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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言，这份协议使威尔士亲王满心欢喜。在签字那天，他对霍希大使说（在阿斯科特与王后一起进午餐时）在最近一起有争议的讲话中，他热烈同意德国人与英国的老手们接触，这“完全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来的。”
（他没有提到的是，为此事他遭到国王一顿斥责：“亲爱的孩子，我经常地告诫你，切不可与政治厮混，尤其是与外交有关的事务。你昨天发表的观点，不管多么敏感，据我所知，是与外交部的意见相反的。”
尔后，若不与政府商量他不得再对有争议的问题发表讲话。父亲的斥责，不管多么令他不安，却未能封住王子的口。他立刻又对另一有争议问题发表讲话，攻击伦敦县议会禁止在他们管辖范围内各学校内的学生团使用武器，包括木枪在内）威尔王子补充说，“众所周知，政治家的特点是胆小怕事和犹豫不决。恰当时刻的直言，那怕超出了正常情况下理应保留的界限，比诸胆小和迟疑，能更快地奏效。”
他的这番话被用电报传回威廉大街，在那里，对本来就言过其实的英国亲德情绪又添枝加叶，加深了元首之理由不足的假设。即，此后英国的让步不再会有限制了。
对伦敦条约，苏联的反应几乎与法国的一样强烈。它证实了这种怀疑；英国统治阶级内的某些分子，包括继位王子在内，正在帮助德国加强迫波罗的海之海军力量以便向苏联发动进攻，在远东则支持日本的野心。尽管忧心忡忡，苏联还是与希特勒签订了贸易协定。希特勒将对苏贷款提高至２亿马克，并准备在１０年内，将此数字增至５亿。这并不是放弃其生存空间之梦想，而是在国际外交游戏中另一着棋。这是因为，在与西方谈和平、与东方做买卖的同时，德国的重新武装则在尽可能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其速度比大多数外国观察家的估计要快得多。
（４）随着阿道夫·希特勒的政治生活的扩展，他的私生活也扩展了。在他周围形成了两个内层——一个是由像戈培尔、戈林、赫斯（及他们的夫人）等组成；另一个则更具有私人性：司机、秘书、仆人、及其他亲近者。最内层包括一名建筑师施佩尔，一名飞机驾驶员波尔。同时也包括一些较年轻的军事副官，例如海军中尉冯·普特卡默，陆军代表尼古拉斯·冯·贝罗等水平不同的人们。有些是属于两个圈子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马丁·鲍曼。此人早年就追随赫斯，现在是赫斯驻柏林代表。由于这个缘故，波曼便有机会接近元首，为元首的日常需要孜孜不倦地工作。虽然他不为大多数德国人所知，不知疲倦的波曼却与希特勒形影不离，把元首的片言只语都记录在袖口或笔记本里。
希特勒本人则在这两个圈子间来回穿梭，也在众多的高级文武官员中出没。他无法做到的是，他不能一本正经地去完成高级办公室的事务。他是个夜猫子，通常要在中午前几分钟才到办公桌旁。一坐下他便把奥托·狄迪里希收集的各报的主要内容浏览一遍，然后匆匆去进午餐。回来后，他便集中精力处理那些他感兴趣的公务。而把令他厌烦的事务往后拖延至下班后处理。他常与施佩尔和杰斯勒讨论柏林、慕尼黑和林嗣等城市重建工作，一讨论就是几小时，而他从兴登堡手里沿用下来的国务秘书汉斯·拉姆斯和奥托·梅斯纳则在一旁不耐烦地等候着只有国家元首才能作出的决定。
他的工作方法常常使魏德曼上尉非常关切。在作出重要决定前，他的私人副官很难让他坐下来看文件。“他认为”魏德曼写道，“许多事情，只要你不去惹它们，自然会办好的。这点，他是很少错的。问题仅仅是，这些事情应如何办。在选择来访者方面，他也是狂妄不羁的。有些官员需要在客厅里等上数天才能见他。但是，若某个旧日老友来访，他便立刻叫他去进午餐，让他在餐桌上把问题提出来。问题常常就在餐桌旁解决。”
希特勒的工作时间表本来就很不规律，但繁忙的国际事务常常又将它打得更乱。这样，他便几乎抽不开身去看他的情妇。阿道夫·希特勒的爱已变成爱娃·勃劳恩的整个生命，即使他曾明确向她表示，只要他还是帝国元首，他就无法与她结婚。“就我而言，结婚可能会成为我的灾难”７年后他对内层人士说，“夫妇之间，必然会有误解的时候；当做丈夫的不能把妻子认为自己有权得到的时间全部给她时，误解便会产生。”
女人只为自己的丈夫而活着，而她也希望他能那样。男人是她的思想奴隶，受责任左右。“我会享受不到婚后的快乐，只能看到被忽视的妻子的怒容，否则我就得对工作马马虎虎……婚姻之坏处在于它创造出权利。这样，找个情妇比娶妻要好得多。这可减轻负担，可将一切都建立在赠予的权利水平上。“当他发现他的两名中年处女秘书约翰娜·乌尔夫和克里斯达·施洛德，把脸孔耷拉下来时，他连忙改口说：“我刚才说的当然只适用于较高级的人物！”
爱娃原是闷闷不乐，但难得前来的情人那怕只来一次，也能暂时减轻她的痛苦。“昨天，没想到他来了”她在２月１８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上过得很愉快……他如此爱我，真令我幸福无穷。希望永远如此。”
两星期后她又写道：“我又痛苦死了。我没法给他写信。这本日记不得不成为我难言苦衷的贮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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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星期六来了，但与她度过“几小时美妙的时刻”后，他又走了，没说何时再来。“我如坐针毡，觉得他时刻都可能前来。”
一星期后，她又写了日记，但写得杂乱无章，好像是匆匆忙忙写的，或是有极大的感情压力：“八天没听到他的消息了，我真希望生病才好。为什么我身上就不发生点儿事情，为什么我要忍受这些。真希望不曾见过他才好呢。我绝望了。现在，我要买安眠药了，至少，我能昏昏沉沉，不再去想这么多了……他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不把这笔风月债一笔勾销。”
几天后，她又为他找借口：他的“政治事务太多”但当他请她到“四季旅馆”去，她的“耐心等待”的决心便烟消云散了。
“我在他身旁坐了３个小时，却连一句话也不能说。分别时，与先前一样，他递给我一个装着钱的信封。他要能在里边写上一句问候语或一两个好听的字眼，那该多美呀，它会使我高兴的。但这些事儿他就是想不到。”
到月底，当听到闲言闲语说希特勒已另外找了一个外号叫瓦尔库莉的女人时，她的孤独便成了极度的嫉妒。
“……我觉得，他不告诉我，这是不公平的。他应该了解我，如果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心已属别人时，我是不会碍手碍脚的。”
５月底，在绝望之余，她给他写了一封像是哀求的信，之后便在日记中写道：“……如果到今晚１０时还得不到答复，我就吞２５粒药丸，轻轻地睡到另一个世界去。
“３个月不给我写一句安慰的话，难道这就是他常向我表白的伟大的爱情吗？
“就算这些日子来他脑子里装满了政治问题，总能找到一点时间轻松一下吧！去年怎样呢？罗姆和意大利不也给他许多事做吗？但他还有时间给我……
“恐怕后边还有点儿别的什么。
“不应我负责。当然不。
“也许是另外一个女人——但不是瓦尔库莉姑娘，那不像是真的；不过，还有许多别的姑娘呀。
“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呢？找不到。”
几小时后，她在日记中最后写了哀怜的几行：“亲爱的上帝，真怕他今天不理我。要有人能帮助我就好了，一切都绝望得可怕。也许我的信到得不是时候。也许我压根儿就不该写。
“不管怎样，与其要这样捉摸不定，还不如立刻死了好。
“亲爱的上帝，帮助我吧！让我今天能与他说话吧！明天就太晚了。”
爱娃·勃劳恩有所不知的是，希特勒收到她的绝望信时，他正在接受手术。几个月来，他一直喉咙发痛。由于讲演多，且又长得没有尽头，他的嗓子沙哑了，而且还发现喉头长有东西。他旧日的恐惧又复活了。据施佩尔说，数月来，他老在谈论菲特烈皇帝三世——死于喉癌。喉咙痛不算，又兼胃痛——也许与青年时*？在维也纳患的相类似。他一直在服新巴勒斯妥。很明显，他是服药过度，因为这药含有粘合油。一次，他因此中了毒，惊慌不已，连忙把格拉威茨医生叫来。他诉说头痛、眩晕、耳鸣和重视。５月２３日，即元首发表重要外交演说后两天，柏林大学耳鼻喉科主任卡尔·冯·埃肯教授从元首的声带上切除了一块一厘米大小的息肉。这是个小手术（是在总理府进行的）只用了小量吗啡作镇静剂。即使如此，希特勒却甜睡了１４个小时。“我那时很担心”埃肯后来透露说。手术后，埃肯教授劝他在数天内不要大声说话，将来也不要冲动，“不要大声喊叫……”
他承认，曾有人这样对他说过，但一演讲又全忘了（*引自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４日的《时代》该报曾报道说，希特勒曾请世界著名的耳鼻喉专家、维也纳的海因里希·冯·纽曼教授检查他的喉头。纽曼是个正统的犹太人，他于是遭拒）埃肯向他的病人保证，他切除的是一块“简单的息肉”就是说，是一块良性生长物。但希特勒仍在犯愁，生怕像他母要那样会长癌。他之所以未给爱娃回信或指示其副官打个电话安慰她几句，大概是因为他思想集中在怀疑自己有病上的缘故。
在感到绝望和被抛其后，爱娃于５月２９日凌晨吞下了２０粒“瓦诺风”（安眠药）是她妹妹伊尔塞发现她昏迷不醒的。伊尔塞在一名外科医生手下当接待员，学了一点急救知识。在给姐姐急救后，连忙打电话给她的雇主马丁·马克思医生——她信任他。爱娃的日记是在医生给她治病时被伊尔塞发现的。她决心为姐姐的第二次自杀保守秘密，便把最紧要的几页撕了下来，以免连累马克思医生——他是犹太人。伊尔塞也怕父亲会作出强烈反应，也怕元首会询问他的情人的精神状态是否稳定。所以，她说，姐姐的自杀，部分是演戏。毕竟，爱娃只吞服了药性比佛罗拿要轻的安眠药——她明白，姐妹们回家后，总有一个会向她道晚安的。
马克思医生热心地把病因说成是疲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