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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炒饭，喝着还飘浮着冰片的矿泉水，讨论着各种各样的话题：印度人的行为为何深不可测、印度司机为何如此蛮横粗劣、NH8公路上的险象环生、伊朗和巴基斯坦的检查站、肠胃问题、糟糕的旅馆、印度女人的美貌和印度男人的丑陋（这是桑德拉的观点）……还有一些让人头疼的问题，比如早餐里的煎蛋饼上要不要放黑布丁等。
普瑞最引以为傲的是美轮美奂的庙宇和散着粪便的海滩，日光浴和游泳的念头在这里会立刻被打消得无影无踪。德比宾馆是一处悠闲自在的处所，中间有一个大庭院，人们可以闲聊聚会，没完没了地吃早餐，喝喝印度当地的大拇指可乐或者美能达汽水。
桑德拉和艾略特的爱车命运跟我的自行车一样，这辆五彩缤纷的雪铁龙每次一停下来，就立刻会有人走上前去拍拍打打，指指戳戳，或者砸砸车身，有人站在保险杠上，甚至在上面蹦达。在玛玛拉普兰（Mamallapuram），他们发现两个小孩竟然把倾斜的车顶当成了滑梯。“最让人吃惊的是，他们居然感觉不到车里头冒出来的怒火！”艾略特说。
马尔科姆（Malcolm）是个60来岁的爱尔兰电影制片人，长长的白发在脑袋后面扎成一个马尾，他曾在1962年和1964年开着路虎汽车在印度走了两个大来回。他有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那时用不着签证，边境线也没有划定，巴格达（Baghad）只是一个到处是泥土和茅草屋的小镇，出了欧洲，根本看不到碎石柏油马路。一个名叫简的52岁加拿大人一年中有八个月在加拿大西部的一个滑雪胜地清洗热水浴盆，剩下的时间就周游世界。
每天早上早餐期间，我们五个人就聚到一起，互相交流各自的旅行见闻。我们探讨印度有限的资源和无力维系的人口增长、政局变化、读过的书、环境问题、1962年（马尔科姆首次出游）以来世界的巨变，还有德国人。
旅馆里有个德国游客，他告诉我他在阿拉哈巴（Allahabad）的昆巴梅拉（译注：印度最重要的宗教庆典，每12年举行一次，最多能吸引3000万人参加）上见过一个圣人，他右手举在空中，整整几年没有变过位置。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一定疲惫不堪，但它让我突然联想到了自己，或许很多人也是以同样的眼光来看待我的自行车历险。
一个闷热的下午，大多数人都在看书或者午睡，我在不太情愿地保养自行车，我的德国老相识用他1993年去中国西部的经历给我解闷。他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告诉我说目前在沙漠地带，有一个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小镇！桑德拉紧锁的眉头告诉我——她和我一样，也在等着德国人说出答案，但他始终没告诉我那个小镇叫什么名字。我记得是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说过：“对于德国人来说，幽默感不等于笑。”我又想起罗夫说的：“德国人并非没有幽默感，只是没人明白。”事实恐怕确实如此。
骑出普瑞一个小时，我的前胎便泄了气。10分钟后，两个骑小摩托的人停了下来，看我修车，我酸溜溜地想着，他们好像还没买门票呢。等我把工具收拾干净时，路边已经围了不下16个人。印度充满了漫无目的的人，他们可以把所有时间都来寻找能够吸引自己注意力的目标。
有人说，对印度你永远不会感到厌倦，你只会有时感到疲倦。我觉得他真说到了点子上。过了克塔克（Cuttack），眼前依然是一望无际的平坦和单调，天空灰蒙蒙的，5号国道上到处是货车，我的背部感觉越来越疼。广告牌上到处是可口可乐、钢铁、男装，甚至还有润滑避孕套的广告。踏板三轮拉着三十尺长的竹子，一半在车上载着，一半在车外拖着。一连串的车胎漏气已经使我暂时对自行车失去了信心，我不断低下头，查看前胎的情况。
在巴德拉克（Bhadrak）附近，我在路边的小吃摊上遇到了几个年轻小伙子。
“哪国的？”
“英国。”
“坐飞机来的？”
“不，骑自行车。”
又是一阵惊叫。
“你这自行车能卖吗？”一个人说道。
“当然不能！”
另一个人拿起我的墨镜。“是防护镜！”他向同伴宣布。
“你多大了？”又一个人问到。
“40。”
“还真英俊！”（辅以印度式的摆头）
“是啊。”我不自觉地露出笑容，“我很欣赏你的诚实。”
“结婚了吗？”
“没有。”我的笑容更大了。
路的左边，一队又一队的人正在挥汗如雨，开沟挖槽。一个男人开个筑路机几个小时就能干完的事情，这群人得干上几天几夜。一组黄底红字的标语让我若有所思。
“DESERVE BEFORE YOU DESIRE”（“许愿之前先得够资格！”）
“PLEASURE IS THE INTERVAL BETWEEN TWO PAINS（“快乐是两段痛苦之间的间隔！”）
太对了！
FISH IS BETTER THAN SELFISH （“鱼（Fish）比自私（Selfish）好！”）
绝对没错！
*
一条快捷车道将自行车沿着韦迪亚萨格尔（Vidyasagar Setu）——1994年为缓解豪拉（Howrah）大桥上的拥堵而建成的吊桥——送到胡格利（Hooghly）河对岸。和旁遮普省一样，加尔各答是印度所有城市中受“隔离”影响最深的一个。虽然当时的流血事件还没有达到旁遮普那样的程度，但这座城市依然经历了大规模集体暴乱，成千上万人惨遭屠杀，纵火和抢劫行为四处弥漫。甘地在独立日之前一个星期抵达，他发誓，如果暴乱不平息，他就会绝食至死。就这样，最终穆斯林和印度人站到了一起。
我查阅了一张道路交通图，最后找到了通往丘林季（Chowringee）的公路和萨德街上的旅社，整个过程顺利得出乎我的意料：车流要比我想象的少得多，而且我一次也没有遭遇强盗袭击，也没有被乞丐追打。
和伊斯坦布尔、伊斯法罕、奎塔、阿姆利则以及科摩林角一样，加尔各答也是一座地标式城市，是我整个旅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站。萨德街和周边的地区显然已成为旅游者聚居区，不过旅馆对面的人行道上依然有很多当地人站在水管边，用满满的水桶给自己冲澡。
“大麻？草药？上好的鸦片？“一个声音小心翼翼地问道。
我摇摇头，依然大踏步向前走去。加尔各答是最后一个使用人力车的印度城市，几个车夫停在街道对面，坐在搁脚的地方，招揽生意。我一路绕过酣睡的狗和毯子下一动不动的人，前往蓝天咖啡厅，准备同桑德拉和艾略特共进早餐。在那里，我们置身于一大堆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背包客中，啜一小口咖啡，嚼一嚼什锦牛奶水果冻和抹了黄油的面包。
数百万来自乡村的贫民和“隔离”之后逃往孟加拉邦的难民不断涌入，使得加尔各答的生活水平在全世界都声名狼藉。男人旁若无人地冲墙撒尿，还有人就住在斯特兰德南路的一个帆布帐篷里面。到处可见精致的英国式建筑，一时之间竟然让我想起了伦敦，尤其是市中心一些自动三轮禁止通行的地方。人们挤在久经沙场的大巴里，去到各个地方。这些大巴被漆成银色或梅子的颜色，还有黄色的条纹，上面写着“伟大的印度”，“只有一个神”，或者“抵押资产请选择旁遮普国家银行”。而富有一些的人则会选择黑色或黄色的出租车。宽阔而拥挤的人行道上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小铺，出售橘子、香蕉、葡萄、石榴、芒果、西红柿和热气腾腾的小吃，包括炸菜饺、印度烤饼、炸膨膨饼、咖喱餐、凉鞋、皮带、钱包、袜子、内裤、衬衫、长裤、衣架、手表和计算器等。
如今的加尔各答看起来正在向“印度化”的方向发展。1911年之前，这座城市一直是英属印度的首府。如今有几条街道已经改名了，城市的名字有时也会被拼写成“Kolkata”，然而，要抹去关于英国殖民统治的记忆，就必须把城市夷为平地，然后从零开始。就算没有了英国建筑，英国的遗风依然会显现在印度的国会和司法制度、军事传统、铁路、练兵场、板球赛、广为流通的日常用语英语，以及那些打扮得仔仔细细并身穿校服的学生身上。
英国人留下的另一份遗产便是1943年为替代古老的浮桥而建成的豪拉桥。这座悬臂式灰色金属大梁的庞然大物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大桥”，每天为大约10万辆交通工具和无数行人提供了一个安全通道。我夹在一大群行人中一起过桥，很多人头顶着大包袱，人们都沿着左边走。
桑德拉、艾略特和我去完一家网吧，便向练兵场逛去。迎面冲过来一个小伙子，兴奋地迎接了我们，还和艾略特和我握了握手。他也向桑德拉伸出手，但桑德拉没有理睬他。
“她是我妻子。” 艾略特温和地解释，“她从来不和人握手。”
“这样的把戏我以前见多了！” 桑德拉板着脸说。她告诉我们，起初她和有些当地男人握手，但他们却跑回同伴那里咯咯地笑个不住——原来握手成了和白人妇女进行肌肤接触的把戏。
维多利亚纪念碑前有一个人工湖，我们几个坐在湖边的一张长椅上，不出几秒钟，身边就围了一群人，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
一头金色长发的桑德拉无疑是这里的明星，她可不打算保持淡定。“太粗鲁了！”她火冒三丈。
这些人仍然无动于衷，继续瞪视着，一言不发。练兵场上绿草茵茵，一望无际，我们跟一队人一起坐上最后一班列车回家，大家一起上了很空的一节车厢，尽管有一排又一排的空座，但他们还是找了一个地方跟我们面对面坐着。
在加尔各答的最后一天，我终于给自己买到了一个车铃。关于印度那条声名狼藉的主干道，早有好几个人向我发出了警告。直觉告诉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东西也许会派上用场。
第十四章 印度主干道上的历险
离开加尔各答三小时后，我把自行车停在路边的一棵大树下，然后坐下来吃东西，享受了一会儿难得的私密空间。一路上的颠簸早已把这几个美味的三角小枕包变成了几块碎饼和菜疙瘩，让人提不起胃口。我勉强拿起一块，突然发现周围传来一股很不舒服的味道，还奇怪地飞着很多苍蝇。这会儿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坐的地方是个露天大厕所，路边草丛里还隐约可见人的粪便，腐败程度各不相同，就像散落在海中的小岛。我小心翼翼地站起身来，心中祈祷自己千万别糊里胡涂地坐到什么恶心的东西上。前方半英里有个路边餐馆，餐馆对面是一座砖窑。我在一棵榕树下找了一片树荫，就着两瓶冰可乐吃了一个馅饼。
我一直以为印度主干道是英国人的杰作，但是吉卜林笔下的这条“生命之河”实际上极其古老，甚至比丝绸之路还悠久。早在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从阿富汗和中亚入侵时，就使用了这条干道，一千多年之后的公元前326年，这条路又成了亚历山大大帝大举进犯时的必经之路。阿富汗大军阀舍尔沙取代了莫卧儿人自立为王，可是他的统治只持续了从1539年到1545年的短短六年。统治期间，他对这条干道进行了全面整修，将道路免费开放，并在路边种上了芒果、尼姆树、菩提树和榕树，好给路人遮荫纳凉。不仅如此，他还每隔一定的间距开设客栈，为行人提供歇脚处和茶点。英国人所做的只是把这条路的某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