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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可夫担任骑兵团长时，苏联军队组建了第一批坦克部队。朱可夫的部队被挑选为使用这种新武器的试点。这对朱可夫的成功和以后他在苏联军事指挥系统的迅速提升起到了决定作用。在和平时期，朱可夫由一个团长提升为红军总参谋长，随后又提升为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这与朱可夫主张并参与红军的机械化和摩托化不无关系。当然朱可夫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但在红军将领中具有同样杰出才能的军事领袖不乏其人，而历史条件却造就了朱可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红军的机械化和摩托化早已开始，并随着战争的临近而加速发展。在这一时期朱可夫和红军参谋长沙波什尼可夫一道努力使军队领导相信，在现代战争中坦克可以起独立的作用，这个新的强有力的武器不应和行动缓慢的步兵部队一道展开，这只能降低它的威力，必须建立机械化集团军。因此在战前朱可夫已经处到很高的位置就不足为怪了。
另外，必须提的一点就是来自１９３７年的军队大清洗。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将领惨遭杀害。苏联著名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叶果罗夫元帅、布留赫尔元帅朱可夫传 ３５都先后被捕并被处死。５名元帅仅剩下优罗希洛夫和布琼尼２名。从１９３７年５月至１９３８年１１月间，另外还有１５名集团军司令被清洗掉１３名，仅剩２名；８５名军长被清洗掉５７名，剩２８名；１９５名师长被清洗掉１１０名，剩８５名；４０６名旅长被清洗掉２２０名，剩１８６名。斯大林仅在肃反运动中，处死了近３５０００名红军指挥员。
赫鲁晓夫后来在１９６１年１０月苏共二十二大透露了这次清洗运动的一些情况。他说 ：“有一次在国外报纸上出现了一条奇异的消息，说什么希特勒在准备进攻我国时，通过自己的谍报机关假意遗落了一份假文件，说雅基尔、图哈切夫斯基等同志是德国总参谋部的间谍。这‘机密’文件落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斯手中，看来他是出于好意把文件转交给斯大林。因此，雅基尔、图哈切夫斯基等同志便被逮捕，然后被杀害了 。”对于这些没有丝毫罪过的，却被指控为叛国和反党活动罪的数万名军官被杀害，完全是希特勒等人精心策划的。
肃反运动给红军造成的巨大损失，远远超过一场战役的失败。直接后果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进攻苏联时一触即溃。苏联武装部队由于失掉了一大批具有丰富经验的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在大战开始时，军队许多职务都由年轻干部担任，他们缺乏在复杂环境朱可夫传 ３６中统率军队的充分知识和经验。
朱可夫后来评价这次运动为“反常的、完全不符合我们社会制度实质的、也不符合当时我国具体情况的事情，毫无道理地违反了社会主义法制”。 但这次大清洗的厄运并没有落到朱可夫的头上，反而为他提供了更快提升的机会。主要是因为斯大林出于对骑兵领导人的特别态度。斯大林对骑兵领导人布琼尼的信任，使骑兵部队高级指挥员受镇压的人数比其他部队少得多。所剩的两名元帅全是骑兵出身，就是佐证。
由于政治环境的恶化，无疑打击了红军领导人的创造性和主动精神，朱可夫也相对地保持沉默了。这一时期的最高统帅部的人大多平庸和缺乏经验，正是这些人说服了斯大林，没有采纳朱可夫和沙波什尼可夫关于组建大规模机械化部队的建议，甚至解散已有的大的坦克部队。只有到了１９４１年红军节节败退时，朱可夫的看法才被重新采纳，这是后话。
１９３７年朱可夫被任命为白俄罗斯第三骑兵军军长。不久，他又被推荐担任第六骑兵军军长。由于朱可夫以前指挥的第四骑兵师属第六骑兵军，所以他很高兴地接受了任命。同时朱可夫开始研究骑兵机械化集团军中骑兵的战斗使用问题。他非常重视骑兵同坦克部队的协同作战和战役中对坦克防御的组织问题。
当时，在第三军和第六军的各种野外演习，朱可朱可夫传 ３７夫都要求同独立坦克第三十一旅或独立坦克第三旅配合行动，因为这两位旅长过去都是朱可夫的同事，这样在“战斗情况”中彼此非常容易理解。
在朱可夫任第三骑兵军军长之前，朱可夫曾被作为主要军事观察员之一派到西班牙。在１９３６年秋到１９３７夏，朱可夫充分利用了西班牙内战这一宝贵的试验场，新式武器得到试用，一些有争议的现代战术概念，也可以进行研究，看效果究竟如何。苏联装甲部队在西班牙参加过多次战斗，有时打得很出色，但有时也会因为战术不妥或笨拙的试验而常常失利。
１９３８年夏，朱可夫又被作为军事使团的一员派往中国，了解日本军队的战略战术，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后来证明朱可夫在中国没有参与中心工作，他的才干也没有被发挥，近乎于无事可干。同年冬天，朱可夫被调回国内，任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员，这样他就有了指挥一个大战役军团的机会，也为他展露才华创造了条件。
对于朱可夫的评价，我们可以从一份１９４３年５月俘获的德国军事文件中有所了解。 上面写着 ：“朱可夫是个说话坦率勇于行动的人，他的特点是毅力胜过智力。在苏联军界很受重视，被认为是非常能干的军官和优秀的组织者。他第一个主张大规模使用坦克，并在实践上成功地加以运用 。”敌人的评价往朱可夫传 ３８往具有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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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哈勒欣河初露锋芒
１９３９年６月１日，在白俄罗斯第三骑兵军司令部，作为军区副司令员的朱可夫正在对刚进行的一场演习讲评。参加演习的各兵团指挥员、参谋长和作战参谋人员坐了一屋，大家静静地听着，并不时作着记录。一阵急促的电话铃从隔壁传来，没一会儿，军区军事委员苏赛科夫急匆匆跑进来，打断了朱可夫的发言，他低声地告诉朱可夫，刚才莫斯科来电话，命令他立即动身，到国防人民委员会那里报到，看来情况相当紧急。
朱可夫草草做了交待后，立即踏上前往莫斯科的最近一趟列车，第二天清晨，朱可夫赶到国防人民委员优罗希洛夫的接待室。此时他预感到有可能与战争有关。秘书告诉他，优罗希洛夫已经在办公室等着他，并且说 ：“您进去吧，我马上去命令给你准备远行的行装 。”
“什么远行 ？”
“进去吧！人民委员会告诉你一切的 。”
进门后，优罗希洛夫和朱可夫握了握手，表情严肃地告诉朱可夫，日军突然侵犯了蒙古，根据苏蒙１朱可夫传 ４０９３６年３月１２日的苏蒙条约，苏联政府有责任保卫蒙古不受任何外敌侵犯。他走近地图向朱可夫大致介绍了一下情况，指着哈勒欣河以东地区说 ：“我认为，这里孕育着严重的军事冒险。无论如何，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你是否可以立即飞到那里？如果需要的话，把部队的指挥权接过来 。”
“我可以马上起飞 。”朱可夫立即回答道。
“很好，你乘坐的飞机１６点可以准备好，在中央机场。你现在到斯莫罗基诺夫那儿去，从他那儿拿你所需要的材料，并商量一下同总参谋部今后的联系问题。派给你的几个专业军官将在飞机上等你。再见，祝你成功 。”
飞机降落在苏联国境线上的最后一站赤塔，６月５日晨，朱可夫一行到达塔木察格布拉克，在第五十七特别军司令部听取军长费克连科、军政委尼基舍夫、参谋长库谢夫等人的情况汇报。然而汇报的情况让朱可夫大失所望。很显然，军的领导并不了解真实的情况，除了政委尼基舍夫以外，没有人到过发生冲突的地域 。”
朱可夫问费克连科，他是否认为可以从距战场１２０公里以外的地方指挥部队。费克连科举了一大堆理由，诸如作战方面尚未做好准备，电话电报线路没有敷设，没有现成的指挥所和着陆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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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可夫强忍不满地说 ：“面对这种情况你们准备怎么办呢 ？”
“我们准备派人去搞木料，然后着手构筑指挥所。”这样的回答很难让人满意，朱可夫建议军人随他一起到前线去。但费克连科却借口莫斯科随时可能来电话找他，便让军政委陪朱可夫去。
到了前线，朱可夫仔细观察了发生冲突地域的地形，并与红军和蒙军的指挥员、政工人员及参谋人员谈话，很快进一步了解了次次战事的性质和规模，对日军的作战能力也有了新的印象。同时他也发现红军和蒙军都缺乏周密的侦察。
返回指挥所，朱可夫如实向国防人民委员会报告了情况，并简略地陈述了苏蒙军队的行动计划。第二天，人民委员会就批准了朱可夫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同时解除了费克连科军长的职务，任命朱可夫为军长。
朱可夫根据情况，要求国防人民委员会加强航空兵部队，增调不少于三个步兵师和一个坦克旅的兵力到作战地域，并要求大大加强炮兵力量。很快，总参谋部同意了他的要求。
６月２２日至２６日，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空战，很显然，日军的目的在于严重挫伤苏军的空军力量并夺取制空权，以保障其部队将要进行的大规模进攻战役。日军制订了“诺门泽事件第二阶段”的战役计划。朱可夫传 ４２战略目标是：
１、围歼哈勒欣河东岸的全部苏蒙部队；
２、渡过哈勒欣河，前进至河的西岸，以便消灭苏军预备队；
３、夺取并扩大哈勒欣河西岸之登陆场，以保障尔后的行动。
７月３日拂晓前，日军以三倍的优势连夜偷渡哈勒欣河，向在那防御的蒙古第六骑兵师发起了进攻。很快占领了巴莫查岗山及其邻接地区。日军继续推进，准备包围河右岸的苏蒙军队。
蒙军迅速向苏军指挥部报告了情况，情况十分紧急，日军在这个地域展开进攻，可以丝毫不受阻拦地对苏军主要集团的翼侧和后方进行突击。朱可夫猜测到敌人的意图，立即决定调动所有的预备队，迅速向巴英查岗山方向前进，并从三面向日军发动进攻。当时日军在巴英查岗山集中了１万余人，而苏军总共只有１０００多人。日军拥有近１００门火炮和６０门反坦克炮。而苏军只有５０几门火炮。
朱可夫命令坦克第十一旅从行进间向日军发起进攻。同时摩托化步兵第二十四团加强了一个炮兵营从西北协同坦克第十一旅的进攻；摩托化装甲第七旅从南面进攻。苏军的机械化部队近乎闪电般的进攻，是日军怎么也想不到的。一个日本兵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朱可夫传 ４３“几十辆坦克突然向我们冲来。我们当时惊慌失措；战马嘶叫， 拖着火炮前车四处奔跑； 汽车也四处乱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