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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欠罪就是耽误。 戈施尼克去求助其他人，错过了机会，耽误了他照料那两个他有义务保护的犹太人；他的妻子和孩子。 他想保持对两个人的爱，无论如何不愿把这种爱分开来。 但当他应征入伍时，这两个孤苦伶仃的人自杀了。 戈施尼克犯了罪过，他对两位老人的错负有罪责。然而，折磨人的往往并非大罪过，而是日常的、不得不承受的罪过。 可以这样讲：为了能生存，人不得不是有罪的。没有无辜的生命。 那种无辜的生命大概是用经过化学消毒的脱脂棉包裹起来的。 作为作家，我的知罪是我真正的创作动力。 我一开始写作，就已欠罪。 这时我忘了。 我的写作是以我周围的人为代价的。我自己得明白只有当我否认罪过时，才会沉重。 我自己当然不能赎清罪过。 但我也不能与我的自知有罪相安。 我不得不试图去查找罪的根源。 譬如在我写书的每一天，第三世界都有３万儿童在忍饥挨饿，这就是我的罪之根源，是否最好抑制这种知罪意识呢？不行。 我必须使自己意识到，而且要一再意识到。只有如此，由于我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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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类头脑中的上帝７６１
因为我还在继续写，才能够过另一种生活，即生活得更有目的，更紧张，更自觉。 我承认，这是一种补偿伦理学。 因为，也许我本来该去第三世界，至少可以救出一个孩子。 我并不满足于代替我赎罪的某种捐赠。 这与良心自责有关。您还想知道我如何理解赎罪。 我不相信这个概念。 他有一种基督教的异味，成了一种精神讨伐，其目的是索取我，而非索取我手下的牺牲者。 到底应该赎的是什么？例如，是我打人的那个打呢，还是打的后果？我可以后悔打人。 但我可以赎回打人吗？打人一拳，给他跪拜５０次。 然后呢？不义取消了吗？当我为我手下的牺牲者头上的弹孔感到抱歉时，牺牲者由此得到什么吗？那个弹孔会愈合吗？
问：我们在交谈中经常使用上帝一词。 我想问一下：依您看，上帝一词是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词呢？
答：它是我所知道的一个含义最丰富的词。问：这又有什么意义？
答：意义，生命的意义，死的意义。 整个人类生存的意义。上帝是心灵庇护、内心依靠的同义词。当我说“上帝”
时，我就用信仰他的眼睛在“看着”他。 但我既是作家，那么这种景观转变对我来说就并非特别困难。 我必须设身处地为我笔下的每一个人物形象着想。 既然如此，为什么就不能以一个信徒的形象去想呢？
问：我还不太明白。 怎样用您自己的世界观来解释伦理呢？依照您自己所要求的这种严律态度，如果没有某种绝对的东西作为前提，您的伦理学的根据何在？
答：我从自己自由选择的孤单中得出我所希望的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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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１神学与当代文艺思想
要求。 这种孤单是我写作的前提。 这种不断的与世隔绝需要一种成义，需要规则。 在与人们交往时，必须再使它得到平衡。 人固然无法作为社会独角兽生存。 但这只与赋予我本人的行为方式有关。因为文学与生活之间的距离很大。因此，您所说的作为伦理学之动力的绝对，也许就存在于现实与稿纸之间。我给自己提出的严律就是：我要比我所是更人性一些。问：最后一个问题：您是否不喜欢基督教徒？或者，也许您对他们抱有某种期望，甚至愿望？
答：我怎么能不喜欢一种世界性宗教的代表呢？我在一种应用的基督教中看到能够阻止不幸的军备竞赛的部分力量。 教会本当停止政治性的斋戒。 各基督教政党本当成为真正的基督式的，即既要有斗争性，又温和，或者说要去掉它那过高的缩写字母“Ｃ”
（指基督教）。
问：这么说，您并不相信基督教会过时？
答：世界的人性化是若干代人的使命。 任何一个基督教徒，一旦他开始按基督教的精神行事，都不会失业。
附：《安慰》Ｗ。 施努雷
别怕，要是有一阵黄色的西罗科风③，给你带来消息，这生命是一个脑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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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类头脑中的上帝９６１
业已枯萎的蚁类脑瓜的梦幻：
上帝已经飞向文鸟的巢穴；他帮文鸟筑巢。
别怕，要是装饰美丽的蛇类的平原呼唤你，一种还不太闻名的蜥蜴的背脊在天空开始闪光；上帝把哈耳皮埃变成朋友：女妖正磨利自己的双爪。
注 释：① 希腊神话中的鹰身女妖。 ——译者注② 这里指尼布甲尼撒二世（约公元前６３０—前５６２）。
公元前５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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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１神学与当代文艺思想
年他率军占领耶路撒冷，将犹太国王约雅斤掳到巴比伦。 ——译者注③ 欧洲南部的焚风。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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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圣经》是作家创作的素材
——论马克思主义与犹太教
同Ｓ。海姆的对话
问：海姆先生，１９８１年您发表了长篇小说《阿赫斯维》①，使许多把您看作社会批判性作家的人感到惊讶，因为您涉及到犹太教和基督教一类的宗教传统。 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您思想的参数，因此我想提出如下问题：这一切是怎样交汇在一起的，您在犹太教、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做了什么综合，又是怎样实现这种综合的。 您是在何种犹太教的气氛中长大成人的？
答：我父母是自由思想的犹太人，不是正统教徒。 我很小时就理所当然地被带进了犹太教堂。 尽管孩子接受的印像比一般想像要深，但后来我还是把自己的宗教义务看得一文不值。问：那您是听过犹太教的课程的？
答：听过，不过并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都是随处可闻的普通内容。问：所以不能说宗教教育在您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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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答：不能。 不过别的印象还是有的，譬如后来我在布拉格。 犹太传统大多通过文学对我产生影响。 譬如海涅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或者说还有莱辛、门德尔松。 我年轻时就已对这一类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问：这是同化了的犹太教传统？
答：是些口号。 不能用这些口号来给我分类。 当然，接踵而至的还有声势极大的排犹运动。 它迫使我意识到自己是个犹太人。 我有一阵子还是犹太童子军的成员——这一点您可以想像。 不过这种事之所以发生，恰恰因为别无他路。 那是１９３３年前的事情。当时德国排犹的势头已经非常大，纳粹的苗头已经显露出来。问：重归巴勒斯坦当时没有诱惑您？
答：没有。 我认为犹太复国主义不能解决犹太问题。问：移居巴勒斯坦对您来说从来就不是一种诱惑？
答：不是。 移居从来不是一种诱惑，甚至从来也不是一个问题。 依我看，排犹和犹太问题是一个社会难题，而非民族难题。问：您的犹太人身份不是通过犹太复国主义，而是通过犹太文化表现出来的？可以这样讲吗？
答：可以。 当然是通过犹太传统。问：从什么时候起，马克思主义在您思想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对您来说，“宗教批判”也是“一切批判的前提”
吗？依您看，发现马克思主义同“无神论”是有联系的？
答：在那些年代我本来就没有信仰过亲爱的上帝。 我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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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是作家创作的素材３７１
为这个上帝是一种被利用的臆造：如海涅所说，是从天而降的“睡吧，睡吧”的声音。 因此，我对马克思的著作并没多想，便同他的见解一致起来了。 当时，亲爱的上帝与非常反动的团体和反动的思想勾结。 在犹太人那里不如在基督教徒那里厉害。 如果仔细看看当时新教和天主教的政治观点和活动，您就会明白我所指的是什么。在纳粹时期出现认信会②绝非偶然，它要反省宗教到底是什么。 实际上，当时的新教和天主教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表达，都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臂膀。 我通常并不这样认为，因为这太简单了。 然而，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不是吗？所以我也把基督教看成是社会固定阶层中的一个反动部分，这个阶层在牧师和教会的默许下，一步步靠近纳粹。 看看路德派当权者的思想，当时的牧师的观点，看看他们对军事和民族问题的态度，您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教会干脆就站在纳粹一边，犹太教堂不是那么明显，因为它们也属于被压迫者。 但如果情况允许，犹太人当中的资产阶级阶层也同样会站在反动派一边。问：您是作为犹太人长大的。 后来，您的宗教批判想法把这一阶段勾消了吧？您的宗教批判思想并不得自马克思主义，您不是通过宗教批判，而是通过社会问题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这样说对不对？
答：是这样。 当时是失业时代、危机时代。 人们在思考：这场危机是怎样发生的？各种宗教都不能解答这一问题。 必须询问危机的社会根源。 既然失业和危机导致了国家社会主义，导致了一种糟糕透顶的解决办法，所以必须反对它。 至少我当时作为一个年轻人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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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因此，您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是无神论者？
答：又在对我作分类了，这并不适合我的情况。 我当时是青年，有感情。 要是您当时对我讲：“你是无神论者！”我也许会说：“真的吗？”要是有人对我讲：“你是马克思主义者吗？”我会回答：“您知道，我读马克思的著作很少，怎么会是马克思主义者呢？”
我当时观察世界，并从这些观察中得出了我的结论，当然，在观察时总带有一个年轻人所具有的那些印迹。问：在您的文集《道路与弯路》中可以看到：在民主德国的社会制度取消对您的支持之后，您在民主德国往往只能在教堂里露面。 这是否改变了您对教会的态度呢？
答：当然。 不过教会也变了。 如您所知，１９４５年，在民主德国实行了教会与国家的分离。 由此便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譬如今天在捷克斯洛伐克，牧师往往还是领取报酬的政府职员。那里有一个对政府毕恭毕敬的教会。在民主德国，教会被迫自己养活自己，被迫过自己的生活，被迫醒悟。 在民主德国的新教教会里，大多是年轻人，这些人有一部分是比党③内的官僚和干部更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读的马克思著作要多得多，运用起马克思著作也比那些官方人士要生动得多。 由此便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情况：教会如今（至少部分地，在它的一些教区，主教管区内）是一个我想称之为进步组织的团体。 我还想把它归入党的左派。 我总把左看成革命的，把右看成保守的。 那些官方人士是保守派，右派。 教会相当左。 既然我一生都站在左派一边，那我当然也就非常乐意利用这个在别的地方不允许，而只有在教会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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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朗诵我的作品的机会。在克姆尼茨④的一座教堂里，我给上千人朗读《阿赫斯维》的一些章节，这部小说是一本很复杂的书，当时有一种简直令人神往的安静。 可见，他们并非都是受到宗教束缚的人。 这就是我们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