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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当然皆大欢喜若没有接受呢？”邹元标问道。
“那就再上奏章！”沈思孝是性情中人，早就被吴赵二人激得热血澎湃了，他重重一捶桌面道：“若是子道和汝师的奏章没达到目的，这第三道就由我来上！”
“还有我！”邹元标慨然笑道：“咱可不是只能在报纸上放炮，不敢动真格的假大胆！”
“我们都要上！”众人一起嚷嚷起来道：“皇上一日不答应我们就前赴后继，定要让皇上看到正道不可欺，人心不可违！”
众人全都激动起来，一面喝酒一边商量着奏章内容，一直闹到夜深才散去。
翌日一早，吴中行果真上了一道《谏止张居正夺情疏》。作为学生；他的奏疏写得相当煽情，没有指责张居正错在哪里，而是从人伦大义上来唤起座师的反醒。他说：阁老昼夜为国操劳，父子相别十九年。这期间，儿子的身体由壮而强，由强变衰，父亲由衰成头白，由头白成苍老，音容相隔半生。现在父亲逝于千里之外，却不得临穴一哭，让为人子者情何以堪？
而后话锋一转，又巧妙地把‘夺情’，置于舆论的拷问之下，暗示君臣之间恐怕是有交易的。他说：‘皇上之必须要留’和次辅之不能走，原因在哪里，自然有一番圣人般的谋划，不是庸俗人等可以知道的。
然而天下众口悠悠，市井匹夫，说什么的都有，怎么想的也都有，大家不会体谅圣人的苦心，而会以最大的恶意猜度此事，各种说法满天飞。故而请张阁老立即丁忱，请皇帝不要再拖留，以正人心、靖浮言！
吴中行胸怀坦荡，把奏疏递上，全了大义后，便拿着副本径直去张居正龘府上。
这些日子，张居正是心神俱疲，不仅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还要在典论的风口浪尖上煎熬。舆论的严重不利，是他始料未及的。更他无法接受的是，甚至连与他向来交好的王国光、王崇古、王之诰等几位多年政友，也不能理解他的苦心，反而建议他顺应人心丁忱为好。
但也有坚决支持他留下的，比如他的同乡好友李幼滋，便说道：“大家都说，丁忱只是暂离二十七个月，过后随时可以起复，但这只是理论上的可能。徐阶致仕了，陈以勤、李春芳致仕了，高拱、殷士儋也致仕了，除了高拱偶然一度重来以外，其余没有一个能再见到北京的城阙。政权便和年光一样，逝者如斯夫。只要你人一走，形势如何变化，根本就无法掌控了。眼下皇上亲政在即、您的大业也才刚刚铺开，岂能一走了之，置君父于不顾，弃大政于荒废？。
张居正知道双方都不是害他，他此时确实有些骑虎难下，进退维谷了。就在这时，宫里又来了传旨的太监，宣读万历对他的《乞恩守制疏》书的批复：
“张先生笃孝至情，朕很是感动。但想到当年我十岁的时候，皇考见背，将朕托付给先生。这些年先生尽心辅导，迄今海内义安，蛮貂率服。朕冲年垂拱仰成，顷刻离卿不得，安能远待三年？且卿身系社稷安危，又岂金革之事可比？其强抑哀情，勉遵前旨，莫负我皇考委托之重，勿得固辞，吏部知道。钦此。”
听了这道谕旨，张居正感到隐隐不安，小皇帝的眷恋之情固然令人欣慰，然而如此赤裸裸的表达，并把自己抬高到‘身系社稷安危’的程度，其中的褒贬之意，让元辅大人情何以堪？
如果是一般的大臣，哪怕是首辅，受了这样的羞辱后，八成会没脸再待下去。就算故作无所察觉，下面那些人也会见风使舵，落井下石的攻击他。
然而沈默岂是一般的大臣？他不仅是大明朝唯一六首状元，还培养出了三代状元……自嘉靖四十年以来，大明朝的庶吉士，三分之二都出自他建立的苏州府学，并以其门下自居。而且沈默所发挥改进的新王学，经他的学生广为传播，已经成为心学各门中的一派。他的‘心无本体论’传遍大江南北，受到了年青士子的热烈追捧，把他看成是王艮之后，将阳明心血发扬光大的又一人。一句话，他是天下读书人的偶像，被许多人当成圣贤来膜拜。
况且沈默历经三朝，出将入相，定赣南、复河套、平安南；为大明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却从不居功自傲，反而愈加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当上首辅之后，他举新政、恤百官、分权柄，如和风沐雨，从无任何跋扈之举。
退一万步讲，就算没有这些，万历皇帝也万万不能这样对他，因为他是先帝的骖乘之臣，托孤之臣，又是皇帝的首席老师，在他没有犯大错的情况下，万历都必须对他保持尊敬，而不是用这种方式羞辱。
虽然皇帝是天下至尊，但大明朝的人心向背，从来都是帮理不帮亲，尤其喜欢跟强权对着干。何况比起陌生的小皇帝来，事迹已经被大家熟知的沈江南，显然要更亲切。
恐怕百官看了这道上谕，都会为沈默愤愤不平，许多原先把他看成强权的人，很有可能改变看法。从而使本来就不容乐观的局面雪上加霜……
张居正终于意识到，这次就算胜了也是惨胜。胸口不由闷得厉害，用过早膳后，便想回书房小憩。这时新任的管家来报，说是吴中行已在门厅候着，请求拜竭。
张居正虽然足不出户，也没了东厂的支持，但仍有的是耳报神，及时禀报外头的大事小情。他也早知道有人在到处串连反对他夺情，听说自己的这个门生也参合其间，这让他出离的愤怒。
本想将其拒之门外，但转念一想，何不当面听听他的想法，看看是不是连自己的门生也要反对自己。于是让人把他领进来。
吴中行进了书房，张居正见到他，自然没有好脸色，也不让座，也不让人上茶，而是劈头就问道：“你为何事前来？”
张居正号称铁面宰相，扳起脸来连首辅都发憷。在他咄咄逼人的目光下，吴中行胸中那股子傲气顿时就泄了。他躲开那锐利的目光低头小声道：“门生给师相送一份奏章来。”
“什么奏章？”张居正一愣。
“您老看过便知。”吴中行舔舔发干的嘴唇，从袖中掏出那道疏，双手难以自控的微微颤抖着，递给了张居正。
张居正本来靠坐在囤背太师椅上，一看那奏疏的题目，就悚然坐直身子。嘶声问道：“这道奏疏已经送进去了吗？”
“早上刚送进去，想必这时候皇上已看到了。”吴中行低着头道：“没送进去，是不敢跟师相说的。”
“你想要怎样？”张居正的眼中闪过浓重的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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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卷【海雨天风独往来】第八八七章夺情风波（下）
“学生不敢怎样。”吴中行不敢面对张居正的怒火，低头鼓着勇气道：“只是认为皇上夺情起复师相不妥，为保师相令名，故而斗胆上疏，请师相千万不要误会。”说罢，他便一个长揖辞别而去，只留下张居正在那里，气得半天缓不过劲儿来。
吴中行上疏之后，赵用贤唯恐迟则生变，第二天也上疏了，比起前者的奏疏，他的用语极不客气，指责之意更为明显：他说臣窃怪居正，能以君臣之义效忠于数年，却不能以父子之情稍尽于一日。臣又窃怪居正之勋望积以数年，而陛下忽败之一旦！国家设台谏，以司法纪任纠绳，但曾士楚、陈三漠二臣，竟晓晓为辅臣请留，实乃背公议而徇私情，蔑人性而创异论。臣愚窃惧士气之日靡，国是之日非也……”
这两道奏疏一上，张居正彻底崩溃了。自本朝开国以来，上书骂人成为经久不衰的主旋律，满朝上下，从皇帝到宰相，从尚书到郎中，从知府到县令，没有任何角色可以免遭‘吐痰’。这样你骂我我骂你，大家互相骂了二百年，基本上，能骂的都骂过了，想要推陈出新，便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然而赵用贤和吴中行做到了，他们必将名垂骂坛，经久传诵！因为他们打破了一个两百多年来都没人破的先例拿自己的老师开骂！
在大明王朝，什么样的关系最牢固，相信很多人都会说，当然是君臣关系了，忠君爱国，天经地义的么！但这是错误的，本朝的大臣和皇帝之间从来说不上有什么感情，君臣之间的淡漠疏远，冷得令人触目惊心。
不得不承认，朱家的子孙做皇帝，确实是太糟糕了。首先，从根子上说，朱重八是历代皇帝中最贫贱的一位……刘邦好歹是小地主家出身，自身还是公务员，重八哥却是家破人亡的失业农民，当过和尚和乞丐的干活。虽然英雄不问出处，但是一旦英雄的后代出了问题，马上就会有人用血统论，从根子上找问题。
加上朱元璋因为童年惨剧，最恨的就是当官的，不仅让他们领史上最微薄的薪俸，还用史上最严厉的刑法处置他们，贪污十两就剥皮添草，动轨便连根拔起。甚至因为没有足够的官员，而让一些犯罪较轻的戴枷办差，出现了阶下囚戴枷、堂上官也戴枷的千古奇景，让读书人的斯文扫地。
更不要提他发明的廷杖，动轨就脱下官员的裤子打屁股了。可以说，自泰始皇焚书坑儒后，在太平年月里，读书人就没混得这么惨过，你让士大夫如何能顺气？
要知道，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宋朝养士三百年，历代君王竭诚善待读书人，这才有了南宋灭亡，十万书生蹈海殉国，为赵宋王朝陪葬的壮烈事迹，这种事决计不会在本朝重演。
然而究其责任，朱元璋却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责任，要落在当今的帝系源头，那位抢了自己侄子皇位的成祖朱棣身上。建文帝登极，君臣大义已定，就算朱棣侥幸成功，也注定永世被钉在‘燕贼篡逆’的耻辱柱上。因为这不是‘朱家事’，而是以下犯上，叛臣弑君。忠义第一，不以成败论英雄，这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价值观。
在人们心中，乱臣贼子，本就是人人得而诛之的！所以当年朱棣篡国，才会有那么多读书人反对他。而朱棣为了堵住悠悠众口，又大开杀戒，杀光了最赤诚的忠臣。当年姚广孝曾经嘱咐朱棣，方孝孺是中国读书人的种子，万万不可杀。
朱棣没有明白姚广孝的意思，不是说杀了方孝孺，中国就没有读书人，而是杀了方孝孺，中国就没有他那样忠诚不渝的读书人！历代皇帝都不杀前朝忠臣，就是为了保住忠诚的种子。朱棣却不但杀了方孝孺，还灭了他的十族，也就永远不可能赢得读书人的效忠。
之后的读书人仍然要为他效力，但这不是朱棣重新赢得了他们的心，而是读书人学成文武艺，只能货与帝王家，天下别无分号，自然只能捏着鼻子给他干。然而出来当官的士大夫，哪怕不是为了自己，也是仅有报国之念，却无忠君之心。
而且本朝选士，由乡试而会试、由会试而廷试、然后观政候选，可谓严格之至。这固然使官员的身价倍增，对自己的身份加倍珍惜，却在客观上，使士子和官员的意识中滋生了‘功名是自家历经九九八十一道坎，辛辛苦苦挣来的’观念。
这就像后世学校中，一些老师抱怨说，那些在校期间成绩优秀的学生，虽然备受老师器重和厚爱，但毕业后往往对老师恩情淡漠。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成绩是靠个人聪明和勤奋获得的，老师的功劳很少；反倒是那些在校时成绩欠佳的学生毕业后一边后悔自己当年没好好学习，一边感激老师曾经给予的教育。
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