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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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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今年可以挣到40万”

李贵强将“杀青”完毕的茶叶拿到屋外的平台上晾晒,正值春茶上市的季节,开着越野车到村里看茶卖茶的客户络绎不绝,他不时回头张望是否有买茶的商人前来

搬出老班章

  老班章的茶树在村民不理不睬的态度下逆势生长,这主要得益于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老班章村位于海拔1700米的布朗山区。冰川纪,青藏高原挡住了寒流,让这里成为了地球上古老物种的天堂,最早的茶树就是长在这里。
  茶树的繁荣并未给他们带去财富,这种环境反倒限制了别的农作物的生长,给村民造成了很大的生活困难。老班章村的土地很难种植别的物种,就连水田的产量也不高。这里5亩田的产量,还不如跟老班章相隔25公里的老曼娥村一亩水田的产量。
  在这种环境下,吃不饱饭是村民的常态。于是,逃离老班章成了当时很多人的想法。现在的卫东村,以及新班章村都是由老班章村民搬过去后建设的村庄。
  当时,在没找到合适地方搬离之前,老班章的多数村民只得到周边稍稍偏远些的荒地上开荒,种点土豆,以及水稻等农作物填肚子。杨卫华的爷爷便是开荒者之一。
  1965年,经多年经营,此地逐渐繁荣,农作物产量也比老班章高得多,杨卫华的爷爷便和其余60户人家商量,干脆搬了过去,不再回老班章。日后,这里为仍居住在老班章的很多村民解决了吃饭问题。
  刚搬到这里时,村庄取名勐囡。一年后,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这里的村民为了表达他们誓死效忠毛主席的决心,便改名为卫东村。虽然与卫东村仅隔20公里,老班章村民得知文革时,这场运动已进入尾声。如今,这些村庄的村民家里仍挂着毛主席的画像,有些甚至还把瓷砖烧制的画像贴在墙上。看到这个场景,我仿佛穿越到了90年代中期。那时,这种画像在我生活的小县城——瑞昌非常流行,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挂在厅堂的正墙。“你们拜佛,我们拜毛主席,都是一样的道理。”当地一位村民说。
  搬到卫东村头几年,在茶叶采摘季,杨卫东的爷爷还常带村民回老班章采茶。“那时刚搬到卫东村,自己在这边种的茶树还没长起来,空闲时就回老班章采茶自己喝,有多的再拿出去卖。”杨卫华说。
  回去摘茶叶的还有新班章的村民,他们比卫东村更早建村。
  他们在新村庄种的茶树长起来后,就很少回老班章了。倒是留在老班章的亲戚常去卫东村或新班章村串门,讨粮食吃。因为路途遥远,又无人愿意打理,搬出老班章村的人就把茶园送给了村集体。
  当初,老班章的祖先搬到这块土地居住时,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辛苦争来的土地,子孙会因贫穷而逃离。今日老班章村所在地,是现老曼峨寨布朗族先民世居辖地。
  1476年,老班章村的哈尼族先祖——爱伲人,从毗邻的格朗和山迁至此。他们为了能在这里长久生存下去,便向老曼娥寨布朗先人请求,把老班章村周边的山地、林木、田坝及漫山遍野且已有数百年树龄的大树茶一并给他们。慷慨的布朗先人如数答应。
  后来,老班章爱伲人为了感谢布朗先人,每年岁末都会向老曼娥寨进贡谷种及牲畜,这个习俗一直保持到90年代末才结束。“那时候人口少,田地又多,大家都够吃。”杨卫华说,后来,人丁兴旺,田地根本不够分,一些敢面对现实生活的人才开始寻求往外面居住,先后经历过两次人口迁出。
  未迁出的李开华,依然记得去卫东村亲戚家讨粮食的情况。虽然老班章离卫东村只有20公里路程,但他每次都要走一天。“都是山路,很难见得到人。”李开华说,每次串门就带点茶叶,回来就可从亲戚家带一小袋大米。他基本上每两个月就要跑一趟卫东村。
  搬到卫东村、新班章村“可以吃饱饭”的消息传到老班章后,留守村中的人非常羡慕,包括李开华在内的多数村民在断粮的情况下,都会跑到这两个村庄讨粮。以至于李开华他们都想搬离老班章。
  最终,李开华还是放弃了。他觉得,先前搬过去的人早已站稳脚根,而自己过去却只能从头开始,“还不如守在老村里等机会。”

通往山外的路

  这个与世隔绝的村庄,当村民们得知文革时,已是1974年,革命已近尾声。为了跟上潮流,他们在村里也搞起大批判,但形式却没有外面世界的那么激烈。他们把一个此前是地主的人拉出来,让他写了一封检讨书交给村委,然后就放回家了。“当时村里人以为这就很厉害了。”李开华说。
  村庄的节奏比外面的世界总是慢了半拍。老班章村民也想让村里跟外面世界接轨,把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可文化大革命结束了。1976年,毛泽东在北京逝世。可村里得到这个消息已是两年之后,这个村庄仍在继续文化大革命,依然批斗那些前地主。
  直到有一天,老班章的村民才从来自卫东村的亲戚口中得知,原来革命已经结束了。他们这才明白,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这一次,这些从来没有出过大山的老班章人,终于超过了中国的节奏。1981年,在村民的要求下,他们开始把茶园以及田地分到各户。杨政民说,那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小岗村。1978年,安徽小岗村18户村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开始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集体的时候,村民的积极性太低了,种的粮食又吃不饱,大家都觉得应该自己干自己的。”杨政民说。直到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才明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建国5年后,布朗山乡政府成立,老班章归其管辖,但因山路遥远,政府人员除了送毛主席画像,基本不到村里。杨政民说,这倒给了老班章村民一个自治的机会。
  幸好,他们不知道分田到户的危险。“如果知道这样做要坐牢,谁愿意冒这个险啊,就算饿死,也得跟着吃大锅饭。”杨政民说。
  分田到户后,老班章村民种农活的积极性明显提高。1980年代末,这个村庄的民众终于脱离饥饿。如果天公作美,他们种的粮食刚好可以解决自己的温饱。
  但茶树上的叶子依然不值钱。当时的中国,可口可乐才是一种让城市人着迷的饮品。10年前,中美建交3个小时后,可口可乐宣布进入中国市场,之后的第三个星期,第一批可口可乐产品从香港经广州运到了北京。
  为了庆祝粮食丰收,他们在老班章村的空地上跳了一整夜的哈伲族舞。但他们的命运,仍像在茶树上随风飘动的叶子,不可掌控。“那时候真不想别的,能吃饱饭就好了。”杨政民说,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他们结束了爱伲人世代狞猎的日子。“那时候田地很远,我去趟我家的田要走13公里,要走3个小时才到,一般男子走路快的话要两个半小时才到田地。当时我们种田的时候,鸡一叫就爬起来,天亮就到田里,那时候真辛苦。”
  解决温饱后,老班章村民开始不满足黑暗的生活,寻求光明。1992年,老班章村倡导村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从原始森林中的羊肠小道,将几百根水泥电杆抬上布朗山,终结了世代靠火塘和松脂照明的黑暗。
  “要致富,先修路。”“养两个娃,不如养一头猪。”此后,这种白底黑字的宣传标语,在中国乡村的墙上随处可见。
  10年后,有了光明的老班章村民开始谋求打通跟外面世界联通的道路。此时,杨政民已是老班章村的副书记。“我们村也要改革开放。”但显然,老班章人执行了标语的第一条,抛弃了第二条。在这个村庄,超生成了常态。
  4月15日,在下山的路上,杨文指着波浪式的山路,说“这些都是我们当年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他觉得,现在的路已经算得上历史上最好的了。尽管依然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当时,路修到一半,挖到了石头山,用锄头已经很难挖下去了,村民们垂头丧气。杨政民带着两个村民找到县政府。此时,他们正赶上了政府鼓励在乡村修建公路。2003年,中央政府在农村地区启动了一项为期两年的建设工程,准备修建近二十万公里的乡村公路。这个数字,超过了之前半个世纪中国在乡村修建的公路里程的总和。
  勐海县政府接着老班章村民挖不动的路继续修下去,让这个村庄结束了与世隔绝的日子,也让外地人和老班章人重新认识了茶树上的那些叶子。
  “突然发现,树上长的哪是叶子啊,都是钱。”杨政民说。

长钱的茶树

  村里修通公路的头一年,在收购站上班的白新文(音)找到杨政民,希望他能单独做点茶叶出来。“只要做出品质,他给我14块钱一公斤。”杨政民说,他乐得不行,当时的茶叶送到收购站每公斤最贵只能卖6元。
  白新文要了10公斤,但杨政民为了茶叶的质量,只做了5公斤。这个茶叶作为样品带到了广东。当时杨政民拿到了70块钱,这对于年收入不足一千块钱的他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广东老板喝完老班章的茶后,大喜,便再向白新义要茶。随后,白新义以每公斤20块钱的价格向杨政民要了15公斤茶叶。2003年,已从村委副书记改任副主任的杨政民辞掉工作,专心为白新文做茶。
  2004年,当杨卫华到老班章收购茶叶时,价格每公斤已涨到40元。这年开始,老班章村里开始陆续出现陌生人。“那些广东商人自己到村里来收购了。”杨政民说,村民们意识到茶叶没有那么廉价后,不再主动把茶叶送往收购点,而是留在家里,等待客商上门来收。
  收购站的人意识到危机,也开始主动上门服务,跟广东商人竞价。此时的村民基本没有市场意识,一般都是客商出多少钱他们就认多少钱。有一次,一客商到杨文家里收茶叶,愿意以每公斤60元的价格收购。杨文听后,把自己恨得咬牙切齿。就在20分钟前,他把茶叶以每公斤40元都给了收购站。当时他还觉得走了好运,一转身,却没想,收入少了好几百块钱。
  80,120,150,180,200。当年底,老班章的茶叶以这样的速度涨到了200元一公斤。且那时候,还没有大树茶和小树茶之分。
  上山的外来人越来越多,村里人也开始下山消费。他们买回来的多数是手机,虽然那时村里还没有信号,但都喜欢把手机别在腰上。村民们对另外一种商品——保险柜的需求也很大,因为去县城存钱不方便,村民多数把钱放在家里。
  在信用社上班的杨春平做了一个统计,老班章村一年的流动资金有一个亿。于是,他开始游说村民把钱存到他所在的信用社。
  一开始,没有村民理他。“他们都觉得把钱放银行里不安全,他们还是习惯了那种原来的生活,什么都用现金。”杨春平说。
  慢慢地,杨春平的一些亲戚答应可以试试。当亲戚把这些钱拿到信用社时,杨春平闻到一股霉味,摸上去粘粘的,放到数钞机上,这些钱无法通过。他只得让亲戚拿着吹风机,把钱吹干再存。
  后来,再去存钱的人都知道,在家把钱晒干了再去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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