卍字章，到人群中去杀一场！
埃尔伯特政府的大罢工竟成了弗兰肯斯坦的妖怪。卡普的力量被粉碎了，却为左派的另一次叛乱浪潮开辟了道路。共产分子在德国全境掀起的混乱已达到这种程度，以致埃尔伯特总统不得不出面恳求数天前离政府拂袖而去的冯·塞克特将军担任全体武装力量的总指挥，以粉碎赤色分子的叛乱。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重新纠集刚被解散的“自由兵团”事件与发展确实令人哭笑不得：昨天的叛军今天却被召来加强法律的秩序。这也是一场只有叇叇派剧作家才写得出来的闹剧：埃尔伯特发给“自由兵团”的奖金，恰好是卡普政权曾答应奖给他们去推翻他的政府的奖金。
摆在改组后的“自由兵团”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在萨克森，苏维埃共和国已夺取了政权；至３月２０日，一支拥有５万名工人的红军已占领了鲁尔区的大部地域。同一天，共产党的《鲁尔回声报》宣布，胜利的红旗必在全国飘扬。“德国必须成为苏维埃共和国，与苏俄联合，成为世界革命和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跳板。”
４月３日，“自由兵团”横扫鲁尔区，消灭了红军的据点，残酷地对待未被消灭的红军。“如果告诉了你们”“自由兵团”一名青年士兵在家书中写道，“你们会说我在撒谎。决不饶恕……我们甚至枪杀了１０名红军的红十字会护士，原因是，她们身上带有手枪。我们将这些小姑娘杀了，杀得很开心——她们是怎样喊叫，怎样哀求饶命的呀！绝对不行！带枪的就是敌人！”
当希特勒和埃卡特从慕尼黑乘着令他们恶心呕吐的飞机来到柏林时，卡普起义已近尾声。他们从机场直接前往帝国总理府，与卡普的新闻代表、匈牙利犹太人特莱比希·林肯进行了交谈。此人是个冒险家，又有点流氓习气——在纽约，他曾被当作德皇的奸细逮捕。他告诉他们，卡普人刚刚出逃，他们还是不要暴露身分为好，免得被人逮捕。据称，当发现管事的是个犹太人时，埃卡特抓住希特勒的胳膊说：“走吧，阿道夫，在这儿没有什么事可干了！”
但是，为了见到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鲁登道夫，他们还是到了首都。平时，鲁登道夫正准备乔装南逃，并与许多观点相同的北德人磋商，其中包括“钢盔”党人，由老军人组成的超级民族主义集团成员，以及大量得到工业家资助的“民间”组织的领导人等。埃卡特还将他的学生介绍给钢琴制造商的夫人赫仑·贝希斯坦主办的沙龙。一见面，她立刻为“年轻的德国救世主”所倾倒，并答应将他介绍给她圈子内其他有影响的人物。
３月３１日，希特勒回到了慕尼黑。同一天，他成了一名平民。这可能是出于自愿，但更有可能是授权这样做的。他打起背包，领取了５０马克的退伍费，以及一件大衣、一顶帽子、一件外衣、若干条短裤、一套内衣、一件衬衣、若干双袜子和鞋。他在德尔希大街４１号向人转租了一间小房。这是个中产阶级的居住地，靠近易萨尔河。这里大都是三四层楼的建筑物，楼下是商店或办公室，楼上是小单元房或单身房。
希特勒的房子很小，长１５英尺，宽只有８英尺，比他在曼纳海姆住的房子大不了多少。这是本楼最冷的房子，据房东埃尔兰格说，“租这间房的客人有些人住病了。我们现在用它作杂物间，谁也不会再租它。”
希特勒选择的住房离《慕尼黑观察家报》只有一箭之遥，这决不是偶然的。这家报纸已易名为《人民观察家报》继续充当反犹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喉舌。希特勒的反犹思想大都由这家报纸反映出来。例如，不久前，这家报纸在头版头条刊登的标题是《给犹太人一点颜色瞧瞧！作者认为不管措施如何残酷，都应把犹太人从德国全部清除出去。这些文章大都出自俄国逃亡者之手，希特勒从中获得了不少有关共产主义越来越危险的情况。
他自己的首要目标却是犹太人及和平条约，其次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对于德国共产党人之献身精神，他和埃卡特均多少表示钦敬，恨不得把他们争取过来。在一起题为《日耳曼与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文章中，埃卡特甚至推荐过他称之为“日耳曼布尔什维克主义”一次，在演讲时（希特勒坐在他身旁）他对参加党内会议的人说，德国的共产党人是有理想的，他们不自觉地在为拯救德国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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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逃亡分子极力反对这一妥协。无论在文章中还是在谈话中，他们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危险之说，对希特勒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些来自东方的“末日信徒”中，最善于说服人的要算是阿尔弗莱德·罗森堡，即那位来自埃斯托尼亚的青年建筑师兼画家。首次相见时，彼此对对方的印象均不甚深刻。“如果我说他令我倾倒，那我是在撒谎”罗森堡回忆说。只是在听了他的公开演说后，他才对希特勒入了迷。“这里，我看到了一个前线的老战士是如何以一个自由人的勇气，赤手空拳地、明确地、令人信服地进行这一斗争的。在听他讲演１５分钟后，他引起我注意的原因就在于此。”
在尔后的几个月里，随着罗森堡的文章在埃卡特的周刊和其他民族与种族主义的刊物上的相继出现，两人便互相亲近，彼此倾慕。给希特勒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罗森堡说，布尔什维主义不外乎是犹太人征服世界之庞大的全球战略的第一步而已。最后的“证据”是在具有历史意义的霍夫布劳斯大会后一天拿到的。那天，《人民观察家报》发表了《复国长者之议定书》这份议定书被认为是“复国长者”在瑞士的巴塞尔举行的。旨在阴谋征服世界的２４次秘密会议的书面报告（*这份“议定书”是在反犹主义的温床法国草拟的，草拟人是沙皇的奸细，几年后即在１９世纪末发表于俄国。在德国首次发表的时间是在停战协定签订后一年，发表在一俄国移民杂志上，未产生重大影响。它原是业余的伪造文件，却被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捧为福音。在俄国皇室被屠杀后。在埃卡特林堡沙皇之住地发现了一份《议定书》、一本《圣经》和一本《战争与和平》《议定书》是希特勒对犹太人存在偏见和恐惧之佐证，也是他与罗森堡的关系之转折点。此后，希特勒便将罗森堡关于警惕布尔什维主义之说牢记在心，而迄今为止仍属枝节的共产主义问题，也逐渐在党的信条中加重了份量。
接受《议定书》的也绝不止希特勒一人。那年５月，伦敦的《泰晤士报》发表一起长文，该文声称，此《议定书》系犹太人为犹太人而写的真实文件，应认真对待。反犹主义原系主张信奉基督教的人们首先鼓吹的；《议定书》不仅在全欧各国流传，而且流入并发表在南北美洲，这就加剧了心怀恶意的反犹主义。几世纪来，天主教徒们所受的教育是，耶稣是被犹太人杀害的；第一个新教徒马丁·路德也攻击说，犹太人不仅把上帝变成了魔鬼，其本身就是“瘟疫、流行病、不折不扣的灾难。”
总之，犹太人是基督教和全世界的大敌，必须用断然措施予以对付。
希特勒对犹太人之仇恨，主要来自他自己在战争的末期以及尔后的革命时*？所作的观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此时的房东埃尔兰格竟是个犹太人，而他也有愉快的回忆：“我常在楼梯和门口碰到他——他总在往本子里写什么……他从未使我感到，他将我另眼相看。”
而他从罗森堡、图里会、或从戈比诺，路德以及其他著名的反犹主义者那里得到的东西，仅仅支持了他自己的结论而已。从这些人那里，他不过是取自己之所需罢了。或许，给他影响更深的还是那些小册子和满嘴喷毒的、反犹的低级右派报刊。自早年（在维也纳）以来，他对这些低级下流的文章就生吞活剥。这些低级文学所播下的种子，终于在１９２０年８月１３日在慕尼黑著名的霍夫布劳斯群众大会上结出了果实。
他以《我们为何要反对犹太人》为题，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一开头他就明确宣布，只有他的党“才能将你们从犹太人的权力中解放出来！”
他详细地阐述了犹太人如何自中世纪以来就在污染社会。他的演讲虽没有什么独创和韵律，宣传效果却非常显著。他的反犹思想原是出自他个人的东西，并非是历史使然，但他却有将历史事实与眼下发生的事件巧妙地结合起来、恰到好处地煽动仇恨情绪的天才。他的话常被表示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