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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早期的党员写道，“也是我们的心迫使我们想的是：希特勒，你是我们的人。你讲话时，就像是个曾经上过火线的人，曾与我们一样经历过艰难困苦的人，不是坐软席的人，而是像我们一样，是个不为人所知的军人。”
正是这个超自然的呼吁才把形形色色的投票者的感情调动起来。除了对人民团体和工人外，希特勒并未坚持反犹——特别是“清除”犹太人的问题。对文化水平较高者和理想主义者，这个问题只在耳语中或者若无其事地谈上几句。
那年夏天，希特勒为了推行其包罗万象的计划，不辞劳苦，到处奔波，在最后６个星期内，竟发表了２０次重要的演讲。希特勒是个生就的政治家。他发现，与群众在一起，与人们握手，亲婴儿的脸蛋，向妇女鞠躬，这不但是自然的，而且还能受到鼓舞。他更常与工人阶级或中下层阶级的追随者一起吃饭，而不是与上层人物一起就餐，他的平等待人的态度对小职员，小商人和劳工均具有吸引力。
为了接近每一种人，希特勒所采用的虽然是分别发信的方法，但他从未忘记他在兰茨贝格的教训：他必须把群众争取过来。所以，在小事上，他不允许自己采取咄咄逼人的立场。对百万富翁，赤色分子，马克思主义分子，以及带来失业、使农产评价格下降、将中产阶级的节余洗劫一空的那个“制度”希特勒则反反复复地进行抨击。他不是以阶级去对抗阶级。他能将他们全团结在一起。
德国——在此事上可说是全世界——从未如此服从过这种引诱。戈培尔组织了６０００个集会——在大厅内，在能容纳万人的帐篷下，在露天。还有火把游行；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到处都贴满了醒目的红色口号标语。纳粹发行的报纸，常常发行某一运动的专刊，且一印就是数百万份，在全德国可说是铺天盖地；若是卖不出去，他们便免费散发。
在大选当天上午对工人们的最后一次训示中，戈培尔就如何操纵选举的问题，对他们提出了忠告——虽然可笑，却是可行的忠告。“开玩笑地做，认真地做！要像人们通常对付他们的办法去对付你们亲爱的同仁！要刺激他们，让他们发火，然后牵着他们的鼻子走！”
当天，全国的投票站前排满了长长的队伍。投票总数为３５００万；比１９２８年多出４００万。希特勒于午后来到慕尼黑的选举中心。迎接他的是纳粹党的出版商阿道夫·米勒。米勒兴奋地说：“我们赢了！能得到６６个席位！”
自１９２８年以来，他们只占有５４个席位，若与此相比，增加的席位当然是惊人的，但希特勒却说，如果德国人民能正确地思考，数字可能会更高。“我内心在说：‘有１００个席位才好呢！’”实际上，他们得了１０７个席位。“那时的心情我该怎样表达呢？我们的席位从１２个增加到１０７个！”
使国社党人惊奇的东西，对他们的反对派却是令人作呕的震惊。为避免差错，官员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核对选票，在核对无误后才宣布：纳粹得６３７．１万张，占总票数的百分之十八以上。不到２年，希特勒的党便从得８１万张一跃而成为帝国的第二大党。在宣布希特勒在政治上已死亡后，社会民主党错误地将斗争的矛头集中对准赤色分子。
共产党也取得了得１３２．６万张的伟大胜利，而社会民主党人却失去了６万张票。这一情况表明，希特勒的胜利是以中产阶级政党的失利为代价的。纳粹的得票，增加最多的是来自农民和农村的中下层阶级，以及德国北部的新教徒区。在天主教徒中得票也为数不少，在啤酒馆起义前，希特勒几乎全在叛徒中、在觉醒者中和在绝望者中争取选票。现在，他得到了希望他能为他们带来好日子的人们的支持。吸引投票者的是希特勒的弹性吸引力及其富有力量的演说，但是，使他们走上投票站的却是党的高效能垂直机关中的成千上万的支部领导人和支部领班的不倦的工作。
过去一年多来，汉夫施坦格尔的尖酸刻薄的讲话曾使希特勒疏远，但在选举中取得的惊人的胜利却使汉夫施坦格尔重新受宠。赫斯在电话中对他说，元首急于要见他。半小时后，希特勒便到了汉夫施坦格尔的家里。希特勒问他是否愿意出任党的外国新闻部主任，“我们的前途事业极伟大，用不了几个月，最多一两年，我们便要全面掌权，这是不可阻挡的。你的联系很广，能为我们作出伟大贡献。”
汉夫施坦格尔接受了。几天后，他陪同希特勒前往莱比锡——在那里，３名年轻军官因被指控在军队内进行纳粹宣传而受审。９月２５日，希特勒亲自出庭作证，作了一次聪明的、模凌两可的讲话，几乎吸引了每一个人。他保证将用和平的方法即投皮箱取得政权，还向部队表忠，并答应与可耻的凡尔赛条约作斗争，即使要用“非法的手段”也在所不惜。
在演讲结束时，他向党内的革命者宣誓，一旦取得政权，他就要建立国家社会主义的法庭。“到那时，１９１８年的１１月革命之仇便能得报，人头将会落地！”
希特勒再次表现出了他的政治灵活性，几乎使市民和革命派同时得到满足；对前者，他许诺的是和平愿望，给后者的是血腥的复仇。他讲话的效果远远超出了德国的范围，因为他是德国第二大党的发言人，他的关于凡尔赛条约的煽动性言论已不再是一个政客的毫无意义的高调。
汉夫施坦格尔受到外国记者的包围，他们纷纷提出要采访德国的新现象。希特勒匆匆为伦敦的《星期天快报》草拟了一起文章。“这次大选”他写道，“活像是为德国人民量体温。全世界吃惊地发现，德国在发烧——发高烧。这个温度必然会继续上升——以反对现存的条件与无法承受的重负。”
他不但要求修改凡尔赛条约和“青年计划”而且还要求“归还波兰走廊，因为它像从我们身上割下的一块肉。”
然而，他却矢口否认德国是挑起战争的罪魁祸首，指责威尔逊总统违背了自己向帝国许下的庄严的诺言。“如果德国人民仍需像今天一样受苦”明天仍要受苦”在结束演讲时他警告说，“那就让我们在‘不行’声中受苦，而不是在我们的‘可以’声中让别人将苦强加给我们。”
几天后，希特勒改变了他的步伐。他向伦敦的《泰晤士报》记者说，他将严格地在合法范围内活动。“所以，倘若我们像你们那样活动——如果处在我们的位置上——请你们别谴责我们。我希望，英国永不致像德国那样，但是，如果她像德国的处境那样，如果在最困难的时刻，遭到背后插刀，那末，英国一旦重新站立起来，她会采取什么态度？英国的爱国者对他们的民族中那些企图破坏国计民生的人会采取什么态度？”
两星期后，１０月１３日，１０７个身穿褐衫的纳粹代表，列队进入国会以参加开幕式。点名时，人人都高声回答：“有！希特勒万岁！”
社会主义者的代表托尼·山德对此大吃一惊。“这是‘雅利安’民族的精华！——这帮吵吵闹闹，大喊大叫，身穿制服的家伙！我仔细地观察了他们的面孔。我越观察，所见的东西便越使我震惊：许多人的面孔都是犯人和堕落分子的面孔。与这伙歹徒同坐一堂，这是多大的堕落！”
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在国会的讲话是比较稳妥的——“让我们就此止步吧。只要民主依然存在，我们就按旧制度行事好了……只要适合我们的需要，我们现在拥护魏玛共和”——然而，在首都街头发生的事情，却为未来的事件投下了不祥的阴影。数以百计的冲锋队便衣业已在捣毁犹太人的商店、咖啡馆和百货商店的橱窗。
（５）对希特勒而言，紧跟着９月大选的国际宣传，既好又不好。随着希特勒声望的提高，他的侄子，与母亲一起居住在英国的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便慕名来访。１９０９年，在都柏林当待者的小阿洛伊斯，与爱尔兰姑娘布里吉·伊丽莎白·道林结了婚。由于阿洛伊斯不断变更谋生的方法，他们的日子过得既紧张又忙碌。阿洛伊斯在利物普开过小饭馆，将它变卖后又买了一所供出租的公寓。他当过旅店老板，破产后，成了出售刀片的小贩。布里吉过不惯这种艰苦的生活，曾几次出走。威廉·帕特里克出世后，夫妻争吵得更加厉害了，原因是，阿洛伊斯遵循他父亲的教条，认为对孩子们从小就得严加管教。他趁布里吉不在家，几次毒打了婴儿。威廉·帕特里克长到３岁时，家庭便破裂了。据布里吉说，阿洛伊斯抛弃了他们，自己只身返回德国；但阿洛伊斯则对亲友们说，他的妻子与一工程师私奔，还把孩子带走了。
当布里吉与她的儿子在报上看到希特勒在大选中获胜时，他们认为，“这是搞钱的好机会，便同意让赫斯特报纸的记者采访。”
阿洛伊斯毕竟从未寄钱来养家！于是，他们便在伦敦开始与赫斯特报纸的代表谈判。１０月上旬，威廉·帕特里克的照片便在美国的报纸上相继出现。照片的解说词说：“在伦敦工作的小职员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是德国的新政治首脑阿道夫·希特勒的侄子。他生于利物普，对叔父的目标知之甚少。”
事实上，他的确知之甚少，不得不写信给父亲，询问这位新政治首脑的生平。“父亲回信了”多年后他对战略情报处的采访人说，“信中说，阿道夫要求开家庭会议，现随函将车票寄去。”
一到慕尼黑，母子二人便发现，希特勒“怒火满腔”在有安吉拉·拉包尔和阿洛伊斯参加的家庭会议上，希特勒说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你们休想爬在我背上，白白骑着我出名。”
他说，由于小阿洛伊斯未与布里吉离婚便又重婚，把家事泄露给赫斯特的报纸，这种做法会毁灭他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机会。“我历来是多么小心谨慎，不把自己的私事泄露给报界！”
他说，（据威廉·帕特里克９年后在《巴黎晚报》上发表的一起文章称）“我的身世切不可让这些人知道，切不可让他们知道我是什么地方人，是什么家庭出身……即使在我的书中，关于这些事情，我都只字未提，确实只字未提，现在呢，我的侄儿偶然被发现了。他们在搞调查，还派出间谍去挖掘我的身世。”
据《巴黎晚报》的那篇文章说，说到这里时，希特勒愤怒地宣布，威廉·帕特里克连一位亲属都不是，因为他的父亲小阿洛伊斯（他在场听到了这些，未发表评论）是大阿洛伊斯·希特勒收养的义子。他与他母亲（据战略情报处的采访人称）应立即返回伦敦并通知赫斯特的报纸，纳粹党的领袖是另一个阿道夫·希特勒，不是他们的亲属。这种解决办法使希特勒“很高兴”在敦促母子二人“尽快返回英国，现在和将来均断绝一切关系”后，希特勒给了阿洛伊斯２，０００美元，作为母子二人在慕尼黑的费用和返家的路费。阿洛伊斯支付了费用，买好了车票，并答应将余额如数邮寄出去，因为这样做“安全得多”威廉·帕特里克发誓说，钱压根儿就未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