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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探们把死者当天晚上的活动情况集中到一起，最后目光聚集到了当地的一家酒吧内。在那里，有顾客记得她和一名名叫吉米·韦恩·格伦的单身男子一起喝酒。当侦探们见到吉米·韦恩·格伦时，他爽快地承认曾经和格罗丽亚·卡本特痛饮过，然后送她回家，但他否认曾经进过她家。他说，那天晚上他们在她家门前分手，然后他就回家了。在吉米·韦恩·格伦的公寓中，侦探们发现了许多探案杂志——一个长椅上，有一本正打开的杂志，而且这一灭正翻到了一起谋杀案上，故事中的细节描述类似于杀害格罗丽亚·卡本特的过程。吉米·韦恩·格伦部坚持说这是一个巧合。这听起来并不让人信服，尽管疑点很多，却没有证据把吉米·韦恩·格伦和格罗丽亚·卡本特案件直接联系起来。这时人们建议使用最近一项新发明——还没有得到证明的心理压力测试仪（PSE）。
新技术
就像测谎器一样，用来鉴别测试者是否说谎，但又不像所说的测谎仪。它不是通过追踪心率或出汗的变化来鉴别，而是通过声音的变化。它们还在许多方面不同。因为使用测谎仪时，被测试者往往被绷带或金属线绑起来，这样对被测试者会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因此可能出现错误的结论。而PSE不进行直接的身体接触，仅仅让被测试者用麦克风说一段话，或者把他的声音录制成磁带，供以后分析。测试时把这些信号源加到一台像打印机一样的机器中，分析结果就会以图谱形式打印出来。尽管吉米·韦恩·格伦在法律上有权利拒绝进行这样的测试，但他还是痛快的答应了。在测试过程中，提问吉米·韦恩·格伦的问题还是他是否在凶杀案发生的晚上，进入过格罗丽亚·卡本特家。他依旧回答没有。但是，当磁带上记录的声音被送到PSE中时，指针剧烈摆动。这个极为明显的记录，充分告诉专家吉米伟恩·格伦在撒谎。但是这在法律上面是没有效力的。不过专家们帮侦探把侦查方向集中到了一点——吉米·韦恩·格伦身上。
这些努力非常有效，当第二次对浴池进行更加彻底勘查时，发现了新的证据，在浴缸的边缘上，有一块儿模糊的掌纹，正好和吉米·韦恩·格伦的手掌纹一致。这一证据的出现，使案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吉米·韦恩·格伦在凶杀案发生的晚上或者其他时间，毫无疑问去过现场。吉米·韦恩·格伦回答说曾有一次去过她家，滑倒在潮湿的浴室地板上，然后扶着浴缸站了起来。
陪审团并不相信他的反反复复的口供，最后认定吉米·韦恩·格伦有罪。并判处终身监禁。
结论
尽管法庭不承认PSE对证人语言的分析，但这种技术的价值在各方面得到了应用。它的作用就是摧毁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最终令其坦白交代。
司法弹道学
严格说来，弹道学作为一门科学主要研究抛射物的运动以及影响抛射物运动的条件，但是在刑事侦查活动中特别要研究枪和子弹。枪跟随我们已有好几个世纪了。第一支手枪是在公元12to年由阿拉伯人发明的。直到十六世纪，工程师们发现在枪膛中刻些螺旋形凹线使子弹旋转，这样子弹的发射就更平稳，更易击中目标。这种加了膛线的枪，即来复枪，在弹头。弹壳上留下的清晰痕迹被称之为弹痕，这是现代弹道学所依据的基本事实。
对于专家来讲，从不同类型的枪中发射子弹，变化是很明显的。有可能测定子弹是从某种特别的武器中发射出来，这主要是因为枪管是人造的。刚开始制造出来的枪是滑膛的，然后在加膛线之前，按照枪管直径的技术指标来铰孔。当一支枪制造完工时，用来制造枪管的工具光一例外都遭到损坏，因此不可能制造两支完全相同的枪。从不同枪中发射的子弹总是留下不同的弹痕。基于同样的理由，每支枪的枪管都有独一无二的特征，这种特征影响了它所发射的每一发子弹。
枪管发射子弹不只在弹头、弹壳上留下明显痕迹，而且在枪的其他部件上也会留下痕迹。射击时弹头从枪管里射出，同时弹壳从抛壳口飞出。弹底窝表面的任何工艺上特征都会在弹壳上留下痕迹。枪的撞针、拉壳钩、后部的抛壳挺也会在弹壳上留下痕迹。
另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撞击力。当弹头打到人的骨头上或其他任何坚硬的物体上，其形状会完全改变。基于这个理由，如果从犯罪现场带回来的弹壳还可以用的话，那么用它作检验鉴定比用弹头作鉴定常常要可靠得多。
1835年，法国发明了底火帽。这种底火帽是一个可塑性金属制成的帽，底火室内装有含起爆剂的女发药。当控针撞击到枪弹的底火时，起爆剂点燃发射药，使得弹头从枪管里发射出去而弹壳留在后面。二十世纪初期，由于发明了无烟火药，而需要更强有力的子弹。新火药有更大的推进速率，意味着早先的铅弹太软，枪管的来复线没法控制他们，而且特别容易损坏弄脏枪管。这就导致了带金属壳的子弹的问世，这种新子弹常常是铜镍合金的。
老式的黑色火药在开枪者的手上和弹孔处（如果在足够近的射程内枪击）都会留下痕迹，而现代无烟火药留下的痕迹只能通过化学方法检测。有一段时间，时兴检查犯罪嫌疑人近一段时间是否使用过枪支，这种检查主要是测定硝酸盐是否存在，但因为这种普通的硝酸盐有许多是无害的家居使用的产品，因此这种检查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义的，只得放弃。
查尔斯·史蒂罗
时间：1915年
地点：纽约，西塞布
意义：一个专家证人在辩护中常常陷入尴尬境地，但是在大多数的时候，他们给予的证据是公正的。可我们在此列举的却不一样，由于证人的狂妄自大和贪婪使得客观的证词变得模糊不清。
1915年3月22日早晨6点左右，一个名叫查尔斯·史蒂罗的德国人，身材高大强壮，智力低下，在纽约西塞布的一个农场里醒来。他走到粮仓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而就在这时他发现了农场里看护玛格丽特·沃尔科特的尸体。她是被枪击而死的。血迹指引史蒂罗来到农场，在那里他发现了他的雇主查尔斯夺利普斯，也失去知觉地躺在地上。虽然他还活着，但估计活不过早晨。尸检表明这两个受害者是被口径为0．22的手枪击伤。农场显然被洗劫过了，两百美元失窃，据警察描述凶手是一个手段拙劣的抢劫犯。
在3月26日的审讯中，史蒂罗像孩子般天真地讲述了一些情节，并极力否认自己有口径0．22的手枪。史蒂罗的姐夫查斯特·格里恩，好像比史蒂罗的头脑更迟钝，他居然向警察承认自己藏了不下三支枪——所有的枪都是0．22的，而且这些枪都是史蒂罗的。他声称他这样做是受史蒂罗的指使。经过严刑拷问，格里恩招供他和史蒂罗是凶手。
史蒂罗被逮捕，关在当地的监狱里两天不吃不睡。经过连续二十四小时的讯问，他承认自己有三支枪，他之所以让格里恩将它们藏起来，是因为他得知有一个口径为0．22的枪支大搜查，他想逃避风头。在答应他如果承认自己是凶手就放他回家看妻子之后，史蒂罗承认了自己是凶手。尽管招供了，但是他坚决拒绝提供任何陈词。
“专家”证人
这时，美国司法史上最可疑的一位人物进入了这个诉讼程序。阿尔伯特·哈米顿多年来一直是一位善于欺瞒的陪审员，作证时他利用自己的博士头衔，而这个头衔仅仅是他自己凭空想像而来的。大多数时候他总是充当无耻的起诉人，想方设法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作为一个没有廉耻心的向上爬的小人，哈米顿在各个领域都渐渐摆出一幅权威的驾势，使用一种权威的口吻。不幸的史蒂罗和格里恩遇上了他，因为哈米顿假冒专家的头衔之一就是枪支方面的专家，哈米顿浏览了一些欧洲的杂志上有关弹痕研究成果的文章，他声称自己只要用显微镜和照相机就足以解决弹痕方面的一切问题。因此他给自己冠以“弹道学专家”的称号。
只有外行人才认为哈米顿在所有方面都是专家。如果说哈米顿可以称得上是某一方面的专家，那么他至多只是一个业余心理专家。哈米顿深知那是一个陪审员极易受外界影响的年代，举证时眼花缭乱的专业术语以及作为证据的精湛放大的照片都会使陪审员放弃主张。在检查了史蒂罗的手枪后，他断定自己看见了在史蒂罗的手枪里有一道不同寻常的划痕，并且在菲利普斯身上取出的子弹上也发现了完全相同的划痕。为了支持他的断言，哈米顿立即制作了好几幅弹痕的照片送到法庭作为证据。
因此，史蒂罗站上被告席。在审判过程中，法官明显地被史蒂罗的供词所困惑，法官因此将他的疑惑告知陪审团。他指出史蒂罗犯罪缺乏动机，并且在史蒂罗那里没有发现失踪的钱的线索。当然，与之势均力敌对抗的是，起诉人有哈米顿“博士”的证词。哈米顿并没有受挫，他炫耀地挥舞着他那一堆精致的照片，傲慢地宣称凶手的子弹来自史蒂罗的枪而不是别的枪支。
所有这一切都使史蒂罗的辩护律师大卫·怀特感到困惑不解。他仔细地查看了那些照片后，声明检查不到子弹上关键的划痕。哈米顿表现出令人吃惊的鲁莽，他伶俐但极不真诚地作答那只是出于一个错误，照片照的是带划痕的子弹的另一面。慑于哈米顿的权威，这样令人震惊的回答竟没有引起什么争议就算过关了。
但是对于哈米顿来说，更使他尴尬的事接踵而来。当怀特要求哈米顿指出那些他宣称在史蒂罗手枪枪管里发现的擦痕时，哈米顿回答那是不可能的。据他分析，底火紧贴枪管，易爆气体无处逃逸只能向前喷射，结果子弹获得了非常大的推动力；弹头从枪口射出从而留下划痕，由此辩护枪管里的划痕是看不到的。
今天，我们很容易地摒弃这种荒谬的理论，但是在1915年，弹道学刚处于萌芽状态，哈米顿的证词以绝对的高压态势压人。陪审员们同哈米顿沆瀣一气，史蒂罗被判死刑。（更早一点，在另一个审判中，查斯特·格里恩被判有罪，终身监禁）史蒂罗被判死刑引起了极大的争议，特别是引起了辛格监狱看守长斯皮恩森·米勒的注意。在与这位头脑简单的劳工的长谈中，他特别注意到了史蒂罗的天真率直。他决定将史蒂罗这个案子送到城里的一群女士们的手中，这些女士以推崇人道主义而著名，她们都致力于废除死刑。她们不知疲倦地为史蒂罗的利益而工作，在那段时期，史蒂罗至少没有受到严刑拷问。同行刑者的三次会谈直到行刑前的最后一小时才停止。正当史蒂罗在行刑前四十多分钟被绑到电椅上的时候，他接到了一个电话，这正是1916年千钧一发的时刻，差一点就酿成了无法挽回的大祸。
另外的疑问
以推崇人道主义著名的女士们雇用了一些调查者，她们找到两个名叫艾文·肯和克莱里斯·奥肯内尔的流浪汉，他们因为抢劫罪正在服刑。调查者了解到在发生凶杀案的那天晚上他们正在西塞布，有人听见他们在案子公布于众之前早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