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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人不需要用文明人的逻辑思考问题，但他不行。这个世界文明还在，作为大臣，他要在这个文明世界生活、施政，要遵循文明的逻辑。他必须从文明的高度上，找出岳飞之死文明上的缺陷。当他最后想通，也就看见了天下，想通了道德仁义，俗人成为了文明人。
从文明的角度看岳飞之死，就是宋朝缺德，缺大德，缺德太大了。
文明的语言没有感情的色彩，没有褒贬、爱憎，只是一种客观叙述。后人把这些没有感情色彩的词语，变成了带有感情色彩，是在文明灭亡之后，对逝去的文明的一种惋惜或者畅快。是俗人在失去了文明之后，用文明语言的遗存表达自己的情绪。
当在文明的语言完全去除了自己的感情色彩，找到了文明世界的述说事情的方法，就摸到了文明的脉博。这就是礼失求之于野，文明的语言不再存在，从词语和成语中去寻找文明的逻辑，来重建文明可以的原因。
徐平前世来自于一个武德充沛的时代，来到这个武德几乎消亡的文明世界，事关自己生死的时候，终于理解了德，看见了天下。
德在人心。前世的人民解放军在人民心中的地位，那种认同感，就是武德。这种德是人民自发产生的，硬逼着人民承认不可能得到的，只能由政权且修且行。
天下之德，就是人民对政权的制度，和制度执行的认同感。
感受到了文明，明白了文明的语言不带感情色彩，就看见了天下的兴亡。
满口道德文章，一肚子男盗女娼，徐平前世是一句骂人的话。但在文明的语言里，这只是一种客观叙述，说这个政权明明没有文明，却假装自己有文明。
说这个制度立得失德，执行的时候缺德，不是表达感情，只是在叙述。道德是最公正的评价，完全来自于人的内心，不在宣传，也不在表现。
文明政权失德不需要解释，而是要去修，把失去的德修回来。你解释一千遍，砍得人头滚滚，也获得不了文明的认同。那样做，不是解释给人民听，是解释给天听。
汉朝以天命而借周德，天命决定了他必须王道霸道并用，要向天解释。最高统治者是天命之下的天之子，所以他要以孝立国。这个顺序是皇帝向天孝，天下立而德生，民慕教化，把统治者对天的孝，学到了自己的家庭中来，形成了三纲五常。
统治者是代天牧民，代天行罚，在文明政权的逻辑中会出现那样的制度，那样的施政方法，会获得人民的认同。汉朝人民对汉天下的忠，是对于文明的认同，对文明之上的那个天的认同。而不是政权推行三纲五常，让人民忠于家庭，政权再借着这个势头骗人民来忠于自己。人民不可欺骗，也永远不会被欺骗，以为能愚民只是政权在骗自己。汉天下之德的形成是统治者先信天命，而后人民对政权的认同也信了昭昭天命，反过来形不成德。
当天命不再存在，人民不再相信有天命了，要获得人民对政权的认同感，就必须改变汉朝的制度。礼是政权的德散于民间，汉朝的天命不在了，三纲五常自然也就不在了。司马光这帮人硬推三纲五常，是还没有真正认识文明，想以礼求德。宋亡之后，之后的朝代连德也懒得求了，推三纲五常是为了假装自己也有文明，也是天下。他们抢汉的天下，以己代汉的天命，反过来逼着百姓行汉的礼，来窃汉的德。德是人心，偷不来的，当面不敢顶嘴，千好万好，回去骂一句，你老几啊就能代天？没有了对政权的认同感，大家终归要有精神归属感，便开始按着血缘、地域抱团，形成了大宗族，形成了恶霸士绅为主的各方小诸侯。政权管不住了，便就开始准备天下分家，各过各个的。
性情之论是什么？俗世的人理解不了文明世界的想法，以为古代的文人愚蠢堕落，去研究人性这种无聊的东西，只不过是文明消失之后，大家成了俗人，看着文明世界神神道道不知道在搞些什么。跟成了俗人后，看《周易》、《春秋》《诗经》之类典籍，强解得神神鬼鬼，让人不明觉厉。文明世界庙里供的是圣贤，世俗社会就改成了神鬼，文明世界用文明语言叙述的事情，俗世成了神话。只是说明，文明死了，文明记忆在消亡。
不是文明世界，再聪明也成不了文化人，这是人作为个体没有办法的。性情之论是天命不再被人民认同之后，为了让政权再次得到人民的认同，而去研究人性之中最根本的东西。把人性找出来，贯彻到制度和施政中，以此来得到人民的认同。
认为人性有善有恶的时候，就会认定政权有善政有恶政，分成两党，轮流上台来回折腾。在不断地折腾中，慢慢大家开始认识到人性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次善恶折腾，把北宋给折腾亡了。这是文明成长的过程，宋朝缺德，经受不起这种折腾。
这个过程在南宋已经完成了，就是存天理，灭人欲。徐平前世学到这句话，着实是被吓了一大跳，怎么会有这么反人类的说法？来到这个世界一二十年了，终于成了文明世界的一员，才知道这句话是文明的语言，无善恶，跟百姓没有什么关系。这是说的政权的制度和施政，人性朴，政权在立制度和施政中，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但不能带人的感情色彩。
德在人心，偷不来，抢不来，也骗不来。嫌老百姓都太精明，不纯朴，那也只能憋着。
不能够让人心凝聚，全世界最好的制度都在这里，也只能够用满足人的物质欲望这个办法免强维系。但人终究还有精神欲望，需要心理的认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公天下，就是要公。你的政权能够对百姓示公，自然就会有认同感。有了认同感，个人的好恶、利益考虑没那么重要。存天理、灭人欲完成，宋朝行公田法，几乎没有遇到多少阻碍。明白了文明的逻辑，才能够从前世那种以今意解古意，在历史里面非要找出来哪里在欺骗，哪个人是好人，哪个人是坏人的思维里面走出来。
文明语言叙述事情、评价人不带褒贬，是真真正正的人人平等。做不到，只不过政权还不够文明，教化还没有施行到全天下。文明世界里说一个人笨，说一个人蠢，说一个人长得丑，都是客观叙述，不会产生任何的优越感。说一个人聪明，说一个人漂亮，同样只是一种客观叙述，不会产生自卑感。
这就是大同之世，大家结合在一起，互相有认同感，自己人，不分高低上下。
生产力是必定向前发展的，对人的欲望满足是相对的，欲望和得到的物质的差别，就出现了争。有的人欲望满足得多，有的人满足的欲望少，就产生了分别。
这就是小康时代，所以小康时代只能求小治，而无法达大治，说天下大治是鼓舞人心。
文明世界与俗世有不同的行事逻辑，相互无法理解。这边讨论得一本正经，那边一脸鄙夷，一个个真虚伪，假正经。
徐平前世觉得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非常不靠谱，这得多傻才能相信这种制度，要是皇帝出了傻子，或者出了胡来的怎么办？现在明白了怎么办。在完成修德的过程之后，获得了天下人的认同感，皇帝是傻子就让他干坐在那里，宰相代为执政呗。出了疯子，那就流放呗，士大夫代其执政，他一个人好好反省。什么时候反省完了，什么时候回来接着当他的皇帝。前世皆有成法，伊尹、霍光都已经做过一遍了。只有德失，士大夫不再能够同心同德了，皇帝才有上下其手的机会。这就是性情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宋神宗能够在形成的党争中加强皇权，到了宋徽宗玩出了大乱。党争不起，宋徽宗哪怕上台也根本没有耍个性的机会，他就是把六贼全用了，六贼也成不了六贼。等到性情争论完成，宋朝的皇权和相权也就稳固了，各有各的职责。宋朝的乱，是思想的混乱，不是因为个人好坏和利益。
南宋最后再次产生离心离德，是压力实在太大了，把天下的财富全部搜刮一空，也支撑不住。这也是宋朝在推开了近代化的门，而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宋朝缺德，全天下的财富都拿去养军，也填不住这个大窟窿。整个社会根本没有余财，资本积累一丁点都没有，工业怎么发展得起来？以宋朝对全社会的控制力，民间也没有资本积累的机会。
历史上的庆历新政失败，其中一个原因是夏竦让女奴改了石介的信，把石介写的欲范仲淹等人行伊周之事改为伊霍之事，由一心为天下做事变成了要让赵祯下台。徐平前世觉得夏竦这人真坏，是要说范仲淹等人要造反，对皇帝不忠心这还了得。现在明白了，根本就是两个意思。宋朝皇帝怎么会问士大夫忠不忠于自己，根本就不会起这个念头。朝廷真的把这封信当成是石介写的，但他犯的不是造反的罪，而是诬罪。赵祯无非是觉得自己明明没有失德，你凭什么诬赖我失德，要流放我让我反醒？所以石介无非是贬官而已。
把天下消亡之后，文明遗存中所存在的道、德、文、武、礼、仪、制、立、施、行等等一系词语的感情色彩去除，就发现了文明的宝库。把宋朝缺的德修起来，汉文明就从天命昭昭中走出来，获得了新生。
不能够找寻到祖先留下的文明记忆，历史就只是干巴巴地在讲故事。在历史里面找到了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哪个是忠臣，哪个是奸臣，历史就变成了戏曲或评书，彻底地成为文明世界的后人们在俗世里的娱乐。
或许久远之后的有一天，人们闲来无事坐在柳阴下，说：“我们来讲古吧。我觉得那个前世说的圣人真是个好人，现在怎么就没有这种好人呢？”
另一个说：“屁，有什么好的！我觉得那些故事都是编出来的，考古学家早已经挖出来了，真相跟书里写的根本不一样。历史，是胜利者编写的，是人家改过了的！”
这个时候，文明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故事，历史只是我们消磨时间的娱乐。
当有一天，你拿出一个苹果给孩子，大儿子一把抢到手里，对二儿子说：“我凭什么让给你？世界上的东西还有让的？”
这个时候，文明就只是另一个世界的故事，文明已经远去了。因为文明世界里让是当然之事，没有什么高尚不高尚，还关乎个人品德这一说。只有做了不文明的事，自己觉得不好意思。让这一个字，就从文明语言脱离出来，彻底地成了俗语。
文明是起于让天下无争，大家聚在一起想出了怎么不争的办法，文明就形成了。争先恐后的时代，天然会觉得只有傻子才不争，历史就已经不是历史了。争先恐后的时代，文明已经远去，前人的历史只是我们的神话故事。
不是文明世界也没什么不好，只要保证生产力足够快发展，大家你争我抢地达到大同世界。想什么有什么，还有什么好争的，我们那个时候自然会再产生文明。挣脱了文明所形成的一套令人讨厌的规矩，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徐平前世，在汉亡之后的历史上，有两个人物特别重要。宋亡之后，尤其如此。
一个是诸葛亮，一个是岳飞，几乎都快被封圣了。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因为这两个人在汉文明挣扎的过程中，一文一武，展现了汉文明之德再起的希望。后人对他们地位的维护，是对汉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