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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非常有效的让高丽工人高清了现状，认清了谁是他们的衣食父母。自此之后，在铁路上工作的高丽人也不再敢抗拒铁路公司的命令。也不是没有人试图反抗一下，这些曾经的反抗者统统以滚蛋作为结尾。
“诸位，去年针对铁路的盗窃已经让我们损失极大，你们知道这些损失有多大么？”袁慰亭问道。
工会代表，还是高丽代表怎么可能知道损失了多少，他们没人敢吭声。袁慰亭换了个说法，“那扣了你们多少工资，你们总知道吧？”
此言一出，会场里面登时响起了一片交头接耳的嗡嗡声。头几年过春节的时候，铁路不说给一笔年终奖，至少也会发双饷。可今年别说年终奖，连双饷都没有，铁路只给了五十斤牛羊肉让他们过年。在高丽这地方，连续几年月月有薪水可拿，这已经是天堂般的生活。在农村，随便有个灾荒，那就要饿肚子。即便是地主不至于饿着，可地主手里却缺乏现钱。别说铁路公司这帮人自己完全靠这些薪水过活，就是铁路公司的家属也是靠这些薪水度日。今年过年的时候大家还指望着能够靠年终奖和双薪给家里添点东西，那帮单身的小子还希望能够靠这些钱交了聘礼，娶了媳妇。只给了些牛羊肉过年，让这些人的梦想都打了水漂。
听袁慰亭这么一问，这帮原本不敢开口的工会代表们终于忍不住说起话来。袁慰亭连拍几下桌子，大会议室里面再次安静下来。袁慰亭大声说道：“我现在告诉大家，光铁路上丢的东西，大家全年的薪水都赔进去也不够赔！”
所有人几乎都倒吸一口凉气，这个数字实在是太吓人了！
袁慰亭锐利的目光再次扫视了这帮工会代表一番，他大声喝道：“现在只是不发年终奖，如果这样的局面改不过来，我们接下来就只能扣大家工资了！”
第21章 向外走（九）
高丽的农业没办法稳定的向高丽提供就业与粮食，在铁路上工作高丽工人完全靠薪水过日子。在农业国，因为自己没有营生不得不给人当长工，那是很苦的事情，也会被认为是没地位的工作。高丽铁路工人这几年终于有人肯嫁，是因为他们连续几年每个月都有薪水，而且几年的时间让高丽当地人知道了铁路的老板是中国人而不是高丽人。
若是现在扣工资，大家别说娶老婆了，连自己的生活都成了问题。不需要袁慰亭书记刻意的鼓动，一众高丽工会代表们都激动起来。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去和袁慰亭书记抗争，而是开始跪倒在地放声大哭，并且边哭边哀求不要降工资。
袁慰亭书记居高临下的看着这些高丽工会代表，他们可不是因为敢于斗争而被选出来的。能够成为工会代表完全是因为这帮人听话。等大家哭了一阵，袁慰亭喝道：“别哭啦！你们哭管用么？”
这话效果不大，大家除了苦苦哀求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袁慰亭先让工人代表们起来坐回座位上，他问道：“若是咱们铁路上不再丢东西，你们觉得我们还会扣大家工资么？”
这个问题登时打开了高丽工会代表的思路。对啊！若是不再丢东西，自然不会扣工资了。
袁慰亭接着喊道：“所以大家现在要做的是组织前来，狠打那些偷咱们东西的人。把这些坏家伙给打掉，咱们才能有钱赚。”
道理很清楚，也完全在众人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高丽代表们很快就团结了思想，现在需要用武力来保卫工人们的劳动果实。
在袁慰亭开始走群众路线，组建工人武装的时候，商务部在高丽的代表侯仁杰与王士珍拉着家常，“小王啊，我听说你还是北京初中靠高中的状元，你怎么会不上高中，去上了铁路学校？”
二十三岁的王士珍忍不住微微叹口气，“家里穷，上铁路学校能尽快工作。”
王士珍父亲是个秀才，精通医术与武术。只是他父亲和伯父早逝，王士珍与寡母相依为命，寄居在正定城内西门里伯母娘家，靠他母亲一个人在纺织厂上班艰难度日。王士珍自幼聪明好学，学业极佳。虽然出身不是太好，可韦泽的“政治贱民规定”条款里面补充说明中，秀才家庭出身已经属于政治贱民行列，但是孤儿寡母不属此列。所以王士珍也得以摆脱了这种打击。
听了王士珍的讲述，侯仁杰也叹道，“生活就是这样啊，以你的成绩，考上大学可不是难事。对了，小王，你要不要到我们商务部来工作？”
王士珍并没有丝毫惊讶，他从容说道：“我吃了这么多年的铁路饭，我想在铁路上继续干下去。”
侯仁杰不太信这话，王士珍17岁毕业于北京铁路学校，到现在已经在铁路上干了六年。这六年里头他有五年都在高丽工作，现在更是年纪轻轻的就在高丽承担起了颇为重要的责任，若是成功，未来自然是前程似锦。只要王士珍愿意，他有的是机会去大学深造。侯仁杰现在招揽王士珍，可不是看上王士珍的学历，而是欣赏这名年轻人异乎寻常的干练。
两人正在说话之间，电报员送进了电报，王士珍打开电报看了一遍，然后把电文交给了侯仁杰。电报上写了简单的一句话，“同意资本输出的申请。”
侯仁杰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睛却显得异常明亮。民朝一直是商品输出国，输出兵力的话，那就是要占领土地。而这次高丽却弄出了异常，最初的李鸿章是因为想阻止高丽动乱，才提出了与商务部搞股份制企业的说法。这所谓的股份制其实就是外交部和商务部之间在高丽发言权的合作与斗争。既然外交部不可能干掉商务部，那索性就和商务部合作，在合作中进行斗争，在斗争中推进合作。
可是隶属商务部的高丽铁路与电报公司的年轻人却搞出了新意，他们提出了资本输出的想法。资本输出这个名词听着很大，实际上挺简单，就是在高丽投资搞工业，通过不断扩大的工业企业逐步控制高丽。工业国存在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是与经济繁荣对应的。农业国连经济危机的资格都没有，因为农业国天天都在闹危机。
水旱灾害与横征暴敛是单纯的农业国最常见的问题，这还不是最惨的。当农业国开始兴起商业主义的时候，一个更大的悲剧就降临了。当封建地主们还承担起他们该承担的社会义务的时候，他们好歹纳粮。封建地主们靠大量贸易开始更快赚钱的时候，封建地主们为了自身利益开始拒绝承担纳粮的义务。一般的封建义务分为交钱与纳粮，选择了交钱的封建义务之后，地主们潜在的向国内市场提供粮食的义务就被无情抛弃。参与粮食出口之后，地主们并不缺钱。国家看着并没有损失什么，实际上国家失去了重要的支柱。
现在的高丽正在孕育着一场巨大的危机，商务部的代表侯仁杰对高丽人民的忍耐程度颇为佩服，高丽的现状若是出现在中国，那早就是遍地烽火。一个高丽铁路工人的薪水不到中国的五分之一，若不是薪水如此之低，高丽铁路与电报公司怎么可能在高丽王庭拖欠工资的时候承担起高丽铁路工人的薪水呢。高丽铁路与电报公司每年的利润足够养活这帮工人。对那些向海外出售粮食的地主们来说，铁路与电报正是他们出售粮食的好帮手。仅仅有这些大客户，高丽铁路与电报公司就不会赔钱。
对于中国的资本来说，高丽这么低廉的劳动力与相对丰富的地下矿藏是极为有利可图的事情。国内也曾经考虑过把高丽当作倾销地的想法，但是一算账就发现单纯的商品输出其实未必划算。在当地投资的利润并不小，而且带动当地工业发展后带来的经济发展又是利益。最重要的是，高丽太穷，没什么购买力。中国随便动动手那就是竭泽而渔的局面，与其闹到高丽人揭竿而起反抗中国的地步，还不如放水养鱼，好歹能让中国长期获利。
这个报告里面王士珍有不少的贡献，袁慰亭在里头也给与了不少补充。现在报告得到了中央的认同，虽然不知道未来能否真的如大家所愿，至少商务部与外交部在高丽的这帮人需要靠自己去推动整个计划的发展。
王士珍起身对侯仁杰说道：“我就去办事了。”
第22章 向外走（十）
“袁书记，这些资料已经筛选过一遍，那些出身不好的高丽人有特别名单。那些有与外面的盗匪内外勾结的可疑份子也有一个很大的名单。我觉得这需要通过一定时间的观察来把他们筛出来。”王士珍把几份厚厚的卷宗放在袁慰亭面前的时候，把区分卷宗的理由向袁慰亭一一讲述。
袁慰亭稍显有点走神，听到“出身不好”四个字，他总是会受到点触动。袁家的出身就不好，还不是一般的不好，而是非常不好。袁慰亭的叔祖袁甲三是进士出身，与太平军打过仗，与光复军打过仗，与捻军更是打得很激烈。民朝建立之后袁家自然属于“政治贱民”行列，那是断然没有出头机会的。
袁家土地被分，只能老老实实的在留给他们家的地上耕种。袁慰亭进入干校进修的时候才知道有“政治贱民”的规定，亲眼看了规定条款，袁慰亭才明白他家的转机来的多么幸运。就在中国攻入阿拉斯加的时候，有干部到袁家访问，询问袁家是否愿意为国效力。
对于阿拉斯加的艰苦，干部一点都没有隐瞒。袁家只有他叔父带着袁慰亭一起北上。袁慰亭还记得两人北上的时候船上的干部反复讲的那些冬季要领。例如冬天不能不戴手套去摸铁器。袁慰亭到了阿拉斯加的时候还小，小孩子火力旺，他用手抓了一下铁棍，手就被冻在铁棍上。他叔父边骂边用温水浇铁棍，才好不容易让袁世凯脱离铁棍的时候只掉了一层皮。
在阿拉斯加那样的艰苦环境中是没什么好人坏人之分的，不跟着军队，不好好干活，冰天雪地里头就是死路一条。同样，在那样的环境中砺练出来的人也并不一般。袁慰亭十五岁开始在阿拉斯加省当兵，在那种半年无法出去行动的环境里面，他和其他有志向的年轻人一起努力读书学习。十八岁以优异的高中学历考试成绩和优异的服役记录退役之后，他终于得以回到亚洲工作。此时他叔父因病去世，尸骨就埋在阿拉斯加的陵园里面。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他叔父因为肾衰竭，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多才去世。绝不是因为生病遭到了抛弃而死。
回到亚洲，袁世凯有时候因为太累睡不着，就会在屋外看着夜晚的天空。可他回想起来的还是北美的风光。那极光飘渺的夜空，白天那碧蓝的天空，那仿佛镜子一样的湖泊倒影着天空与森林，远远看去完全分不出哪里是天，哪里是湖。而背着武器的部队从湖边经过，野鸭，水鸟，甚至还有雪白的天鹅都会从湖边被惊起。
童年时家乡的景色在他记忆中已经非常淡薄了。少年时代跟着部队从阿拉斯加走到了马更些河，沿河南下走到了大奴湖，和当地英国据点进行残酷的战斗。袁慰亭也觉得那些回忆居然也开始变得模糊了。他能清晰记得的，是他和几个血气方刚的战友听说天鹅肉好吃，试图偷偷去打几只吃。可是看着那优雅美丽的天鹅从容不迫带着它们灰色笨拙如同毛球一样的宝宝在湖里游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