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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地说，希特勒、戈林和施勃纳·里希特是在场的。他们为起义作了最后的安排：占领巴伐利亚各主要城市的火车站、邮电局、电话局、广播电台及公共设施、市政厅和警署；逮捕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领导人、工会头目和商店管事。在慕尼黑，希特勒占优势：４０００名武装起义人员对２６００名军警。
当晚早些时候，希特勒召开第二次会议。参加者还有两人：前警察署署长波纳及希特勒前助手威廉·弗里克——他仍在警察局，暗中保护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密谋者们讨论了一项新的事态的发展，这要求必须急剧地改变原计划。原来，卡尔委员突然宣布于次日晚在贝格勃劳酒馆举行群众“爱国示威”大会。其目的表面上是要阐明其政权的主要目标。但很有可能的是，他企图未雨稠缪，阻止国社党人在政府要员中，军方将领中，以及德高望重的公民中搞联合行动。希特勒被邀请参加这一大会，但很明显，这一邀请可能是个陷阱。也许，三政治巨头准备宣布巴伐利亚脱离柏林，恢复维特尔斯巴赫王朝。
希特勒争辩说，这是天赐良机。三政治巨头，冯·尼林总理，以及其他政府要员都将同集于一主席团。为什么不能将他们引入一室，说服他们就范，参与政变，或者若他们冥顽不灵，将他们监禁？毫无疑问，希特勒谈论的是效果。他心里非常明白，倘若没有三政治巨头的全力支持，他是不能成功地进行起义的。他并无意夺取巴伐利亚政权，只是企图以猛烈的行动去唤起巴伐利亚人，以便卓有成效地与柏林抗衡。实际上，他并没有长篇纲领，只想碰运气，听天由命。
他的同谋者却不愿听天由命。这样，争论持续了几个小时。希特勒岿然不动。这样，１１月８日凌晨３时，大家勉强接受了希特勒的建议：是晚在贝格勃劳酒馆举行起义。当客人们走进寒冷的晨风中后，施勃纳立刻交给仆人一大叠写给重要的出版商的信件——办公室一开门就交给他们。
次日，天气寒冷透骨，又兼刮风。那年，巴伐利亚冷得早，在市南山区已飘起了雪花。在希特勒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天，他却头痛起来，牙也痛得钻心。他的同事曾劝他去医院看牙，但他回答说，他“没有时间，一切全盘改观的革命在即”他必须听天由命。汉夫施坦格尔问他，如果他的病加重，他们的事业会怎样？希特勒回答说：“如果真是这样，或者我病死了，这只说明，我的星辰已终其天年，我的任务也已完成。”
时近中午，给冲锋队的命令发布了——或用电话，或用书信，或派人前往，叫冲锋队员人人作好行动准备。没有详情，也没有解释。另外，就连希特勒的众多亲信对计划已作改变一事仍蒙在鼓里。中午时，罗森堡（身穿紫色衬衣，打一条红领带）正在他的粉刷一新的小办公室里与汉夫施坦格尔讨论当天的《人民观察家报》该报头版刊登了率普鲁士大军倒向俄国一边与拿破仑在托洛根对垒的将军的照片。照片说明称：“在紧急时刻，吾人是否能找到另一位约克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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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虽互相鄙视，却在一起讨论这幅照片可能产生的后果。此时，他们听见有人在外边跺脚，并用沙哑的声音问：“戈林上尉在哪里？”
门被推开了。希特勒身穿军大衣，扎着皮带，手中拿着鞭子出现在门口。他冲了进来，“激动得脸色铁青”“你们发誓不将此事向任何人提起”希特勒紧迫地说，“时间到了。我们今晚行动！”
他请这两个人当他的私人陪同，要他们带上手枪，于７时在啤酒馆外会面。汉夫施坦格尔匆匆返家，叫妻子将儿子埃贡带至刚在乡间兴建的别墅。之后，他通知许多外国记者，包括尼卡博卡在内，说“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当晚的大会。
下午，希特勒已控制住了自己的兴奋，坐在赫克咖啡馆，与他的老友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闲聊，好像这不过又是平凡的一天罢了。突然，他建议去看看身患黄胆病的埃塞。当霍夫曼在外边等待时，希特勒向埃塞透露，他当晚要宣布进行全国革命。他需要帮助。晚９时整，埃塞要打着一面旗帜，冲上罗文布劳酒馆的讲台——那里将举行民族主义会议——宣布国社党要进行全国革命。
希特勒出来后，对霍夫曼说，埃塞已感觉好多了。于是，两人便漫无目的地在施林大街散步。片刻后，戈林走上前来。希特勒将他拉到一边，两人谈了一阵。回来后，他说，他牙痛得很厉害，必须马上走。此时，霍夫曼如坠五里雾中。他问，那晚希特勒究竟要搞什么名堂？他鬼鬼祟祟地回答道，他“很忙很忙，是忙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说完，他便返回国社党总部去了。
此时，冲锋队员们正在脱去工作服，穿上冲锋队的制服——腰间和袖口装有松紧带的灰皮茄克，卍字袖章，灰色的滑雪帽，以及挂手枪的皮带。他们即将奔赴集合地点。二连的卡尔·凯斯勒需按指示前往阿兹伯格酒馆报到；鞋匠约瑟夫·里希特则被派往霍夫布劳。“奥贝兰联盟”的成员也在出动。他们戴的不是卍字袖章，而是薄雪罩，头上还戴着钢盔。关键的部队，即元首的百人卫队，则在托布劳集合。他们的领队，一个好抽烟叶的头头，正在大声训话：“谁不是全心全意的，现在就走。”
他说，不管当晚在贝格勃劳酒馆会发生什么情况，他们的任务是首当其冲。“我们要将政府赶下台！”
天黑后，一辆小汽车在施勃纳·里希特的门前停了下来。从车内出来的是鲁登道夫。他与施勃纳·里希特交谈了几分钟便走了。片刻后，里希特与他的仆人也飞车而去。“汉斯尔，”
施勃纳·里希特说，“今天进展若不顺利，明天我们全会进监狱。”
他们在党的总部见到了希特勒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经过一阵磋商，一群人便坐上两辆小车，前往贝格勃劳酒馆。那时是晚８时左右。那间啤酒馆坐落在伊撒河彼岸，离慕尼黑市中心约半英里。这是个零乱不堪的大楼，左右两边各有一座花园，里边有众多的餐厅和酒巴间。主厅是市内除“济卡斯”、“克罗纳”以外最大的，里边放置着许多结实的木圆台，可容３０００人就座。官员们知道可能会有麻烦，早从市内调来１２５名警察，以控制人群。此外，在听众中还安插了一队骑兵和不少军官。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四分之一英里外的兵营里还有一连身穿绿色制服的州警在那里待命。
待希特勒的车队过得伊撒河来，大厅的大门已经关闭，除要员外，谁也不准进去。因为全部座位被占，汉夫施坦格尔竟无法将一小批外国记者带进场去。８时零几分，希特勒的红色轿车“麦塞蒂斯”以及跟在后边的施勃纳·里希特的车驶抵了啤酒馆。人群在团团打转，这使希特勒颇为担心。他的卡车队能从这人群中通过吗？两辆小车缓缓驶近前门。此门由一群警察把守。为使马上就到的部队通过，希特勒忙劝说警察离去。之后，他便率众人走进啤酒馆的大门——赫斯在把门。由于发生争端，希特勒一进，门便被关闭，把领着一名美国女记者的汉夫施坦格尔关在门外。他警告警察说，如果把外国记者关在门外，那就会出乱子。但，实际上给开道的是叼着美国香烟——德国之罕物——的美国记者。在客厅旁，希特勒站在一根大柱附近，注视着讲台附近的密集的人群。台上，卡尔正在讲话，声音单调。他遣责马克思主义，号召为德国的复兴而奋斗。他的神态像个老学究，似乎不是在演讲，而是在讲课。听众客气地听着，不时以啤酒解乏。
汉夫施坦格尔暗想，希特勒也得喝啤酒才更能与环境吻合。于是，他便花了３０亿马克在服务台买了三瓶啤酒。希特勒不耐烦地等待他的褐衣卫队，不时呷上一口气酒。满载其他冲锋队员的卡车业已在外边等待，作好了一切准备，只待八时半后动手。头戴钢盔的卫队终于抵达了——这是行动的信号。卡车空了；武装纳粹将大楼团团围住。数量上处于劣势的警察，见此情景，一个个被弄得目瞪口呆。由于对政治战毫无准备，他们一筹莫展。
戈林率领的卫队，带着连发手枪，涌进大楼。希特勒的保镖乌布里希·格拉夫正在衣帽间里等待卫队前来。此时，他走近希特勒身旁。希特勒已脱去身上的军大衣，只穿着巴伐利亚式的长尾黑晨衣。格拉夫在希特勒耳旁嘀咕了几句。据一旁观者说，就像顾客求大班给找张好桌子一样。２０多名警察堵住了去路。卫队队长喝道：“别挡道——到那边去！”
警察乖乖地向后转，像美国的警察老兄那样，迈着整齐的步伐，从前门出去了。
希特勒把手中的啤酒撂在一边，拔出他的勃朗宁手枪。在冲锋队的“希特勒万岁”的喊声中，希特勒率领曾当过屠夫的格拉夫，施勃纳·里希特（他在烟雾弥漫的室内斜着近视眼）他的忠实的奴仆、哈佛大学毕业生汉夫施坦格尔，前警察局奸细、现当上了商业经理的梅克斯·阿曼，以及地理政治系学生、积极的理想主义者鲁道夫·赫斯，走进大厅。这群衣着混杂的好汉，挥舞着手中的武器，从人群中推开一条路，径直朝讲台走去。此时，褐衣党徒已封锁了太平门，另一群党徒已架好了机枪，准备扫射听众。在混乱中许多桌子被打翻。一内阁成员钻到桌子底下藏身。有些内阁成员被吓得目瞪口呆，连忙朝太平门涌去，但被警告回去。反抗的，遭到鞭打或挨了踢。
希特勒一伙被挡住了去路。在混乱中，他爬上一张椅子，一边挥舞手枪，一边喊道：“安静！”
但秩序仍然大乱。他朝天花板打了一梭子弹。人们吓得不敢作声。希特勒说：“国社党革命爆发了！大厅已被包围！谁都不准离开大厅”在他苍白的脸上，汗如雨下。在某些人看来，他已疯了或喝醉了酒；另外一些人却觉得好笑——这个挥舞手枪的革命者穿的是这样不合身的晨衣。虽然看来可笑，但希特勒却异常严肃。他命令三政治巨头跟他到一邻屋去，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三人却一动不动。当希特勒越过一张桌子朝讲台前去时，卡尔倒退了一步。赛塞尔的副官，一位少校，走上前来。他一手插进口袋，似乎要掏手枪。希特勒将手枪对准他的脑门，说：“把手拿出来！”
希特勒向三政治巨头和听众保证，所有事情均可在１０分钟内解决。这时，三政治巨头，外加两名副官，跟着希特勒进屋。“装装样子”洛索夫小声对同僚说。一到室内，希特勒更加激动了。“请原谅我们这种做法”他说，“但本人没有别的法子。”
赛塞尔指责他食言，因他曾保证不搞起义。希特勒向他表示歉意，说：这是为了德国的利益。他告诉他们，前警察局长波纳将出任巴伐利亚总理；以右派激进组织“战斗同盟”为基础的新国民军将由鲁登道夫指挥，而鲁登道夫将率军向柏林挺进。希特勒保证，在起义军取得政权后，三政治巨头将会行使更大的权力：卡尔将为巴伐利亚摄政；洛索夫为帝国陆军部长；赛塞尔为帝国警察部长。
三人不答应，希特勒便拔出手枪（后来他作证说，这全是开玩笑）“里边有五梭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