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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宋-第6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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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地位,司马光又如何能独断专行?

他心里根本就是站在司马光一边的。

所以他才如此的激动。

他对唐康发脾气,一是因为唐康这样做的确不太稳重,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知道,唐康的判断是正确的。

事实,已经不可挽回。

他暗中支持的战略收缩政策,已经结束了。

这是一次重大的挫败。石越知道在这件事上,唐康是绝不会理解自己的。他不会被他说服。但是,此时他无暇关心唐康,他想的是,司马光与王安石现在在想什么?

张叔夜张叔夜(10651127)北宋末将领。字嵇仲,永丰(今江西广丰)人,张耆曾孙。以门荫调兰州录事参军,历知襄城、陈留二县,通判颍州,知舒、海、泰三州。大观中,召对,除库部员外郎、开封少尹,迁右司员外郎。四年,赐进士出身(《嘉靖永丰县志》卷一)。其从弟为御史,尝弹劾蔡京,至京复相,摭细故贬监西安州仓草场。后来又被召为秘书少监,擢中书舍人、给事中。进迁吏部侍郎,为蔡京所忌,以徽猷阁待制出知海州,历知宣州、济南府、青州。靖康元年,金军南侵,徙知邓州,兼邓州南道都总管。率兵入援京师,拜签书枢密院事。是年,随徽宗、钦宗入金,至白沟,绝食而死,年六十三。后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忠文。叔夜喜谈兵论边事,临难无惧色,李纲尝谓“中有所养,临大节而不可夺”(《跋张嵇仲枢密遗稿》)。能诗,有绝句《歧王宫侍儿出家》,周紫芝称极有风味(《竹坡诗话》卷一)。《全宋诗》卷一二八八录其诗二首。《全宋文》卷二九一三收其文十四篇。事迹见《东都事略》卷一○八、《史》卷三五三本传。

第二十二章:君王有意诛骄虏(二之全)

石越绝没想到,好不容易走出熙宁最后那几年的阴影,眼见着这个国家财政开始充裕,边境安宁,朝野各种政治势力难得的相安无事,甚至有点齐心协力的意思——这二十年来的努力渐渐都有了好的结果,心理上刚刚感觉松了口气,正待大展拳脚,继续做一些以后想做而无法做的事情然而,迎接他的绍圣七年,却是一件接一件的噩耗

随着唐康带回来的消息,综合职方馆的秘密报告,辽国的威胁变得越来越现实。就在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时机。

原本,石越对此是不以为然的,因为有萧佑丹在!

尽管,萧佑丹是一个难以应付的对手,但自从经过上一次辽宋之间的危机后,石越心里就很清楚,只要有萧佑丹在,辽国就不可能真的南侵。

但是,这个时刻维持着辽祝与他手下那些野心勃勃的将军们的理智,引导着契丹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智者,突然之间就没有了。

这件事是如此的突然,石越在得知萧佑丹坏事后,还曾经建议司马光与王安石,要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宣传大宋最惧怕的就是萧佑丹,以此来帮萧佑丹一把。但是,他这么也没想到,司马光与王安石还在犹豫,萧佑丹就已经变成了刀下冤魂。

仿佛是嫌这一盆冷水还不够冷,绍圣七年正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在唐康在廷对时宣传辽国必将南侵的第二天,石越又接到一个噩耗。

王安石于前一天晚上逝世!

对石越来说,这件事可以说突然,也可以说不突然。

以他所“知道”的来说,王安石早就“应该”死了六七年,司马光也是如此。但是,当这两个人在“应该”死的那一年没有死,而一直又活了六七年后,石越就产生了一种错觉,谁说他们就不能和几年前去世的文彦博一样,活上个九十多岁?

可就在石越开始这样以为之时,王安石却突然死了。

没有任何征兆,上午,王安石还参预了小东门召见唐康。回府之后,一切如常,按时就寝,然后就再也没有醒来。

得到王安石的丧报之后,石越有好一阵子不肯相信。范纯仁拉着他一道禀告高太后时,他依然失魂落魄,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直到他奉旨到了侍中府,亲眼看见王安石的遗体,他才意识到,王安石真的死了。

即使到现在,时间已经又过了一天,石越仍然很奇怪自己的反应。

因为他与王安石其实并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相反,两人在很多时候,还是政治上的对手。

他不知道他为何如常反常。

是因为他觉得如王安石这样的人物,不应该有这样平凡得到极点的死法?

不,石越心里知道,这样的死去,对于王安石来说,是一直奢侈。

那么,石越能够给自己赵栋栋理由,便只有一个了。

便如担心萧佑丹死去辽国会失去控制一样,他也直觉的意识到,王安石一死,新党也会失去控制。

不管这是不是真正的理由,石越让自己接受了这个解释。

判太原府吕惠卿,已经在河东路那个“穷乡僻壤”呆了整整八年。王安石曾经希望将他调到一个好点的地方,但被司马光一口拒绝——能够符合吕惠卿的身份,离汴京又够远,还要偏僻穷困,同时还能保证吕惠卿生不了什么事,这样的地方,也只有太原府——这是石越心知肚明的。如吕惠卿这样的人,丢在边境,他能立军功,赶到南方,他能剿蛮夷,若在江淮,他能把地方治理到你不注意他的政绩都不行的程度。若给了他这样的机会,到时候顾念旧情的王安石再说说情,司马光和王安石那才是真不好回绝——既然是合作,总不能老顾念旧嫌,但这个旧嫌,却又的的确确是拔不掉的心头刺。

石越心里清楚,他相信司马光也肯定知道,这八年,吕惠卿把太原治理得井井有条。换了别人,早就美誉如潮,荐章迭上,召到京师重用了——事实上,太原府也已经接连有两任通判考绩卓异升迁了。这是司马光用另一种方法宣传,太原府的政绩,是那两位通判的,建国公只是在太原府养老的。

可惜的是,吕惠卿自己却未必甘心在太原养老。

蒲宗孟、曾效宽这些新党名臣一个接一个的去逝,章惇、曾布们又俨然与新党分清了界限,如今朝廷中,被人视为新党,而自己也承认是新党的宰臣,实际只有枢密副使许将一人而已。

但许将的个人魅力,完全无法与吕惠卿相提并论。而在“和衷共济”的大策下,被调任回本土担任江南路转运使的另一位新党名臣蔡确,因为长期在海外,回国后又没能进入中枢,影响力也非昔日可比

因此,石越的担心绝非空穴来风——如若王安石一死,新党中的一些官员转而支持吕惠卿,那么绍圣以来的局面,就将不复存在。

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新党掀不起什么大风大浪,在高太后垂帘的情况下,两府六部学士院各寺监的主官中,新党可以说屈指可数,几乎已经完全无法影响朝廷的决策。但石越心里却是清楚实情——这七年来,所谓的“新党”的势力,并没有削弱、分崩离析,反而渐趋稳固,隐隐的更像是一个真正的政党了。

首先是做为对王安石的妥协,这七年中,凡是王安石举荐的人,绝大部分都得到了相应的任命,如今大宋朝,至少有二到三成的知州、知县,是属于新党阵营,或者同情、支持新党的政策的,这个比例在在路一级的官员中,也占到二成左右,而在朝中,侍郎、少卿以下,这个比例至少也有两成。

而这个所谓的“新党”,还只是指你几乎可以将他们毫无疑问的视为“新党”,而政治上绝对支持王安石的人,但自绍圣以来,有许多人,连石越也分不清他们是不是“新党”。

从韩维、韩仲彦这样的顾命之臣,到章惇、李清臣、曾布、张商英们,还有地方上如陈元凤这些人这些人究竟是不是“新党”,完全只在于你对“新党”的定义是什么。

若认为“新党”只是隶属于王安石个人的政治势力,那么这些人都可以从“新党”中排除。但若以一定之政治主张来定义“新党”,那么这些人仍然可以算是不折不扣的“新党”。甚至如曾布、张商英,石越虽然可以确定他们算是自己这一派,但是若论他们的主张,仍然是新党的。

石越暗地里分析过绍圣以来,经过改变的新党的政治主张。

在石越看来,如今的新党,他们的政策主张其实是以“富国强兵”为基础,鼓吹继续变法。他们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强调由官府直接管理大量经济部门,主动对经济进行调节,以谋求在不增加赋税的同时,让国库丰裕。除此以外,在这方面,他们还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目的论,以国库是否丰裕为主要是非标准。除此之外,他们还普遍主张进一步改革役法,坚持推进免疫;要求提高吏的待遇,增加雇佣,让承担更多的义务;赞同以激烈手段铲除如宗室、冗官等特权阶层,反对荫官等等。而军事外交上,绍圣新党几乎全部持扩张与强硬政策,甚至他们经济政策之目的,就是训练精兵,对外扩张。但他们的目的色彩太强烈,以至于在这方面并没有清晰的政策,有时候反而自相矛盾——他们既支持现有之兵役制,同时又仍然鼓吹恢复全民皆兵的古制

从本质上说,绍圣新党与熙宁新党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他们明智的摒弃了一些已经证明不成功的东西而已,而这让绍圣新党更加具有吸引力——人们是善忘的,既然熙宁王安石与吕惠卿的变法并没有造成真正严重的后果,那么所有的过错,很容易就被遗忘,甚至被巧言辩护。

如果说凡是持这种政策主张的人,都算是新党,那么石越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将章惇、曾布、张商英们排除在外。也许,连唐康也得算进去。

石越心里也很清楚新党在这七年间能够形成真正稳固的政治势力——而不是如熙宁年间一样充斥这政治投机者——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对王安石的让步。一方面,王安石在杭州的五年多时间,重建了他的声誉;另一方面,司马光的全面战略收缩,在国力已经增强的情况下,也并不是那么得人心,朝野之内,对此不满的人,比比皆是。特别是与契丹的条约,连事业也让许多人倍感失望。

旧党如今还能够继续掌控这个国家,主要依靠的,不过是高太后与司马光的个人威信而已。

绍圣以来,虽然新党实际上分裂成王安石派、吕惠卿派、极端派这三派,但王安石派在这七年来一家独大,使得新党相对稳定。而的旧党,内部却是矛盾重重,而且其冲突更是公开化。这些君子们,既有范纯仁为首的温和派与刘祗为首的台谏派之争,还夹杂着一些极端的守旧派在其中兴风作乱,同时,还有以地域和师门划分为的洛党与朔党之间的人事矛盾、意气之争搀杂其中总之,其内部关系之复杂,连石越有时也搞不清楚。这七年来,这些君子们因为小事反目成仇,互相指斥对方为小人,恨不能将对方赶到凌牙门去——这样的闹剧,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发生了。

但若司马光也死了,石越几乎敢肯定,不待新党来收拾他们,旧党自己也就会斗个头破血流。

不过,毕竟大宋是一个君主制国家,君主虽然不能为所欲为,但只要有高太后在,旧党就可以保住他们的地位,这一点是没有人能够挑战的。

所以,幸好现在暂时还不要操心旧党的事。

新党的即将失控,已经够了。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辽国的即将南侵,石越也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要求对辽国强硬,甚至要求北伐,几乎可以肯定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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