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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徐平对这个天下的施舍，是他的责任，施舍天下他还没有那个资格。
公吏从外面进来，敛容行礼道：“相公，时辰到了，该到政事堂接见离京官员了。”
徐平答应一声，看了看旁边桌子上的大刻摆，巳时，众宰执该来政事堂了。
每位宰相和参政都有自己的官厅，政事堂里则轮流当值，轮流押印。今日正是徐平当值，他在政事堂里处理政事，到了时间其他宰执过来商议大事。
官员外任，先到大内面君陛辞，然后到政事堂来辞宰相。皇帝和宰相都会对外任官员有吩咐。皇帝偏向于体察民情，让官员用心办事，不要因私害公上面。宰相的吩咐则偏向于具体的事务，到了地方干什么，怎么干，遇到了难处如何处理，如此等等。
公事不得到私人府第，这样做的宰相不是没有，如丁谓等人，都会被视为权相。正常的程序，官员对政事有看法，要提意见，该穿公服到政事堂来，慢慢排班。
晏殊、章得象一众人进来，与徐平简单议论了几件政事。当值公吏过来，道：“诸位相公，今日前来辞行的是新任京东路体量安抚使郭龙学，已等候多时。”
徐平道：“请他进来，正有事要吩咐于他。”
郭谘在西北的时候，便就升到了天章阁待制，此次回京，进龙图阁直学士。本来是要任他为三司副使的，因为在京东路方田均税，让他先去做体量安抚使。
方田均税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并不是为了多收税。宋朝几次方田，都是以原来的税额不变为前提，即清量出来的田亩多了，那每亩的税就少了。最重要的目的，是使赋税摊到真正要承担的人身上去。方田均税的阻力，盯着查隐田，从而让兼并豪强之家多缴税，说是大官僚大地主的破坏才施行不下去，就找错了焦点。方田的阻力，并不在这里。
宋朝的赋税差役，是按照户等制征收的。方田之后，会导致户等改变，才是社会上真正的阻力所在。方田之后改变的税赋并不多，但户等一变，负担就重得多了。真正的大地主受到的损失并没有想象的大，反而是那些中等户，因为查出隐田，或者因为土地按贫瘠程度分等，之后带来的户等上升，承担的差役上升，才是天下骚动的原因。
宋朝对大官僚大地主并没有想象中软弱，但中等户是天下根本，动了他们的利益，阻力便出乎想象的大。官员对方田的反对，不是因为他们处于什么阶级，从阶级利益出发来反对的。按阶级屁股反对的自然是有，但却不是主流。最重要的，是在执行过程中没有为百姓设身处地想，只求查出大量隐田来，从而引起了大量百姓户等的上升。
科配、和买、差役，这些民间负担的大头，都依附在户等制上面摊到百姓身上。户等一升，一个小康之家，可能就会在几年之内一无所有，阻力怎么可能不大。
所以方田均税，必然是伴随着差役法的改变，伴随着科配、和买的取消。没有这些配套措施，方田均税是推行不下去的，这也不是打击豪强地主的办法。
徐平在京东路开始方田，首先就是取消那里的科配、和买，改变差役法。他没有采用历史上王安石的募役法，因为违反了政治原则。如果原来的差役改为募役，与百姓接触最紧密的衙前、里正这些所谓重役，执行者就成了政权内部的人，没有了缓冲。百姓对政策和施政有了不满，不会因为来执行的是公吏，就把怨恨从政权身上摘出来的。
募役法下，公吏和衙役也是政权雇的人，你雇的人当然责任在你。所以这些最基层的办事人员，最好是让治下百姓轮差。大家都知道政策是什么，执行出问题不怨政权。
这个道理，就跟徐平前世政府喜欢用临时工一样。徐平前世在农村跑来跑去，跟他一起做这些事情的最多就是临时工，他深有体会。一起做事的临时工做着最多的事，担着最重的责任，偏偏工资少，待遇差，心中多有不满。甚至很多临时工，根本就不关心事情做得怎么样，只想着不丢掉工作，怎么尽可能地为自己捞点好处。这种状态，工作也难做好。
临时工是政府雇来，政策执行中出了问题，政府推出来背锅，自己的责任是无论如何也摘不掉的。想推御责任，只会让人民嘲笑，这不是糊弄傻子吗。基层的办事人员，最好就是一竿子捅到底，不要给基层官吏选择的权力。选举容易被操纵，不可靠，所以就是用最简单的办法，或者从中上等户，或者从中下等户，按着时间轮流来做。
政权不是属于哪一个人，也不是属于哪一群人的，而是属于天下人的。各个职位不是排排坐分果果，大家各自捞好处的，不然就容易失人心。轮差之下，可以发工钱，但基层的办事人员，却不是政权雇来的，由百姓自己监督。执行出了问题，不要赖政策不好，不要赖官府，谁把利益截流了找谁去。
取消了科配、和买，衙前、里正这些重役负担的大头也就去了。单纯的赋税，并不会让百姓倾家荡产。再配合发工钱的轮差法，方田均税最大的阻力也就消失了。
第43章 盼盼要定亲了
郭谘进了政事堂，拱手而揖：“下官郭谘，即将安抚京东路，请相公们教诲。”
宰执们不分治省事，是指日常有衙门专管的政事。这些临时性的政策和施政，比如方田均税，比如禁军改革，比如市易会社，还是有专门的人主抓。负责京东路方田均税的是参知政事杜衍，向郭谘具体安排了他到京东路应该做的事情。
杜衍幼年丧父，母亲改嫁，他与兄长一起生活。稍长大成人，不堪兄长虐待，跑到改嫁的母亲那里。可惜继父又不肯收留他，只好在河南府、孟州一带流浪。当地的一个大户相里氏看他将来能成大器，招为女婿，大中祥符元年进士甲科及第。
现在的宰执里面，杜衍无论资历还是人品、能力，都是上上之选，是徐平最看重的一个人。几年之后，徐平必然会外任，十年宰相不要说赵祯和百官会有疑虑，徐平自己也干不了这么多年苦差事。晏殊和章得象两人，徐平不放心让他们主掌朝政，那个时候能接的只怕是杜衍了。陈执中和程琳，长于理事，于一个公字上，稍差了一些。
只是杜衍不知道是因为小时候吃了太多苦还是什么原因，四十岁便须发皆白，到了现在六十余岁年纪，更是连眉毛也白如雪。他人又沉静，望上去就如个老神仙，要不是精神头一直很好，徐平都怀疑他是不是老得太快了。
杜衍安排了具体政事，晏殊又叮嘱郭谘到地方除了方田均税事务，还要查地方官吏的贤能，作为朝廷以后用人的依据。晏殊在用人上有独到眼光，发现了很多人才。说晏殊是太平宰相，是在政事上经常会犯糊涂，他自己也不在这上面用心。但说到选人用人，这个年代能比得上晏殊的不多，他当宰相并不是混日子。
最后到徐平面前，郭谘行礼：“此去京东，请昭文相公指挥。”
徐平道：“此时让你去安抚京东路，非为天灾人祸，只因方田均税。你切记一点，方田均税自有州县衙门和京东路转运使司办理，他们如何做，做得如何，非关你事。体量安抚不是去安抚官员，而是安抚百姓。让百姓知道朝廷要做什么，为什么做，不要心生怨恨。”
郭谘道：“禀相公，方田均税之法，实出下官十余年前之千步方田之法。此次只怕地方官吏于此法不精熟，下官前去教州县如何去做。相公为何言州县做得如何非关我事？”
“此法中书已经着人演练精熟，列为条贯，下京东路运司和州县。有不明处，他们向你请教，你可依条贯解释，不可自作主张。地方上方田均税，必然会在民间起争端。你到了京东路，用心体量百姓与官府的争端到底起于何事，帮着百姓约束州县。地方官员做事不得体，自有中书责备，你前去是息百姓之怨的。”
体量安抚使不是钦差大臣，实际上宋朝也没有钦差大臣。徐平前世所说的钦差，是明清皇帝视天下为自己私有，官员是自己的家臣，生怕家臣做内贼而出现的。所谓的我不给你，你不能自己要，更加不能自己拿，就是视官员为家臣奴才的意思。此时官员是政权的官员，不是皇帝的家臣，就没有这个道理。皇帝派钦差也没用，中书不会认，地方的官员不会理，一个不小心，还会被地方官员修理。徐平在邕州的时候，赵祯要了解情况，派石全彬出去，用的是到南海买珍珠的名义。赵祯真让石全彬做钦差，他到不了邕州，路上的州县根本不会让他过，中书有可能会把他押回来。
尚方宝剑也是同样的道理，明朝之前是没有的。徐平西北为帅时的天子剑，是因为军情紧急，用来临时执行军法的，配套的是使持节，并不是借皇帝的权威来斩大将。皇帝也没有那个权威，赵祯并不能因为觉得哪个主将能干不能干，顺眼不顺眼，说杀就杀。能杀大将的，只有军法。皇帝和宰执因为私怨害人，也要借军法办事。
神宗时出现了党争，两党都想借皇权巩固自己一党的地位，就有了皇权上升。斜封墨敕横行，官员神神密密地说自己有内旨，其他人就不敢抗衡。这是党派利益与皇权相勾结夺权，到宋徽宗时达到顶点。一旦党争消失，宰相会迅速地把权夺回来。
沿边几路的安抚使，是与契丹的安抚使司对应，处理两国事务的。内地有几路常设的安抚使，则是为了剿灭境内盗寇而设，有用兵权所以称帅司。徐平正在着手削掉内地几路的安抚使司，军队不能够对内作战，境内剿灭盗贼全部归于都巡检司。
实行征兵制，百姓参军的义务是保家卫国，而不是为了保哪一家的皇位。一旦用于对内剿贼，很容易让军队在意识上产生混乱，不知道自己当兵是为了什么。另一方面，百姓会认为这支军队不是自己人，容易失去民心，战力飞速下降，制度和装备补不回来。
不管是官吏，还是将校士卒，都是从民中来的。一旦不把百姓当自己人，天下就会离心离德，什么样的制度和武器装备都不能够补救。执行制度和使用武器的，终究还是人。
安抚使到地方，不是为了监督地方官员对政策执行情况的，而是前去查民心，息民怨去的。他们无权对地方官员指手画脚，地方官员也不会理他们，无非是带了监察权，有的官员会阿谀奉承而已。这是跟钦差根本的不同，安抚使没有指挥地方事务的合法性。
郭谘是个实干型的官员，对于把事情做好很执着。到了京东路，看到地方官员对怎么方田，怎么算面积不会做，只怕就会忍不住把重心放到帮州县做事情上面。所以徐平特意提醒他，地方做得好不好，自然有中书派人去帮助，他这个体量安抚使不要去管。
正是因为郭谘对方田的算法精熟，才让他到京东路去，帮着百姓监督地方官府，不要让官吏胡来。要施政，必然会对下级官员有考核指标，会有赏有罚。人都是一样，当然是想先让上级满意，自己有功升官，百姓满意不满意是次要的。甚至有热衷仕途的官员，根本就不在意百姓的感受，自己把功劳拿到手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施行这样的政策，要派体量安抚使下去，站在百姓的立场上，对执行政策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