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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就金先生所关注的“过去三十年来”这个时间段，斯科特教授用了专门一章讲六十年代的“政治动乱”。他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政治动乱”的根本问题在于香港的统治权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由此他特别关注香港人的反殖民主义情绪，认为核心问题是英国统治者与中国臣民之间的关系。英国人不采取民主选举政治，而是建立广泛的咨询委员会和各种群众组织，进行面向基层和草根的“行政吸纳政治”，恰恰是为了维持英国人的统治。需要注意的是，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抗议运动是 “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的反帝、反殖民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时，“毛主席语录”随着中国革命和文化大革命风靡全世界。这时英国殖民者把毛泽东强调的“军民鱼水情”看做是他们自己的政治格言，以便从中找到共产党通过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取胜秘密。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在其自传中专门讲述自己如何学习共产党的群众路线，通过组织群众、争取群众与新加坡的共产党进行竞争。而其时港英政府也曾专门派人到新加坡学习李光耀创立的“人民协会”及“市民咨询委员会”制度等，并学习共产党组织群众的办法，成立各种各样的咨询组织、发起诸如“清洁香港运动”、“扑灭罪恶运动”和“改善屋宇环境运动”的社会运动，从而把群众争取到自己的一边。因此，不理解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抗议运动，不理解中国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意义，就无法真正理解港英政府推出的“行政吸纳政治”的政治含义。可这段“政治动乱”，在金先生的论文中只作为背景一笔带过，他沿用港英政府的说法，认为“动乱”的产生是由于港英政府与社会下层“沟通的失败”，从而认为“动乱”的产生是由于“整合危机”，即港英统治者在成功地整合精英阶层时，没能实现对草根阶层的整合。由此，一场针对政治主权的斗争，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政治斗争，在金先生的笔下变成了社会问题，即精英与大众的整合问题。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被彻底社会化、中立化、形式化了，不仅“精英”与“大众”成为无面目的抽象社会主体，而且所谓的中国文化/文明重建其实已经不是“中国的”文化和文明重建，而是文化和文明“在中国”的重建。“中国”不经意地从主语再次变成了宾语的修饰词，从一个本身具有文明意含概念变成了一个地理概念。这种微妙的差别也许是由于金先生是社会学家，而斯科特是政治学家的原因。因此，如果我们想要恢复金先生用社会学概念过滤掉的政治色彩，那么“行政吸纳政治”的真正含义并不是单纯的无条件的“精英整合”，而是港英殖民统治在残酷镇压了那些希望当家做主而不服从殖民支配的反殖民主义者后，将那些甘心或违心接受殖民统治的精英或草根下层整合到殖民体制中。
金先生写作这篇论文的七十年代（该文英文本发表于一九七五年）正是香港大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岁月，在先生执教的香港中文大学也不例外。一九七三年二月香港中文大学学生报刊《中大学生报》刊登了《谁在操纵着中大的命运》的社论，猛烈批评政府的大学资助计划：“政府的计划是如何实行殖民地统治的计划！大学的计划与活动是如何施行奴化教育、培养洋奴的计划与活动；公正的专家意见是如何为英国老家打算、不认识香港现状的洋专家意见。”更激进的批评指出，“殖民者不免豢养一小撮出卖人民权益、甘心帮凶的所谓‘高等华人’。在一般市民的眼光中，他们在政治上社会上的地位，无疑是‘高人一等’。可是，如果以实际的政治力量而言，却是微不足道的，他们中除了小部分可以再用来点缀‘殖民地式民主’、讨论市政中最枝节的问题外，大体上都是殖民者的顺民兼应声虫而已” （毛兰友：《香港青年学生运动总检讨》，载《七十年代》一九七三年八月）。这样的言论无疑带有青年学生惯有的激进特征，但他们的激进言论中点出了“殖民政治”的主题，也反映了支配政治在教育领域的激烈斗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港英政府推动几个著名的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之后，这个自称延续中国传统文化命脉的大学竟要以英文作为教学和学术语言，这种病态不仅折磨着中文大学，其实也折磨着整个香港教育。不愿认同汉语学界而甘愿在英语学界处于末流，正是香港在思想、文化，最终在经济方面迅速被边缘化的根源。
七十年代香港的学生运动无疑是香港华人的一次政治自觉。它直接回应了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抗议运动。后者的主体是左派工人和知识分子，并与内地有着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联系，而前者的主体是青年学子，他们与内地只有文化精神上的内在联系。今天活跃在香港政坛上的重要人物，无论亲政府的曾钰成，还是反政府的梁国雄，其实都像王朔所说的那样，都是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毛主席的好学生”。然而，由于港英政府的残酷镇压，由于“行政吸纳政治”的巨大成功，香港人如何看待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抗议运动，如何看待七十年代的精神自觉，就变成了撕裂香港人内心世界的痛苦伤疤。在香港左派的话语中，这次运动被看做是“反英抗暴”斗争，是一次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伟大爱国运动，可在港英政府和被吸纳精英阶层支配的话语体系中，这次运动被定义为“政治动乱”，甚至是一种“政治恐怖”。
在金先生的论文中，用的就是“政治动乱”这个概念。一旦定义为“政治动乱”，其原因就很容易被归结为社会经济原因（比如“沟通的失败”）或者外部政治因素的挑动，从而把殖民政治的主题遮蔽起来，这实际上是殖民地培养起来的香港主流精英阶层的普遍心态。由此，要真正理解“行政吸纳政治”这种政治模式，理解金先生这篇著名论文的意义，就无法逃脱一九六七年那场“政治动乱”的思考，更无法逃脱对二十世纪全球史或人类文明史的通盘考量。在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在这场“政治动乱”爆发四十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揭开这块烙在中国人心灵上的伤疤吗？我们有能力解读愈结在伤疤中的思想密码吗？
二○○六年十一月于港岛西环
（《中国政治与文化》，金耀基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IanScott；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Hong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无言的幽怨——香江边上的思考之二
强世功/著 原载《读书》2007年第10期
在中英关于香港回归交接仪式的谈判中，英国人主张交接仪式放在中环露天广场，其意图在于让所有参加交接仪式的人目送英国撤离的军舰，以彰显其“光荣撤退”。中方主张交接仪式放在新建的会展中心，据说中心的外形设计像北飞的大雁。为此，中方政府提供了香港四十年的水文资料，证明七月一日前后香港处于暴雨多发季节，交接仪式不宜露天举行。果不其然，当主权交接在会展中心举行之际，整个香港倾盆大雨，相信天道自然的中国人都认为这是苍天有眼，用泪水刷洗整个民族的历史耻辱，因为香港殖民地作为一种象征，一直是中华民族心灵上的伤痛，也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难以解开的心结。
香港从割让开始，就一直是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媒介。近代中国报业就从香港开始，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香港充当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基地。王韬、梁启超、孙中山等近代历史名人都曾与香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但同时香港也是中国通向西方世界的通道。抗战以来，香港一直是国共两党争取海外华人和国际援助、宣传抗战和建国理念的基地。一九三八年中共中央在香港设立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一九四七年，新华社香港分社正式成立，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正式办事机构，在香港展开统战工作，尤其在全国解放前夕秘密组织一大批逃往到香港的民主党派领袖和文化界知名人士辗转北上，参与政治协商建国。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政治力量自然是工人，一九四八年香港工人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推动下成立了“港九工会联合会”（简称“工联会”），而各种工会子弟学校也陆续建立起来，这就是香港人所说的爱国学校或左派学校，比如汉华中学、培侨中学和香岛中学等。这些学校不仅成为左派政治力量的组织纽带和人才基地，而且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随着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展开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香港的思想文化界也自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发挥作用的重要力量。在“二战”后整个世界思潮向左转的大背景下，香港新华社一手组织工人阶级队伍，一手抓文化统战，左派的发展形势可谓欣欣向荣。比如，左派电影公司新联、长城、凤凰网络了一批当时香港著名的影星，拍摄了大量反映民族主义和新中国成就的电影。撑起香港电影业的半壁江山。其中长城电影公司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到七十年代拍摄的“黄飞鸿系列”共八十多部，在香港和东南亚华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国民党勒令停刊的民主党派报纸《大公报》和《文汇报》转移到香港后，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领导下，按照统一战线思路，办得有声有色。两大报刊还办起了《新晚报》、《香港商报》和《晶报》等立场中间的报纸，增加大量副刊，刊登香港人喜爱的马经、狗经、武侠和色情内容。梁羽生和金庸的武侠小说最先是在《新晚报》上刊登出来，此后《大公报》、《文汇报》也刊登了武侠小说，一时间出现了武侠小说擂台赛，开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在“文革”之前，受新华社香港分社领导或影响的报纸发行量占香港报纸发行量近三分之二。
左派思想在香港的发展与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二战”后香港的经济开始迅速发展，内地的移民大规模涌入香港，香港社会的贫富分化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比如一九六六年四月四日，香港中环天星码头的小轮公司因为船票加价一毛钱就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骚乱。而此时，国际局势发生了逆转，中苏主导的世界“反帝反殖民”运动在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地如火如荼地展开。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和中国在东南亚的扩张也与英国联手，在东南亚各国与共产党展开政治较量。而中国内地激进的反帝、反殖、反修的“文革”迅速波及到东南亚乃至全世界。香港就像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随时有被掀翻的可能。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澳葡政府与群众之间发生了冲突并进行镇压，引发澳门左派团体的罢市运动，在内地与有关部门积极配合下，迫使澳葡政府屈服，从此澳门成了“半个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