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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宋神宗认识到,这个年代政权统治的极限,也不足以支持募兵制下的大规模战争。要对外开战,募兵制就不能坚持,不然不等胜利自己就先垮了。
从逻辑上讲,熙宁变法在军事方面,一系列制度是先从禁军封桩阙额开始的。封桩阙额是裁减禁军的一种比较柔和的方式,即禁军因为老病逃停等等原因出现了阙额,不再增补,用自然减员的方法把禁军的员额降下来。每出现这样的一个缺额,枢密院便就把名额封存,称为封桩。封桩了多少员额,按照每名禁军的花费,把这笔钱扣下来,用到保甲制的推行上去。禁军减少了的军队,由保甲制度下的征兵来填充。随着时间的推移,禁军越来越少,征兵越来越多,最终实现征兵对募兵的替代。将兵制,就是与这种征兵制相适应的,把组织与指挥体系固定下来,而实现兵员的流动。
很显然,在这种征兵代替募兵的过程之中,禁军的战斗力会迅速地减弱。因为缺额封桩,禁军中剩下的都是老弱,而且越是到了后面越是如此。当然历史的现实是这个进程被打断了,由于党争,旧党当政之后削弱了保甲制度,也不再让保甲向征兵军队转变。这就是宋朝人经常说的,募兵衰,保甲亦衰。到了徽宗当政,甚至把缺额封桩的钱用来享受和摆排场,而不再用于保甲的组织和训练。靖康之变,金军兵临城下,京城禁军实际人数只剩三四万人,而且全为老弱。这种情形本来就是阙额封桩下的必然,是制度本就如此。
回望历史,不得不感叹人类总是不停地自己作死。新旧党争,每一党上台的时候都说要革除前弊,实际的情况是弊端没有革除,而把有用的革掉了。真正的弊端,反而被保存了下来。不如此做,怎么能让人知道对立党派的不足呢?想做真正对国家有用的事,偏偏没有那个本事,那只能摆出坏处来,让围观的人知道下台的为什么是坏人。
徐平的历史知识一般,而且他学的课本上,也并没有详细讲解王安石变法针对军制改革的内容。仅仅讲一个将兵法,在他现在看来,连治标不治本都算不上。但徐平却清楚地知道,现在的军制之下,是打不了大仗的。防守都嫌吃力,想打出去是想也不要想。
一句兵制不得不改,一句征募结合,让殿里突然平静了下来。
这不是徐平第一次提现在兵制存在的问题了,而且每提一次,就更加尖锐,说到的问题和措施也更加具体。然而天下和平已经数十年了,改兵制,谁有那个勇气?
沉默许久,赵祯才道:“兵制关系到国家之本,急切间哪里容得随便去改?而且,征募结合,则现在的近百万禁军和厢军,就必然要退掉许多人。这些退掉的人,如何保证他们的衣食?他们一生在军中,别无长技,没了衣食——”
说到这里,赵祯看了看殿中的众位大臣,无奈地摇头苦笑:“这不是驱兵为匪吗?”
徐平上前,捧笏高声道:“陛下,臣现在提出此事,正是想到了这些人的去路!如果不是有退路给从军里裁汰下来的人,臣如何敢提此事?”
李迪沉声道:“哪里去?徐平,现在说的可不是三五百人,也不是三五千人!一旦禁军和厢军要改成征募两用,则不裁汰三十五万人是不行的。三五十万兵员,再加上他的妻儿老小,就有百万之众啊!百万之众,大宋虽然大,也经不起这样折腾啊!”
徐平道:“相公,若是前几年,确实是无处安排这些人。但现在,却是不一样了。下官当年在邕州,兴办蔗糖务,数年时间,前前后后从福建路招募了二三十万人。现在三司之下有蔗糖务,还有营田务,还有各种各样的公司。下官算过,这些新建的衙门每年要招募的人,一年少则数万,多则二三十万。现在正是它们大发展,广招人的时候。如果错过了这几年,员额都满了,就白白浪费了这个机会。一个萝卜一个坑,到那个时候再想填人进去,就要先把地里的萝卜拔起来,一样有人没了饭碗,就麻烦了。”
陈尧佐道:“此事说起来是容易,但人在一个地方过得习惯了,谁会想换到另一个地方去?把兵员裁汰下来,让他们到三司下面讨饭吃,只怕人心不稳,先激起兵变!”
徐平道:“正是此次修《会计录》,才让我发现,原来现在三司下的各公司,里面雇的人过得与禁军不相上下。若是那几个特别赚钱的,还比禁军里要好一点。所以要让士卒乐意从军里退下,也并不是不可能。下官以为当从下面三点做起。第一,禁军严加训练,不可再像以前那样随意,军中辛苦才是应该的。第二是让要军中的人知道,还有许多地方比在军中要好,更加适合他们。第三,便是三司属下的很多公司,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按照旧的场务习惯去管。而是要参照军中的制度,在公司里,是专门干活不是兵的军队。”
前两项实际上容易,工人的待遇向普通的兵员看齐没有什么,实际上本该就如此。军中训练辛苦更是应该的,懒懒散散哪里还需要专门养军,打仗随便征几个人就好了。关键的在第三点,如此做,才能把人控制起来,不要从军中一出来,就聚到民间作乱。
第310章 最后争取
李迪沉思良久,最终叹了口气:“还是不妥。所顾虑者,营田务和蔗糖务虽然确实要招人,但如果把裁汰的军兵招进去,只怕对这两务不是好事,对那些军兵也不是好事。祖宗设养兵之法,其中深意是把民间乱法不逞之徒招进军中,严加管束。一可备战事,二民间去了这些滑横不法之徒,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为何在军中能管住这些人?一曰阶级之法至重,生杀操之于统兵官之手,日常行事不得不收敛。二是军法严而且重,民间犯法,官司鞠谳审问费时太多,关节重重。而且圣上仁心,以少杀不杀为美事,往往犯重罪者得不到严惩,民不畏法。军中则不然,一有不能制的骄兵悍卒,打杀亦不为过。这样的人如果脱了军中的管束,到了三司场务和公司里,只怕是制不住他们。此是对场务不好的地方。对军兵不好的地方,他们在军中比得的是弓马武艺,不事生产,到了场务公司中做事,自然比不过老实做事的匠人。比别人做处差了,自然就比别人拿得钱少,终究心怀不满。用人当用其所长,好勇斗狠的人,自然就该到军中去。”
徐平向李迪行礼:“下官所见,与相公多有不同。试一一剖析,相公指正。”
李迪只是性子直率,有什么就说什么,心胸还是很开阔,当下对徐平道:“道理不辨不明,你只管讲就是。若真是利国利民,中书也不阻你。”
“祖宗深意,收天下滑横不法之徒入军中,以阶级示之以威,以军法示之以严,磨去其桀骜不驯的性子,为国家效力,此是不错。但首先,军队是用来打仗的,若是临阵不能战,只养这些不好管束的人,那扔到牢城营里岂不是更好?所以,这些人虽然在民间时官府难以管束,到了军中之后,这不服管束的性子就应该被磨掉。在民间是为害的恶狼,入了军中之后便应当是为朝廷效力的忠犬,这才是祖宗深意。如果到了军中,多年历练,还是滑横不法的旧模样,那绝不是祖宗立此制时的本意。如果大多数人到了军中之后,依然不能改旧时恶习,那就说明军队不行,要对军队进行整顿。如果只是少数人如此,那就说明这少数人不行,该打就打,该杀就杀,按军法严惩就是!”
说到这里,徐平不由提高了声音:“军人在军中,第一是服从,第二是要让自己有能力服从!在军中数年,首先学会的应该就是守规矩,手下的士卒连这一点都学不会,要统兵官何用!只靠着喊打喊杀吓唬手下,还不如牧羊的羊倌呢,羊倌都知道让自己放牧的羊守规矩!先让手下士卒学会守规矩,再教会他们行军打仗,国有战事,能勇往直前,所战必胜,这是统兵官要去做的。时时不要忘了,军队是用来打仗的!没有这一点,一切成空!”
见徐平说得有些激动,李迪吃惊地看着他。倒不是徐平说的内容让李迪意外,这一直以来就都是徐平的观点,让李迪出乎意料的是徐平的态度。印象里徐平在意见跟其他官员不一样的时候,很少会固执地坚持己见,大多时候是默默地把事情做了,等到效果出来了再与人分说。这次不知受了什么刺激,却是铁了心,一定要把话讲清楚。
殿里的气氛一时显得有些尴尬,过了一会,李迪突然笑了起来:“自你回京,这是第一次要跟中书把话说清楚,不想却是跟我说。徐平,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觉得你说的道理不对,道理是对的,但是却无法最到。世间的事,不如意者常十之八九。国家花费了无数的钱粮来养兵,当然是希望他们能够打仗,但能不能打,又岂是我们这些文臣能够决定得了的?只好退而求其次,最少现在天下无战事,禁军先不要出乱子。”
徐平真想大喊一声,怎么会不知道怎么做呢?从年前讲到年后,从年初讲到年尾,自己把该说的都说了,怎么还是不知道呢?当然理智告诉他,光靠嘴说是没有用的,自己的想法跟这个时代差得太远,这种国家大事朝廷实在不敢就这么听了自己的。一切都能如预期的当然好,如果有偏差呢?军队不是一般政事,出乱子就是大乱子,难以挽回。自己管三司都知道经济政策上处处小心,中书和枢密院对于自己的权责一样慎重。
李迪和陈尧佐与徐平是一起从京西路进入朝堂的,实事求是地说,他们对徐平的相关政策一向支持。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是有的,但却从来没有刻意阻挠。枢密院张士逊与徐平的关系则非常冷淡,公事公办,既不会照顾徐平的情绪,也不会刻意让他难看。
但是李迪不是吕夷简,作为宰相他没有掌控朝政的能力,不能像吕夷简一样轻轻松松把自己的意志贯彻下去。能够支撑住让徐平放手进行经济改革,推行新政,已经是他的极限了。再去改军制,实在是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这件事情是他是真地没办法。
但是一直关心党项事务的徐平却知道,太平时光就要过去了,西北战事即将爆发。最多在一两年内,元昊必定造反。他就要靠着刺激境内的民心来筑固自己地位,这几年所有的政策都向着反宋自立的方向行进,只有如此做,才能争取到党项内部有野心的实力派支持他。从太宗时候起,党项动乱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最终的结果就是朝廷没有办法彻底解决那里的势力,最终还是要和。既然最差的结果无非是求和,这些实力派为什么不再支持元昊造一次反试一试呢?如果万一成功了呢?大家尝一尝开国元老的滋味,在党项的地位也可以更上一个台阶。冒险成功的势力吞掉犹豫不决的那一部分,对他们只有好处。所谓箭在弦上,已经不得不发,元昊不反,他鼓动起来的党项野家心就将反噬他自己。
说是用前线将士的血来让朝廷明白军制不得不改,但那些底层士卒何辜?但凡有一点可能,徐平都不想让那种悲剧发生。这是他最后一次向朝廷争取认同,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即将在西北被吞噬掉的那些生命。如果再次失败,那只能在三司职权范围,把物资转运体系打通,准备持久战,用钱粮把党项耗死。
这个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