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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没有怜悯心的，不是人；没有羞耻心的，不是人；没有谦让心的，不是人；没有是非心的，不是人。怜悯心是仁德的开端，羞耻心是义行的开端，谦让心是守礼的开端，是非心是明智的开端。人有这四种开端，就像他有四肢一样。
孟子连说了四个不是人，有人觉得会不会太夸张了，没有这四种心，真的就不是人吗？不过，你听到孟子骂你不是人，你很生气，他就会说恭喜你，你又变成人了，因为你生气了，说明你还有羞耻心。这就是儒家的思想，儒家认为人在自然情况下的直接反应，才能表现出内心的真实情况。不过，孟子说人心有四种开端，并没有说人有四种善。“开端”代表萌芽、开始。四种开端如果发展扩大，才可以造成仁、义、礼、智四种善。善必须是你去行动之后才能实践的。譬如“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只是善端，而并非善的完成，善的完成还需以行动去实践。因此，一个人只须有此心，就是人；是否有仁爱的行动，那是第二步的问题。万一连此心都丧失，就表示麻木不仁，无从感受别人的遭遇，那就是“非人”了。其次，恻隐之心有程度不同，有些人较为敏感，不仅对别人不忍，也对一些小动物不忍，甚至会像林黛玉一样，见了落花也掉泪。有些人则比较迟钝，非要等到重大刺激才觉悟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同胞亲情。不论敏感或迟钝，只要还有感受力，就还有希望。希望在于能够扩充此心，努力行仁。就像孟子所说的，“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火开始燃烧，水开始畅流，看起来小小的源头，最后竟可以成就伟大的善行，而这一切都出自一点点恻隐之心。
孟子还把人性比喻成水。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告子上》）
人性对于善，就向水总是向下流。人性没有不善的，水没有不向下流的。现在，用手泼水，让它飞溅起来，也可以高过人的额头；阻挡住水让它倒流，可以引上高山。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这是形势造成的。人，可以让他去做不善的事，这时他人性的状况也是像这样的。
“水”的比喻十分恰当：正如“下”是水之“向”而非水之性，“善”也是人之“向”，而非人之性。什么意思呢？用手泼水，用管子接水，让水倒流，这是外在的形势。我们有时候说“形势比人强”，外在的形势会改变水的自然趋向；而一个人去做不善的事，也是受到了外在形势的影响。换句话说，如果让一个人自然发展，他就会顺着本性行善；相反的，外面的形势恶了，人就为恶了。所谓“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孟子·告子上》），一个时代经济繁荣，年轻人就好吃懒做；经济条件不好，年轻人就会凶暴，比如抢劫什么的。孟子的意思是说，一个时代的经济好坏对于年轻人会有直接的影响。一个社会必须在政治、经济、教育上设法造成一种自然的、正常的情况，让每一个人都能去自然发展，这时人性向善表现出来就好像水向下流一样。所以，“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试问，“下”是水的向，还是水的性呢？答案很清楚。以“水无有不下”来比喻“人无有不善”，人与善的关系，也必然是人性向善，而不是人性本善，而“心有四端”就是人性向善的力量。
4。人禽之辨
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什么地方？这在《孟子》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你要了解人性，就要知道人和禽兽的差别。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
孟子说：“人与禽兽不同的地方，只有很少一点点而已，一般人丢弃了它，君子保存了它。舜了解事物的常态，明辨人伦的道理，因此顺着仁与义的要求去行动，而不是刻意要去实现仁与义。”
“几希”就是差别很小。孟子认为，人与动物的差别很小。首先，人与动物在身体上很类似；我们有五官，禽兽也有；我们有四肢，禽兽也有。其次，人与动物在本能上很相近。人吃饭的时候与狗没啥两样，皆出自一种饥饿的本能；人睡觉的时候和猪没啥两样，皆出于一种休息的本能。人之所以与动物不同，绝非凭借人的身体、本能或四肢五官，而是要凭借其他的东西。
孟子提出“大体小体”之说，把身体称为“小体”，“小”代表不重要、次要；把心称为“大体”，“大”代表重要。大体在内，小体在外。人与动物共同具备的是“小体”，而人所特有的才叫“大体”。“大体”就是人心的“四端”（由之产生仁、义、礼、智）。孟子说：“人之有是四端，犹其有四体”，四端与四体皆属人之体；分其大小，是指人应以“大体”为重，也即“心”够不够灵敏，能不能自觉和真诚，是其关键。所谓人性在于“心”，孟子认为把这个“心”去掉的是一般人；保存下来的就是君子。问题在于，如果这个“心”可以去掉，也可以保存，那么去掉之后怎么办？是不是一旦去掉，就永远去掉了？一旦保存，就永远保存了？当然不是，否则就不用谈教育了。心，可去可存，代表它是动态的。如果说人的本质是善的，那本质一旦去掉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强调人性向善，人性是一种动态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于心能不能够觉察。譬如有时候我们好像不太敏感，看到老人家摔跤，没感觉；如果有感觉，你马上就上前去帮他了。这种真诚自觉，自我要求去做该做的事，是儒家对于人性基本的规定。如果你没有真诚自觉，“善”有什么用呢？无法表现为行为。孟子说，君子能够真诚自觉地保存这个善，一般人却把它去掉了，去掉之后，人不就跟禽兽一样了吗？所谓“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人吃饱了，穿暖了，生活很悠哉，但如果没有受教育的话，就跟禽兽就相差不远了。为什么呢？因为与禽兽不同的这个心没有了。儒家教育的目标即在助人恢复本心的向善自觉，同时以政治及社会各种合理的规范来助人完成心之要求。
接着，孟子提到了舜。尧舜是儒家推崇的典范人物，孟子尤其喜欢舜。他说，舜正是因为体察了人性内在向善的力量，所以“由仁义行，非行仁义”，由内而发去行善，而不是刻意去做仁和义的行为，因为仁和义的要求是由内而发的。这代表我们在德行方面的表现不是别人叫我做的，不是我做给别人看，而是我由内在的力量叫我把“善”做出来的。人与禽兽的差别就在这里。孟子说“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一个人如果每天只知道保养自己的身体，那只能算是小人，因为他忽略了更重要的内心的要求。“养其大体”如何养呢？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
孟子说：“修养内心的方法，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了。一个人如果欲望很少，那么内心即使有迷失的部分，也是很少的；一个人如果欲望很多，那么内心即使有保存的部分，也是很少的。”
养心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清心寡欲。清朝皇帝有养心殿，“养心”就是提醒皇帝“寡欲”。道家也有类似的说法，庄子说：“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一个人如果欲望太多，领悟能力就浅。为什么？因为你往往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看不到内在的真相，你的生命没有根，不可能有真正的快乐。所以在心的修养方面，儒家和道家有相通之处，先要从减少身体的欲望开始。儒家的价值观很清楚，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你要追求的不是有形可见的身体上的满足，物质上的享受——这方面的满足和享受到一定时候就会刺激递减，会觉得没什么特别的乐趣，而要进行德行上的修养，设法让心的“四端”发展出来，成为仁、义、礼、智四种善。“小体”存在的目的是为让“大体”可以实现其“向善”潜能，这才是人和禽兽最大的差异所在。
5。三种快乐
人性如果是向善的话，那么行善是天下最快乐的事，因为它符合人性的需要。所以有人跟孟子说：当天下的帝王很快乐吧？孟子说，王天下不算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有三个：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孟子·尽心上》）
父母都健康，兄弟姐妹无灾无难，这是第一种快乐；对上无愧于天，对下无愧于人，这是第二种快乐；得到天下的优秀人才而教育他们，这是第三种快乐。君子有三种快乐，而称王天下并不包括在内。
很多人觉得奇怪，今天这种时代，谁不希望当国家领导，谁不希望选上总统，但孟子居然认为比不上这三种快乐。首先，父母健在，兄弟姐妹也都没有灾患，那就是人生至乐了。为什么呢？因为父母在，才能引起我的孝顺之心；兄弟姐妹在，才能引起我的友爱之心，“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为了做一个完全的人，完成我有意义的生命，我必须要有父母兄弟维持这两个最重要的关系网，所以父母兄弟都在的时候，可以使我不断实践孝悌自然的要求，人生还有比这更快乐的吗？即使是万人欣羡的功名利禄，又怎么能比得上家人团聚的天伦之乐呢？有人说，孟子为什么这么家族主义，这种快乐好像太狭隘了一点，因为每个人都能得到嘛，孟子为什么把它列为第一种快乐呢？这跟孟子对人性的看法有关。孟子认为，人活在世界上跟别人相处，他的情感是由近到远，从家庭到社会慢慢推扩出去的。譬如我的父母健在，兄弟平安；我出门看到别的老人家，就想到自己的父母，尊重他们；我看到同学、同事、朋友，就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兄弟姐妹，关心他们；相反，一个从小孤儿院长大的孩子，成长经验比较痛苦，从小没有家庭长幼的观念，也许不会对别人生起特别强烈的感情，不容易把孝顺、友爱的心推广出去。因此“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之乐，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家庭中心主义，而是发现了人性的真相必须由近及远，逐渐把人性内在的萌芽推广出去，这是人性正常的发展。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