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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布政使司所奏的事情与宁波市舶司有关，来自日本的两支朝贡队伍因为勘合真伪之辩而引发了一场冲突，最终导致在浙江宁波爆发了一场骚乱。
历史上，直至明朝中期以前，日本国内朝野仍对大明以上国之礼相待，大明的朝贡贸易史称勘合贸易。
所谓的勘合指的是大明发给海外诸国的朝贡凭证，一式两份，一半为勘合，一半为底簿，是朝贡贸易的许可证。
其中，大明颁赐给日本的勘合百道，系由日字号勘合100道和本字号勘合100道，以及日字号勘合底簿2册和本字号勘合底簿2册组成。
日字号勘合100道、日字号与本字号勘合底簿各一册存于明朝礼部；本字号底簿一册置于福建布政司，而本字号勘合100道、日字号勘合底簿一册则送至日本。
按照规定，由日本刀大明朝贡的船只每船需带勘合一道，与福建布政司存放的底簿核对无误后，始护送至京，再与置于礼部的底簿核对。
而由明朝派往日本的船只，亦需带礼部的日字号勘合与日本的日字号底簿核对无误后，才准予入口贸易。
每逢大明朝廷改元时，即将新勘合和底簿送到日本，把未用完的旧勘合和底簿收回。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终明一世大明一共颁赐给日本的勘合有永乐、宣德、景泰、成化、弘治、正德6种。
只有凭借这个凭证才有资格向大明朝贡，否则只能落下被驱逐的命运，彰显了大明恩服四方的威望。
这种朝贡贸易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却有着极其繁琐复杂的规章制度，有一整套完善的流程要走。
而且，为了显示大明作为天朝上国的恩典和魄力，明廷往往高于市价十倍乃至数十倍的价格收购贡使带来的“贡品”，因此吸引了大量海外人士争相来大明朝贡，进而有了“万国来朝”的盛况。
由于可以从中获取大量的利益，因此导致大量假朝贡队伍浑水摸鱼，这个时候就需要来查验队伍的勘合。
永乐年间以来，随着日本各地守护大明的崛起，室町幕府将军所掌控的地盘已经只限于京畿附近，不仅那些势力强大的守护大名，就是那些有实力的中等守护大名也不再听从将军的指挥。
大名的称呼来自于“名主”一词，七世纪时日本进入封建社会学习大唐的租庸调制，创立了“班田制”，可惜班田制没能维持多久就被封建庄园制度所代替。
庄园制度的前期，贵族和富裕农民逐渐占有了土地，不过表面上这些土地是国家所有他们只是代理经营而已，要在委任书上署名，成为“名田”。
名田的主人是名主，分为由小主要是富裕农形成的小名主，以及由贵族和地方豪强形成的大名主，而大名就是大名主的简称。
所谓守护大名，是被那些被幕府封为守护职的大名。
可惜幕府由于实力有限，一直无法控制住这些名义上臣服的守护大名，而这些守护大名也无法掌控自己的领地，因为在他们下面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豪族，只是名义上听指挥而已，其内政、军事、治安都有很大的独立性。
等到了战国时代，日本国内战争日益频繁，这种松散的上下级关系已经无法维持幕府的统治，于是那些守护大名逐渐演变为了战国大名。
战国大名在建国初对领国内的小领主一般都采取循序渐进政策进行控制，逐渐将其掌控，只要那些小领主表示服从统辖则对其领有的土地、财产实行保护，对其原来拥有的一切权利不予剥夺，以减少了战国大名与小领主之间的摩擦。
当然，这种对小领主的保护政策只不过是战国大名们立国之初稳定局势的权宜之计而已，等他们站稳脚跟后就着手削弱或剥夺小领主的经济和军事实权，通过“家臣制”把小领主原有的领地转化为大名的直辖领地。
虽然这个时期领地的经营管理仍由小领主们负责，但已成了大名恩赏始他们的封地。
战国大名把领国内的原有领主纳入家臣制之后便开始制订家法，详细地规定与家臣之间的关系和家臣必须遵循的法规，除那些特殊条款外基本上有以下五点：
1，禁止领有土地的买卖和转移；
2，实行长子继承法；
3，婚姻和财产继承，必须得到君主许可；
4，家臣不得相争；
5，凡违法者，处以锯、火烤、车裂、串刺、釜砍等酷刑，并株连一族一村。
宣德年间，幕府的实权已经旁落在实力强大的细川胜元和山名持丰等守护大明手中，逐渐形成了以细川胜元和山名持丰为首的两大利益团体，争夺对幕府的控制权，使守护大名的势力发生了分裂。
不仅如此，在守护大名各领国内地方领主的力量也在不断增大，并干预守护大名的继承纠纷，导致守护大名的势力也发生分裂。
宣德九年，为了获取到明朝朝贡的巨额利润，细川胜元以宣德勘合组成了对大明的贸易团队，由细川元道率领五船七百余人，于七月抵达宁波市舶司。
其实，细川元道此次朝贡已经违反了大明的定制，永乐二年规定日本十年一贡，船限两艘，人限二百，违例则以寇论。
但是宣德元年因为日本入贡的人和船均超过限数，运来的刀也太多，因此重新规定贡船不过3艘，人数不过三百，刀不过三千的禁制，不许其违禁，可但实际却很难执行，毕竟日本需要这次贸易的利润。
山名持丰在得知细川元道组织对大明的贸易团队时，也立刻派出了一支船队，持永乐勘合前往大明，由山名瑞颜率领，共三船五百余人，昼夜兼程赶往宁波市舶司，比细川元道晚了两天到达。
按理说细川元道已经完成了朝贡贸易，山名持丰这次唯有无功而返，因为大明不可能与日本国进行两次朝贡贸易。
可惜的是细川元道一时大意光顾着跟宁波的商人做私人生意，一时间没来得及检验勘合，等到山名持丰赶到后才去办这件事情，正好遇上了也来办事的山名持丰，因此宁波市舶司一道验证两人的勘合。
很快，宁波市舶司就在检验时发现勘合有新旧之分，细川元道和山名持丰因此为了勘合的真伪而发生争执。
如果这个时候宁波市舶司的官吏能够秉公办理此事的话，那么也就不会引发后面的冲突，因为按照规定细川元道所持的宣德勘合才有效。
可惜的是，山名持丰贿赂了在宁波市舶司坐镇的太监，使得事态被急剧激化，进而一发不可收拾。
第759章一错再错
虽然宁波市舶司的最高官员是从五品的提举，不过从永乐帝开始宫里就派遣一名宦官专任提督宁波市舶司市舶太监一职，开始时只是参与市舶事务，后来逐渐开始主持市舶事务。
明代的皇帝为了掌控国家的经济利益，避免经济大权被文官集团控制，因此派宦官到那些部门任职，主要有市舶司、盐税司、采办、织造和烧造等等。
大明立国后，按前朝旧制在广东、浙江和福建设立了三处口岸对外通商，以市舶司管辖。
永乐后，宦官担任市舶太监就成为乐定制，除了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外，还能请旨节制、提督沿海军队以应对突发事变。
不仅如此，明代的皇庄设有观仓太监，就连草场亦由宦官管理，即便是归户部管辖的漕仓，也在宣德年间派宦官监督。
历史上，宣德后司礼监开始派遣宦官监督、核查各地的税务，到万历年间时宦官出任税官达到了高潮，直接控制了各地的税收。
由于身负皇命，因此宦官税使所到之处无不建造官衙和收罗爪牙，肆虐地方，成为了当地的一害。
地方官对此事敢怒不敢言，因此那些税使除了主管主管地方上的税务外，还干预地方事务，并且监视地方官员日常言行向朝廷密报，使得地方官们人人自危，对此是噤若寒蝉，无人敢招惹那些宦官。
故而，山名瑞颜为了不被排挤出这次朝贡，因此想到了从宁波市舶司的市舶太监入手去解决所面临的麻烦，进而收到了奇效。
说到底，山名瑞颜手里有大明颁发的勘合，虽然是永乐年间的勘合但那也是大明颁发给日本进行朝贡贸易的凭证，足以证明山名瑞颜是日本国官方的官吏，因此只要市舶太监肯通融的话就能浑水摸鱼地达成这次朝贡。
至于山名瑞颜为何如此想要进行这次朝贡贸易，是因为日本南北朝战争结束后经济和秩序开始恢复，枯竭的财政以及皇室与大名对奢侈品需求的急剧增长。
因此，日本在永乐元年遣使者赴大明，想要与大明之间进行通商，而当时只能进行朝贡贸易，也就是日本向大明“纳贡”。
虽说是纳贡，但并不是无偿把物品给大明，通过纳贡日本不仅可以得到超过贡品价值的赏赐，而且还可以随贡船携带货物到大明进行贸易，丰厚的回报让日本的大名们为了向大明的朝贡权明争暗斗，纷乱不断。
随着幕府将军权威的减弱，无法再控制那些手握重兵的守护大名，最终导致了争贡事件的爆发。
其实早在上一次对大明的朝贡中，细川胜元和山名持丰这两个日本国内最强大的大名就联合起来排挤幕府的将军，共同组成了赴大名的朝贡团，取得了幕府所保管的永乐勘合和宣德勘合，从中获得丰厚的回报。
值得一提的是，山名瑞颜这次能顺利地买通宁波市舶司的市舶太监，多亏了他身边的帮手河边白光，这件事情由河边白芒一手操办并顺利达成。
其实，河边白光在上次细川胜元和山名持丰压制幕府将军联合组团的朝贡之行中就已经立了大功。
当时按照细川胜元和山名持丰的约定，细川胜元三艘贡船，山名持丰两艘贡船，由细川胜元的人出任正使率船队赶赴大明。
不过，山名持丰贡船比细川胜元少一艘，因此在联合朝贡船队启程前暗自让河边白光带领一船抢先一步来到大明。
河边白光于宣德四年十一月来到北京城，虽然没有日本国的国书，但是其世故圆滑，深谙人情世故，因此以重金贿赂司礼监负责朝贡事宜的太监，进而得以凭借日本国贡使者团副使的身份参加宣德五年正月宣德帝举行的大祀庆成宴，并获得了宣德帝的破例赏赐，收获颇丰，这使得山名持丰对其甚是器重。
根据官方所掌握的资料，河边白光原名宋芒，浙江人氏。
永乐二十九年，日本的朝贡船队抵达宁波时，宋芒的父亲受随船日本商人代购商品，可是直到贡使团回国其父也未能按价交货，因此不得已以宋芒抵债。
宋芒抵达日本后成为了山名持丰的家臣，改名河边白光。
当河边白光离开北京城率所乘贸易船来到宁波与日本贡使会合时被其叔父认出，见其一身倭人装束，以为其投靠了倭寇，因此就去官府报官，免得受到牵连。
官府随即扣住了河边白光，查实其身份后上报给了浙江布政使司，浙江布政使司随后又上报给了朝廷，想要治其罪责。
宣德帝得知此事后特意下了一道诏令，说河边白光既为日本贡使使者，治其罪恐招日本抗议，致生他隙，因此下令礼部警告其不得再充任日本使臣后放其回日本。
由于河边白光对市舶司的日常运作很了解，知道里面的不少官吏都非常贪婪，因此建议山名瑞颜用钱收买了市舶太监。
结果，宁波市舶司的市舶太监在收到山名瑞颜的贿赂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将山名瑞颜的贡船船队看成是与拿着宣德勘合的细川元道一起的日本国贡船，而且不仅先让山名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