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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话音刚落，便听那边人马中，有数骑骑士飞驰而出，跑在最前面的那人一面
挥鞭疾驰一面高声喊道：“果然是爹爹在么？”
田宗销一愣，又听那边有人高声喊道：“那边的拱圣军将士毋惊，俺们是横山
蕃骑！奉慕容总管之命，前来援救深州。”
1注：真实历史上，赵孝锡生于元丰八年，即小说中的熙宁十八年，三
岁即已夭折。
第二十八章圣主如天万物春（一之全）
三天后，大名府。
对于大名府的宣抚使司众人来说，他们经历了自开府以来，最为紧张抑郁的三
天。七月八日，冀州急报，深州城失守，拱圣军被全歼，辽军屠城，姚咒生死不
明。没晚多久，从注京的使者，带来了一个让石越与他的漠臣们皆寝食难安的噩耗
—高太后驾崩了！
当此大战之际，古往今来，在外面统军的方面之臣，最担心，最惧怕的，便是
中枢的政治剧变。而这世界上，还有哪种政治剧变，大得过最高统治者的更替？！
况且，这还是由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换成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
依照惯例，石越一面下令诸军戴孝，一面立即上表请求回京奔丧。
这算是大宋朝制度的一个优越性，当皇帝换人的时候，宰相也罢，在外统兵的
方面之臣也罢，都有一系列的制度，让他们自动交出权力，留任与否，则取决于下
任皇帝。从负面的角度来说，这是为了强化君权：而从积极的角度来说，这有利于
政权的稳固。每个皇帝都有他亲近宠信的人，他登基或亲政之后，反正是要换人
的，与其让皇帝在这方面绞尽脑汁，甚至做出许多令人心寒的事情，倒不如将之制
度化。宰执大臣们在诸如山陵使这样的位置上各有一席之地，而这些差使，总要花
费至少几个月的时间，这几个月的时间，表面上是宰相们在营建山陵，办理丧事
实际上却是进行政权的交接过渡。几个月后，丧事办完，宰相们便请辞，新皇帝以
办丧事有功为名，加以厚赏，然后便可以任用自己的宰相一
太皇太后高滔滔的地位，与皇帝是一样的。这一点，从皇帝已经下诏她的陵寝
为“山陵”，便已可确证，这是对皇帝陵墓的称呼。
但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平时皇帝如果大举换人，宰执们有条不紊的过渡权力
将重心转移到山陵的营造上，那没什么不好。但如今却在战争之中！
倘若中枢大举换人，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石越相信皇帝年纪再小也不会这么蠢，他相信就算他想这么干，朝中也一
定有人会阻止他。但是，谁又能肯定皇帝会做什么？这个世界上，惟一比女人更不
可预料的，便只有皇帝这种生物了。而无论大宋朝的制度多么完善，文官势力多么
强大，大宋朝始终都是一个君主制国家。皇帝若真要干点什么，就算最后被阻止
了，那也是在造成了混乱之后。
平日混乱一点也就罢了。
但此时一
而七月九日接到的诏旨，让石越证实了自己的担忧，绝非祀人忧天。
亲政才一天的小皇帝，竟然给他下了一道“内降指挥”！
如今大宋朝的制度，凡是不经过学士院、两府、门下后省的诏旨，皆是非法
的。任何官员在理论上都可以封还诏令，拒不执行。但是，却仍有一个很大的弊
政，可以突破这种制度，那便是“内降指挥”，亦即是“手诏”、“御批”，此类
似于唐代所谓的“墨救斜封”。所不同的是，唐代的“墨救斜封”，只是皇帝不经
过门下省任命官员，而宋朝的“内降指挥”，却是事无不预。
这种弊政，是由宋仁宗时开始泛滥的，宋仁宗天性柔弱仁厚，凡是身边的人说
情请求，他性格上不能当面拒绝，完全没有皇帝的威严可言，于是往往却于情面答
应他们的要求，但是他更害怕宰相们的拒绝，便滥批手诏，可他心里也明白这种行
为不对，便又告诉宰相们，凡是他的内降指挥，都不能马上执行，让宰相们来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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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因为耳根软，而是为了追求效率，于是也经常内降指挥。然而弓叨粼项毕竟是一
个英主，他心里也明白这种行为是不对的，自官制改革，便厉行限制“内降指
挥”，但赵项与石越也并不能彻底杜绝这种弊政，虽然熙宁朝政局渐趋稳定之后
除了一些小事，凡是军国大事，赵项便没怎么动用过手诏。
石越心里也明白，在君主制下，想要从制度上完全去除这种弊政是不可能的。
制度规定得再如何完善，照样都会被突破。如内降指挥这种东西的效力，更多的是
取决于政治传统、外朝与中朝的博弈，以及整个文官阶层的觉悟。
在绍圣间，高太后执政七年，所有内降指挥，便是全都局限于礼仪制度上的烦
琐小事，但凡涉及官员任免、军国之事，从无一事不经两府。
七年了，石越几乎已经忘记“内降指挥”原来还可以直接干涉军国大事。
小皇帝的这道手诏，是催促石越尽快进兵，救援深州。
而石越的回复是，令使者将手诏送回京师，并且给小皇帝上了一道奏章，告诉
他：“不经凤阁莺台，焉得为救？！陛下既以河北之事委臣，便当任臣信臣，凡诸
军赏罚进退，皆当断于宣台，否则，臣不敢受此任。”
但是，石越可以不客气的拒受皇帝手诏，他却不能不担心，大部分武将可没有
这个心理素质。大宋朝大部分的文臣敢于毫不客气的把内降指挥丢到皇帝的脸上
但是，有这个本事的武将，那是百中无一。
因为武官们的地位，远比文臣们要敏感。
皇帝不会跟一个拒绝他手诏的文臣计较，因为那危害不大，事实上中主以上
都明白这是对他的统治有好处的，而秋后算账成本太高。但是，对于敢于拒不听从
他命令的统兵将领，那在皇帝的心中，便是与谋反之臣无异。
将领们会宁可听从皇帝的指挥打败仗，也不会拒绝执行皇帝的手诏。
这一点，大宋朝已经有不少先例在前了。
石越不怕皇帝给自己下手诏，却不能不怕皇帝绕过自己，直接去指挥军队。但
他也不能下令诸军将领不得听从皇帝的指挥，只得给注京的两府诸公写了一封信
严厉的指责他们失职，没有好好规劝皇帝。
七月十日，石越倒是接到注京一份正式的诏书。诏书中拒绝了他回京奔丧的请
求，皇帝并且重申了石越的功劳，国家对他的倚重与信任，并且表示军国之事，一
以委之。这份诏令发出时，注京已经得知了深州失守的消息，委婉的表示希望他能
尽快进兵，以夺回深州，慰太皇太后在天之灵。
让石越稍稍安慰的是，皇帝挽留了韩维，太皇太后的遗体，暂安于大相国寺
等战争结束，再营造山陵。皇帝并向天下颁布了亲政诏，宣布大赦天下，表示他将
墨维治事，誓要将契丹驱逐出境，甚至继承先帝之遗志，矢志收复燕云。
但是，在接到这些诏令的同时，他又接到了两府的札子与皇帝的手诏。
两府的札子表面上是询问他应对契丹使者之策略—在得知太皇太后大行之
后，辽国肯定会遣使致哀，两府询问石越的意见—这个使者，究竟是接纳还是不
接纳？石越自然看得出，两府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而皇帝的手诏更象是一份密诏，要求他凡有契丹遣使，一概拒之。
从这两份互相矛盾的命令中，石越与他的漠臣们，到此时，才总算猜到注京发
生了什么。
小皇帝既要安抚两府诸公，使政局不至于发生太大的波动，影响到对辽国的战
争，另一方面，他又不甘寂寞，希望能马上执行自己的政策与主张。韩维与范纯仁
自然是要竭力替石越承担压力，而且二人也绝不会委屈自己的意志去屈从皇帝的想
法，小皇帝既要稳定局面，面子上便仍得尊重这两位宰执大臣，事实上他也轻易动
不了韩维与范纯仁们，于是，沉不住气的小皇帝便干脆另辟蹊径，用内降指挥来绕
开御前会议与两府。
从这个角度来说，小皇帝的内降指挥，倒也算是“迫不得已”。
但这可不能让石越感到安慰。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个时候，他只能也必须站在两府诸公一边。这也是
他一直所努力的，当外朝的力量增强，中朝的权力便会削弱，大宋朝士大夫的觉醒
可以追溯到真宗朝，这是宋朝绝非汉唐可比的地方。相信即使是吕惠卿处在他的位
置，也会与他做同样的事情。其实这才是考验他们的时候，在一个君主制国家，你
不可能永远指望皇帝如仁宗那么好说话，又或者如赵项那么明事理。如小皇帝这样
的皇帝，甚至更加恶劣的皇帝，迟早都会遇上的。而石越倒是有足够的底气—现
在可不是新旧两党势同水火，恨不能将寝对方之皮、食对方之肉的时代，他们还不
至于因政见上的不同，便全然丧失理智。
皇帝会给他发第二道手诏，显然是还没有接到他那份半劝谏半威胁的奏折，但
石越却不必理会这一点，他便权当赵煦是见着了他的奏章的。于是，在当天，石越
便封好自己的印信节钱，并写了一份待罪自勤的札子，准备着人送往京师。
赵煦要么停止给他乱下手诏，要么便罢了他的宣抚大使与右垂相之职！
石越当然知道，这是给皇帝难堪。皇帝今天不计较，迟早总是要算这笔账的。
但是，他认为这是必要的。小皇帝必须尽快明白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因此
尽管范翔、折可适、游师雄，甚至包括李祥都苦苦劝谏，但石越仍然决定一意孤
行。
虽然石越几乎可以肯定皇帝绝不可能罢掉他—就算小皇帝想，他也做不到
在这个时刻，学士院没有人会给他草这样的诏书，两府他也找不到副署的宰相，门
下后省更加不可能通过三一但这种剑拔弩张的对抗气氛，仍然计宣台上上下下
都人心惶惶。
石越的待罪自勤札子原本十日晚上便要发往注京，但范翔与石鉴却自作主张
悄悄的拖了一个晚上，希望能够出现任何转机。
二人一夜未眠，苦苦等待从注京来的使者，希望事情还有转寰的可能，一直等
到次日天明，二人等来的，却是另一道内降指挥！
二人几乎绝望。
直到石越过这道内降指挥，盼咐范翔写另一封奏章，范翔与石鉴才松了口
气。这算是一个小小的讽刺—小皇帝用一道内降指挥，向石越委婉的表示悔意
并重申了他对石越的信任与宣抚使司的权威。二人这才找了个借口，向石越察报他
的待罪自勤札子因为意想不到的差错，没能及时发出去。
三天来的紧张不安，眼见着终于能熬过去了。
但谁也没想到，紧接着这道内降指挥的，是御前会议的一道紧急公文，以及小
皇帝的另一道内降指挥。两者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在七月十日，皇帝曾经分别给吕
惠卿、蔡京、章集、慕容谦、唐康、仁多保忠发出手诏，这些手诏的内容，包括允
许吕惠卿东下井隆：同意蔡京北上沧州，令他兼领沧州一切水陆兵马，增援霸州：
督促章集兵出雁门：以及命令慕容谦、唐康、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