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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你怎么了？最近出什么事了？”
他说：“我很好，什么事也没有，我就是担心你的安全。”
我说：“那你就别操心了，我好得很，现在唯一对我有威胁的人也死了，军统那边简直都把我当齐天大圣了，能用天兵打仗。”
他说：“我就担心阿牛这么频繁地出动，给敌人留下把柄。”
我说：“没有，阿牛哥还是很谨慎的，他从后窗进出，神不知鬼不觉。谁能想得到，一个瘸子能飞上屋顶去，阿牛哥真的掩护得很好。”
他说：“你注意到阿牛对面的书店了吗？”
我说：“怎么了？”
他说：“金深水经常去那里？”
我说：“那里面真正睡了个瘫子，是金深水以前的部下。”
他说：“那女的可能是金深水的联络员。”
我回想了一下，觉得这也有可能。我问他：“是又怎么了？金深水现在对我好得很，他的老婆孩子都是被鬼子杀死的，他对敌人的恨不亚于我，绝对值得信任。”
他说：“如果他知道你是我们的人，他还会那么信任你吗？”
我说：“我也不会让他知道的。”
前面有一个分岔的路口，一条是上山的路，小道，一条还是缓坡，是大路。我们的车子拐入小道，往一个山坳里开去，两边山坡上是清一色的枫树，风吹来，枫叶齐动，飒飒有声。我欣赏着，禁不住发出感叹：“阿宽，你看，多美啊，这难道就是你说的上天的小路？”他像没听见我说的，专心开着车。突然，他踩住刹车，车子就停在路中央，他回过头来，煞有介事地问我：“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把金深水发展成我们的同志？”
“你说什么？”我没想到他会突然问这个，以为听错了，反问他。
“我是说金深水，”他沉吟道，“他有没有可能做我们的同志？你觉得。”
我心情突然变得烦躁，瞪他一眼说：“你不是说要带我去天上吗？我以为你带我出来是来看风景的，怎么又扯这些事，烦不烦？”
他笑道：“烦，我确实挺让人烦的，说这些煞风景的话。不过，更烦的事情我还没说呢。”
我说：“最好改天说。”
他说：“今天上山来就是要说这些事。”他开了车，一边对我指指前面山坡上的一栋房子说，“我们已经到了，就那栋房子，不错吧。”
我问：“这是哪里？”
他说：“猜猜看，里面有你最想见的人。”
我马上猜到是二哥。果然，车子刚停在院门前，还没有等阿宽按喇叭，带滑轮的大铁门哗啦啦打开了，开门的人是一个精瘦的老头，六十多岁，佝偻着腰，手上拎着旱烟袋，见了高宽，挤满皱纹的脸上绽出一堆笑容。在他背后，一个穿着白西装的人，一手举着红烟斗，笑容可掬，朝我们车子冲上来。车子停在一边，他追到一边，给我打开车门，什么话不说，只冲我笑，目不转睛，目光亲密、暧昧，搞得我有点不好意思。
“你好。”我埋下头说。
“你也好啊。”他说，“不认识我吗？我可认得你哦，小妹。”
是二哥！我惊叫一声，扑到他怀里……这是我到南京后第一次见到二哥，他真是当大老板了，整天在大洋上漂，几次说要回来了，结果又去了另一个国家。这一次他以香港为基地，为了给新四军采购药品，把南洋五国跑了个遍，带回来了好多国内根本买不到的药。他公司总部设在上海外滩，花旗银行的楼上，今年三月，为方便跟新四军联络，上面要求他在南京开设分公司。他在最闹热的新街口租了华南饭店一层楼，设了分部，有四十多个员工，主要做军火和药材生意，周佛海、陈公博都是他的座上客，包括野夫机关长也多次与他把酒叙事。二哥在日本留过学，日语说得很溜的，可以用日语背唐诗宋词。组织上正是考虑到这点，安排他到南京来开分公司，争取与日本高层接上头。他公司的开业庆典仪式就安排在熹园，来了野夫等不少日本军政要员捧场。像卢胖子、俞猴子这样的伪军头目，二哥早就认识了，可以随时喊他们出来吃饭。
我惊诧二哥的长相怎么变了。真的变了，不是阿宽的那种变。阿宽是靠化装变的，而二哥我觉得是脸型变了，甚至连肤色都变了，变白了，变嫩了。我说：“你不会是整过形吧？”二哥对我低下头，扒开头发让我看。我看到一条长长的疤痕。我说：“你真整过形了？”二哥说：“如果你一年前看到我，会被我狰狞的面容吓坏的。”
原来我去重庆不久，二哥遭过一次劫难，他晚上回家，在街上好好的走着，突然从黑暗中杀出两个持刀歹徒朝他猛砍，砍了数刀，肚皮被砍破，头顶和脸上各挨了一刀，要不是抢救及时，必死无疑。幸亏事发在英租界，歹徒砍人的动静惊动了一个印度巡捕，及时把二哥送到医院，才大难不死，留了一条命。但是脸被砍破了，整个额头上的皮被砍开，耷拉着，几乎可以揭下来。歹徒是黑社会的人，拿钱干活的，真正的凶犯是二哥生意上的对手，一个开典当行的老板，二哥的生意把他压垮了，他怀恨在心，便起了杀心。
要是以往，大难不死的二哥一定会疯狂复仇，但这一次二哥认栽了，因为他心里已经有了理想，他有更大的事要做。他不但吞下了痛和耻辱，还主动关了典当铺，不想跟对方再有纠缠。他每天举着一张破脸忍辱负重，四方奔波，寻找新的商机。阿宽说，那件事说明二哥已经成熟，可以干大事了。二哥后来跟我说，是父亲救了他，他被砍倒在地的时候，清楚地看见父亲从天外飞来，把他翻过身来，让他仰天躺着，让他捂住肚子，掐住肝脏，以免失血过多。然后他又看见父亲跑去叫来巡捕，把他送到医院。从那以后，父亲经常出现在二哥面前，要他忘掉一切，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二哥说得活灵活现，父亲的音容笑貌真真切切，父亲的训词真真实实，好像父亲真的回到了他身边，和他朝夕相处。但我想这是不可能的，这不过是他心里的另一个自己，这个人以父亲的名义在不断地教训他、指导他，让他摒弃杂念，让他放弃复仇，让他变成一个能忍痛的大丈夫，一个胸怀大志的革命者。
我看过二哥疤脸的照片，确实很可怖的，大半个额头的皮像一块破布遮着一样，皱褶四起，颜色呈暗红，像血随时还要迸出来。从这样一张脸，变成现在这张脸，是不可思议的，但二哥就是遇到了这样的神医。二哥说，这又是父亲给他安排的，是父亲帮他把神医召唤来的。去年年关前，他坐海轮从上海去香港，在船上遇到一个犹太老头，胖得像英国首相邱吉尔，走路蹒蹒跚跚，却有一双天赐的神手。他主动找到二哥，说可以给他恢复容貌。二哥不相信，对方说你们中国人就是相信巫婆，不相信科学。一路上他对二哥说了一大堆道理和例子，证明自己非凡的医术。
下船时，二哥跟他走了，他在香港有一家私人诊所。走进诊所时，二哥又后悔跟他来了，因为所谓的诊所只不过是一间用楼道过厅隔出来的临时小房间，而且很显然，他本人就寄宿在此。这里既没有手术台，也没有复杂的仪器设备，所有设备只有十几把长短、大小不一的不锈钢剃刀、剪子、镊子、弯锥等，都包在一只脏乎乎的布袋里，像乡下兽医一样。当时二哥直觉得是遇到骗子了，想掉头就走，但突然父亲又冒出来，对他说了一句话又把他留下了。父亲说：“这是男人的手术，你是怕痛吧？男人怕痛还做什么男人，干脆早点到我这儿来做鬼吧。”
二哥说，他就这么留下了，付了定金（并不多），约好时间来做手术。做手术的头天晚上，老头带他去洗桑拿，老头让他一次次进出蒸房，蒸了几乎一夜，二哥说最后他觉得自己都被蒸熟了。然后他们回到诊所，手术就开始了，没有麻药，没有副手，没有无影灯，只有一只冰箱和一块海绵，他就咬着海绵，痛到昏过去为止。二哥说手术持续了五个多小时，他昏过去时真正的手术还没有开始，只是从他大腿根部揭下了一层皮，保存在仅有的设备里——冰箱。二哥说，他昏过去前又听到父亲在对他说：“睡吧，你死不了的，有我和你妈保佑着你……”
不说则罢，当二哥跟我说了这些后，我反而不相信他说的，太荒唐了！感觉和理智告诉我，这不是我的二哥，我不相信他说的。二哥说：“我无法把自己变回去，但真的假不了，我愿意接受你的考证。”说着爽朗大笑。
我说：“我觉得你声音也变了。”
他说：“其实没变，只是你不相信我是你二哥，就觉得变了。”
我想考考他，问问家里人的情况、发生过的事。可以问的很多，但我只问了小弟的情况，看他对答如流且无一差错，就不想问了。倒不是被他说服了，而是我想，如果这是个阴谋，很显然，阿宽是合谋者之一，阿牛哥必然也是之一。家里的事，我知道的，哪一件阿牛哥不知道？作为父亲的义子和保镖，家里只有阿牛哥知道而我不知道的事，没有我知他不知的。就是说，有阿牛哥帮他，我这样考他，肯定是考不倒他的。我能问什么呢？我能问的，阿牛哥都会告诉他。有一阵子，我真的有种冲动，希望扒下他裤子，看看他大腿根部那块被揭植到脸上的皮。
当然，我没有。不好意思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我也希望他真是我的二哥。希望！哈，我忽然觉得我的生活太离奇、太那个……吊诡了，连二哥是真是假都是个问题。这个日子注定要在我的记忆中烙下“疤痕”，像一根绳上的结，常常需要我去解。
话说回来，这天似乎就是专门给我“打结”的日子，与后面出现的“结”相比，这还是“小巫”。这个结，说到底不解也没关系，因为它只属于我的情感、我的生活，而此时的我，情感和生活都是可以被切割掉的。不是有首诗是这么说的：
生命诚司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这天，我真是想起了这首诗，它似乎是某种象征，某种暗示：我这一生将为解开“革命的结”，为“自由之故”，失去包括生命在内的所有一切。
就是这天，在这山中清新的空气中，在一片绿意浓浓的枫树林中，在后院休闲的六角亭子里，阿宽和二哥分别向我介绍了天皇幼儿园惊人的秘密和可怖的罪恶。最先获悉此情的无疑是我可疑的二哥，他到南京开设分部后，不时与日本高层有些接触，正是在这些接触中，他偶然听说了此事。
二哥说：“鬼子把这次行动命名为春蕾A级行动，决不是小打小闹，是准备大干一番的，可到底有多少人在里面干、具体干到什么程度，我一无所知，因为我根本进不了那幼儿园。那地方比秘密的集中营还要难进，我想这就是问题所在，一定程度说明春蕾A级行动，确有其事。”
阿宽说：“我是今年五月份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延安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这件事，指示我一定要尽快查清事实，若确有其事，要求我亲赴南京，全力实施反击行动。我就这样六月底带人到这儿，开始组织实施迎春行动。”
我问：“你要求我来南京也是为了这事？”
他说：“是，我们的行动起色不大，我们需要更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