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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礼仪性地问群臣有无别事要奏，众人都已经准备退朝了。
正在这时，排位极靠后的司马光从人群中挤了出来，捧笏抗声道：“臣司马光，请与集贤相公廷对！相公欲一道德，此根本大政，关万民疾苦，天下兴衰，不廷对，何以服百官！百官不服，何以临百姓！”
赵祯已经要起身了，只好又坐了下来，看了一眼下面站在前面的徐平。
徐平神色淡然，捧笏出列：“臣愿对！”
此话一出，准备走的百官精神一下子提了起来，很多人不由自主地就踮起了脚。
廷辨是宋朝对政治大事的讨论方式之一，而且是最激烈的方式，除非是涉及到国家的根本大政，不然不用。这是一场由在殿内的朝臣全部参加的大辨论，涉及到的人多，讨论的事情特别重大，观点也尖锐，大多数廷辨都会从早到晚。甚至思想争论激烈的时候，一次不行，在短时间内多次进行。
廷辨这种大事，大多数的官员一辈子也碰不上一次。
用徐平前世的政治制度比较，这就是执政党内部关于国家根本大政的大辨论，议会制国家的议会辨论，一党制国家统一思想之时的大讨论。
一道德，就是统一政治立场，确定政治原则，统一思想。这么大的动作，没有人反对是不可能的，徐平早有准备。徐平携西北大胜的军功回朝拜相，很多人慑于威势，在榜文帖出来自己没有做好准备前，没有站出来罢了。今天不廷辨，早晚一天会廷辨，要一道德这是不可避免的。此时官职尚低微的司马光第一个站了出来，并不出徐平意料，历史上王安石一道德，就是他反对得最激烈。
一道德不是逼官员站队，如果最后搞成官员站队，一道德实际上就失败了。这就是思想的大辨论，不辨明白，强行推下去是没有用处的。历史上王安石变法，在一道德的时候实际上是失败了，他强行推下去，立新学，以新学取进士。让满朝官员站队，与自己思想相同的就用，不相同的就贬。最终的结果，是造出了一个旧党，最终上台来斗他。
政治立场、政治制度、政治原则、施政举措不是凭空来的，都有内在逻辑，这个逻辑就是文明的特性。如果没有找出这个逻辑，就说明文明还没有真正地确立起来。
这个年代决定着政治的逻辑，就是韩愈和柳宗元的性情之论。
当天命破除，人必然会问我们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要这样看待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可以用相反的办法做。这是人的必然，离了天命，人要从自己找逻辑。
文艺复兴欧洲文明从神权中解放出来之后，也同样经历了这个过程，一场关于人性的大讨论。自由、平等、博爱等等这些名词，徐平前世听起来高大上，觉得洋人怎么会这么厉害，是怎么想到这些的。中国的文明怎么这么落后，就不去想这些问题，尽是搞些仁义道德天理伦常之类虚假欺骗人民的东西。但是自由、平等、博爱等等这一切，真地引入中国来了，纵然精英再是引颈高呼，这就是文明，愚昧的人们醒来吧，我们不要野蛮，我们要变成文明的民族。大多数的人民却无动于衷，精英痛心疾首，一切都是文化的错，我们落后愚昧的文化，什么时候才能扫除干净，走向文明。
人民对引进来的文明麻木，一部分精英失望了，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愚昧与落后深植入骨子，永远不可能变成文明国家。还有人在坚持，试着分析其实洋人并不是按照这一套来行事的，就跟仁义道德一样，不过是欺骗愚弄底层人民的把戏。
人民不愚昧，也不会被欺骗，你欺骗他们，他们反抗不了，心里却还是很清楚。你逼着他去做这做那，要去这样想，不要那样想，他们无法反抗，无非闭嘴罢了。或许在深夜聚在一起闲谈的时候，发上几句牢骚。
这种相互谁也理解不了的现象，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自由、平等、博爱等等这一系列关于人性的学说，仁义道德这些关于人性的学说，其实都不是为了愚弄底层人民的，而是文明要发展不得不面对的议题。
人性是善还是恶，是利他还是利己，是趋利避害还是见义勇为，是自私自利还是勇于承担责任，等等一切人性的两面性，跟社会矛盾中的阶级分别一起，组成了每一个政权的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的逻辑，形成了自己的文化。
洋人的自由、平等、博爱、信用等等这一套文明逻辑引入中国水土不服，不是因为自己文明的愚昧与落后，不是人民愚昧麻木不仁，而是因为这一切，祖先早已经进行了思想大争论，形成了自己的文明记忆。只是这些文明记忆，随着那一次文明巨人的倒下，被扫进了垃圾堆，埋藏了起来。文明摆脱了那一次的伤害，打开这个宝库，就是无尽的财富。
徐平前世每谈到社会问题，那位洋秀才总喜欢甩出一个洋人的名词，什么利维坦，什么社会达尔文主义，诸如此类，一脸不屑：你个土鳖知道这些吗？好好看一看，洋人是怎么看待社会问题的。什么时候你个土鳖，也能够做一回文明人。
一个土，一个洋，名字就已经代表了时代的价值取向。
当徐平穿越千年，努力让自己的思想跟这个时代同步，去重新思考文化典籍，才真正明白那些是什么。自己被人骂土，不是因为文明的落后，不是因为祖先愚昧，而是他们走得太远，又跌倒在了血泊中，文明被封印到了记忆深处。
什么是文明？一个是阶级斗争形成的政治制度和原则，另一个是对人性的思考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和原则，这两者加起来，就形成了文化和政治，构成了文明的主体。
作为一个上过大学的人，徐平知道在数学中有一条大数定理，巨大数量的随机，最终会表现出规律性。也听说过混沌这回事，随机会表现出有序。
有人觉得人性是善的，有人觉得人性是恶的，有人觉得人天然是自私的，有人觉得不是这样的。这些关于人性两面的想法各人不同，这个问题两人一样，那个问题不一样。但是巨大的人口，漫长的时间，终分的交流碰撞，最终会形成共识。这种共识不是决定了这个问题上我是对的，那个问题上你是对的，而是最终形成了一个包容原则，出现了社会文化上的规律性，这个规律性就是文明。
中国人口众多，教育一直走在世界前列，独立思考的人口多，形成这种包容原则也就早得多。这些关于人性的议题，由此生发出来的同性恋问题，家庭问题，伦理问题，种族歧视和种族平等问题，这一系列议题，都放在性情之争的这个大筐里。他们在文人的一篇一篇文章里，在官员一次一次的奏对里，在朝廷施政的发出去的命令里。
洋人讨论同性恋，讨论家庭，讨论伦理、讨论种族骑士，讨论女权这类问题很热闹，中国人却觉得不理解，因为自己的祖先已经讨论过了。甚至就连男人穿女装，诸如此类，都在文明的记忆里。再一次出现风潮，不过是文明还在退化，没有重新站起来罢了。
从汉武帝以天命一道德，漫长的历史时期，张角的黄巾大起义，魏晋谈玄，后来的佛教兴起，儒学再兴，等等这一切，都是文明前进的脚步。直到巨人倒下，才止步不前。
写《道德经》的老子是什么人？史官。孔子干了什么？《春秋》编史。大多数的先秦诸子，大多都有接触史书记载的经历。文明不是由这些伟人创造出来的，而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创造出来的，他们只是忠实地记载了文明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规律性。他们的伟大不是创造了文明，而是看到了文明，并记下来留给后人。
今天，徐平将要在这里，面对司马光这个大宋第一顽固派，以及后面会一个一个站出来的官员，从人性，社会，全部的问题进行辨论。
他今天要在新的一年第一个大朝会上，而对百官，以最激烈的廷辨，来一道德。
第26章 不要失职
司马光走到徐平身前，先向殿上的赵祯行礼，赵祯曰可。司马光转过身来，对徐平躬身行礼：“光以微末之官，欲辨宰相。相公，光失礼否？”
徐平道：“不失礼。官高官低，朝廷之位也。朝廷之位，选贤而任能，朝廷之意。朝廷之意自归朝廷，不关人之贤否。我不贤而居高位，尔贤而位卑，不过朝廷失察。朝廷失察非朝廷之错，只是此时欲用我之能，而忍贤德不足。日后你之能过我之能，位自会居我之上。贤又过我，则贤能相当，朝廷得之必大喜。是故，你近前若未拜陛下，未揖我，是失礼之举，礼在朝廷。以小官辨宰相，是为朝廷争，不失礼。”
司马光忙拱手：“光何德何能，敢当贤于宰相上？相公欲誉我而实訾我耶？”
徐平道：“非。你与我廷辨，是否因朝堂之榜而辨？”
“答相公，确是因朝堂之榜。”
“既如此，必是对榜上所列有所见不同之处。宰相当位，朝廷选贤与任能也。宰相实未必贤能当天下之选，朝廷或有失察之时。失察非朝廷之错，盖朝廷非圣人，实难明察于天下。百官、百姓助朝廷察之，此应有之意。廷辨，百官助朝廷察之。你欲辨榜文，必是于榜上所列某处，与见不同。榜文未行，不关能否，此时与宰相廷辨，必是助朝廷查宰相贤否。你可以，百官可以，细民亦可。所见不同处，必是于此处见宰相之失贤，必是于此处以己贤居宰相之上。不然，出列廷辨为何？此无关对错善恶，你为官之职也。”
说到这里，徐平的表情严肃起来，对司马光道：“君实，你欲辨宰相，我曰可，敛容出列。何也？此我于朝廷之公也。我贤能或未足，所言或有未贤之处，与你一起查之，助朝廷之宰相合于贤。此时是你、我于朝廷之公事。你以誉、訾问我，是以己私，犯所任朝廷之公职，为失位。以私害公，士大夫不当为，以后切不可再犯！”
司马光愣了一下，忙躬身谢罪，转身对赵祯行礼：“臣犯因私害公，请陛下罪之！”
赵祯不罪，司马光请再辨。赵祯曰可。
一道德不是要在政权中贯彻徐平的意志，而是要让政权形成自己的意志，也就是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以意识形态来统领政治，就是政权意志的表达。在政治中意识形态贯彻得越坚决，执行得越彻底，政权的独立人格就越强大。
这个过程不是看哪个官员聪明，也不是看哪个官员能干，只是确保意识形态的完整和统一。只有如此，才能确保意识形态的贯彻，这就是一党执政的内在逻辑。
在政治中掺入了官员私人的动机猜测，善恶评价，就是失职。
公天下和私天下的政权，不会特别强调要求官员的忠诚，他们就是政权的本体，他们的忠诚表现在对政权的忠诚上。从汉朝到宋朝，中国对官员的道德评价体系中，贤能奸佞更重要，忠不忠于皇帝本人一般不会特别强调。汉朝讲孝，不是从家庭伦理来的，而是来自于天命的天之子，政权意志在政治中的表达。只有家天下，官员分家臣和客两种，才会要求官员强调自己是家臣而非客，要求官员完全忠于皇帝本人。春秋家臣多客卿少，战国客卿增多，就是文明从家天下慢慢走向大一统的过程。明清逆着这个过程来，就是从大一统慢慢向着诸侯林立的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