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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被破坏了，因为古典时代只能经由它在其中延伸于我们当代的基督教，才能为我们所理解；一旦基督教消失，对古代的可能理解也将消失。 不过，现在是理解古代之最好的时代，这是因为不再有任何偏见把我们引到基督教方向，而“我们现在却还理解基督教并通过它理解古代，只要后者是处在一条线上的话”
（《我们语言学家》，２５７页）。古代文化和基督教文化，这两者事实上都是过时的文化。 今天，使我们与这两者隔离开来的是，它们与人有关的基础——希腊人以神话为基础的城市文化和罗马天主教教群——已经彻底崩溃。 对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批判，尼采说，同时也是对基督教的批判，因为宗教礼仪中的基础是同一个。 因此，我们的课题是：将古代看成是一去不复返的东西，同样，基督教和我们教群迄今为止的基础也是如此。 因为尽管基督教克服了古代，但它同样也为正在终结的古代精神所克服。 当今文化所患的恰恰是人性之极大的不纯和不澄明，恰恰是古代基督教带给人的“可笑的谎言”
，它在克服自然人的斗争中制造出了不自然的人。 我们的所谓文化不会恒久存在，因为它是建立在不可靠的、几近消失的状态和见解之上的。 所以，要完全理解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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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生存神学与末世论
们至为遥远的古代，其真正的哲学语言学家的使命则是：在我们当前教育的情况下作一个伟大的批判者和怀疑论者。 今天，尼采最后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各种生活观念并立的时代；所以，我们的时代是富于启迪性的，这是前所罕有的，然而它也是病态的，因为它为各种思潮的弊病所苦。尼采把他称之为未来的“欧洲型的人”
、未来的“善良欧洲人”的东西——一个特定类型的、在其中准备着欧洲精神上和政治上统一的人，作为他批判当代文化和当代人的出发点的正面理想。 在他看来，这种善良欧洲人的超前典范是像歌德和拿破仑这样的人。 对于这种人的存在方式，不可能提出它原本属于基督教性质的或者原本属于无神论性质的问题，因为它所信仰的既非基督教信仰意义上的人，也非不乏基督教意味的“无神论层次上的”人，而是一种克服了“人性中之不澄明状态”的人。 迄今，欧洲还没有那些有权从一种超脱和尊重他人的意义上自称为无祖国的人……“我们多么希望能够置身于此一当今之中呵！我们厌恶一切使一个人甚至在这个脆弱的……过渡时代依然会产生家居般亲切感的理想；就这类理想的‘现实性’方面看，我们不相信它会持久。 今天仍有承受力的冰层已经变得很薄了：温和的风已拂面，我们自己，我们这些无祖国的人，就是冲破冰层者，就是冲破其他脆弱不堪的‘现实’者……我们不保存任何东西，我们不想返回任何已逝者之中去，我们绝非‘崇尚自由者’，我们并不为‘进步’而劳作，我们不需要堵塞自己的双耳而不去听市场发出之未来笛鸣……作为‘现代人’，我们的种族和出身是多种多样的、混杂的，所以很少试图参加那种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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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自我种族欣赏……一句话，我们是……善良的欧洲人，是欧洲的继承者，是几千年之久的欧洲精神之……最富有、最有义务的继承者。 作为这样的继承人，我们超越并厌恶基督教……假如你们必须漂洋过海，你们这些移居海外者呵，逼迫你们走这一步的便是信仰……“（《快乐的科学））Ａｐ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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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移民”和还没有祖国的人，就是尼采所称的未来的人，在这种人身上所表现出的人的“自然本性”不是在人的过去，而是在他的前方，因为既没有“返归自然本性”
，也没有直接的非先入之见。假如一种神学上的《圣经》诠释真正是以一种作为世俗性“先入观念”的前神学的或者纯然由人作出的此在观念为事实上的前提CI，也就因此而有理由和有权利独立运用一种库尔曼所要求的“批判性”哲学，即布尔特曼所要求的“努力打开通向事实本身之路的”纯“客观性”哲学，以便使这种随之而来的“先入观念”从哲学上得到批判性澄清；那么，对于这种独立运用具有决定意义的前提是，在这种哲学中所表述的人生应确实是没有先入之见的。 当然，这同时也意味着：哲学方面的此在分析恰恰不是基于同样的偏见和传统的局限，以迎合神学诠释。 如果事实上的存在及其哲学解释总是局限于神学传统之中，并且成为——如整个德国唯心主义“古典”哲学那样——“半个教士”的哲学（尼采）
，这便是迎合神学诠释。 假如真的有一种关于人间事物的毫无先入之见和纯然来自人的观念去迎合神学，那么这样一种哲学迄今为止恰恰为神学所不欢迎。 德国哲学何时曾经以人的观念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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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基督教及其神学呢？它在自身方面何时曾经不带神学的“先入观念”进行思考呢？诸如“现实”
、“死”
、“良知”——这类概念的本体论上的内涵不借助神学反照能够实现吗？神学反照尽管并不“规定”这类概念，但它将之定在神学基调上却是显而易见的。 难道它们因此便“符合实事”了吗？
上文所要指的是，所谓“实事本身”——尤其当所论及的事是人生，而人生又具有历史性的时候——即使对于哲学现象学分析，也绝不会轻易“毫无遮蔽地”和“凭藉这种分析本身”便“展现出来”
，尽管非常希望神学的世俗性先入观念及其哲学上的批判性澄清这两者都同时具有高度前提性质。关于这种前提，很少有哲学家像尼采的人类学哲学那样，进行过如此明确、透彻和直接的表述，后者以一个范例性生存理想这一决定性前提为背景来说明“生活方式的等级的问题”是“第一问题”
，并详尽地表述和讨论了这种等级之范例性的重要观点。 关于人的主导性“思想”首先表现了人事实上之所是和人之在的方式，这样一种对主导思想的澄明方法可以达到解释之无偏见性，这表现在，解释本身意识到并超越了它自己的偏见。 这种对于自己偏见的可能“超越”在哲学中不会采取其他任何方式，而只可能通过现实生活得以完成，这就是说，不是通过消除偏见，而是通过有意识地承认它。 超越其偏见者不会成为带有另一类偏见的“另一个人”
，而仍然是他自己；认知着自己偏见的哲学也不会以自己的偏见换取另一类偏见，或者换取纯然的无偏见，它对于自己本身的可能超越只表现在它不再囿于自己的偏见之中。 事实上可能达到的对自己的超越，同时也意味着人们承认那些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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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偏见者所否认和掩盖的东西。 其承认的方式是，人们承认偏见本身之先已存在，进而与之保持距离进行考虑。 最广义上的偏见也就是生活本身——“它在着”。
这里的原因恰恰在于，生活是作为最基本的偏见产生的，而恰恰不是“必须在”。
当然，也存在着以无束的高超超逾那种预先为我们所规定的生活的可能性。然而，人的此在和此在观念对于自己本身的这样一种超逾——它克服任何为信条所束缚和局限的生活形式和生活观点——却并非受主题和方法论制约的神学孜孜以求，致力于只能是对一切从怀疑的角度提出问题的哲学，这哲学甚至对神学之为“科学”也持怀疑的态度。如果说，神学尽管与哲学有着这种原则性差别，而也仍然有可能使用人在哲学上的自我理解；那么，这事实上并非不是由于人对自己本身的哲学理解以某种方式（在世界观、人类学、生存意义上）成为纯粹的本体论科学之没有前提条件的结果，而是因为新教神学自身方面有一个前提，才使它能够正面运用任何世俗观念。 这个新教神学藉以接近世俗哲学而又不成为其竞争者的前提是：根据新教信仰，在对基督的信仰中并未完成“人”成为“基督徒”的转变，按其人性而言，基督徒也仍然是其所是——在上帝之前是一个罪者，在人之前是一个完全寻常的人。 纯粹的信仰行为使人成为基督徒，但并没有改变他作为人的实质。 即便“有信仰的”此在也是人的此在。 这不仅意味着，它分享本体论上的一般此在之基本形式结构；而且也是指，它作为事实上有信仰的此在，并非具有特殊宗教经验和经历的特殊人物的神圣生活，而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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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世俗的、一般人的生活。 由于新教神学，尤其辩证神学，原则上对一切体验和以经验表示的信仰都持怀疑态度；由于新教是激进的抗罗派，以致它放弃信仰之任何“伦理的”和“宗教的”证明，认为这类证明过分人性了；由于它除了纯然的信仰本身以外什么都不相信，所以它甚至可以与对非信仰性此在之非信仰性的纯哲学解释联合起来。 基于这种颇成问题的激进态度，新教的信仰神学在原则上甚至可以怀疑保罗、奥古斯丁、帕斯卡尔和路德是“地道的”基督教神学家；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接受费尔巴哈和尼采从人类学角度对基督教所作的批判，而并不会因此而损害它的“信仰”。因为它原则上并不相信费尔巴哈和尼采对之提出怀疑的人生的基督教化。 由于新教特别不相信信仰之改变人的力量，新教神学本身也可以说是一门世俗性科学，它可以吸收非信仰性哲学的。。科学成果。 这种信仰——使人相信人是没有亲缘关系、没有转化——究竟为何物，理解这一点，正是神学份内的事。假如作为科学的神学不仅与传言分离开来，而且还从哲学方面受到这样一种哲学的迎合——这种哲学自身（从其纯本体论意图看）
同样希望与其在体—生存上的前提区别开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神学之对哲学成果的吸收便更有根据，也更加容易进行。 这样一来，既然神学和哲学在对其方法的“科学性”
的信仰之中相遇，那它们所论及的便不再是基督徒的或者非基督徒的人生，而是对（信仰性或者甚至非信仰性的）中性“此在”之科学的抽象。 然而，这种在科学的中立土地上的相遇是非常成问题的，因为哲学和神学与一切实证科学及其严谨的科学性之事实上的区别，恰恰在于它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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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严谨性之产生，恰恰是由于人的此在之人性上的约束性对两个而言都不可靠，尽管它们实际上并不“布道”——既不宣讲基督，也不宣讲生存理想——而只是“讲述”。
比神学和哲学的存在更具原初性的是神学家和哲学家的生存，而比神学家和哲学家的生存更具原初性的则是人之在。因此，神学和哲学的差别只有在人类学的共同土壤里才会得到澄清，这就是说，返回到既可以使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在某种情况下成为基督徒，也可以使一个有信仰的基督徒在某种情况下成为哲学家的地方。 但是，人们在返回到人生之两种差别如此巨大的可能性原初所由出发的地方时，是否同时也会进入“心理学”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