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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路边立着“游客特价”牌子的小摊上买了两瓶可乐和一小份印度什锦炒饭。钱倒是不多，但是我讨厌被人耍弄：可乐一向是全球统一价，什么时候涨了三分之一？这样的宰客，我是没法预防的，我不可能事先打听好每样东西的价格，这也太荒谬了。你得对人有一定程度的信任，但是当一个国家明白游客是怎么一回事之后，好奇马上就会变成贪婪。
*
车行至科拉加哈（Kora Jahanabad），我突然发现后胎变软了。没办法，我只好在人行道上找了个空地，卸下所有车篮，开始整个流程……这真不是我想要的。
等我把轮子卸下来之后，人行道上已经没有空地了，周围挤满了人。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对付旁观者，只要他们不挤着我，我就可以坦然处之。但是当观众们凑得太近，下决心要弄清楚我是怎么把气泵连到内胎上的阀门时，我就只好恳求他们给我一点儿空间了。找到了漏气孔并修补完毕之后，我费力地想把车胎装回到轮子上，一个12岁小男孩插进来帮我，他熟练地把车胎装回去，我怀疑他是不是专干这种活的。这会儿，人群中已经有人从我打开的车篮里抽出我的日记迅速地翻看起来，另一个人则在笨拙地翻腾我的炉灶，他的一位朋友则在试戴我的太阳镜。
我忍着没作声。
从普克瑞（Pukhrayon）向埃塔瓦（Etawah）走了一半，后胎再次瘪了，我只好停下。肯定是出了什么大问题了。所幸，左边有个壕沟，正好可以用做藏身之地，以便躲开快把人逼疯的人群。五分钟后，我发现自己已经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三个骑车的人正停在路边注视着我。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大吼道，“干点儿别的去！”
以前在家时，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那么粗鲁，但是印度和印度大众却有这么一种天赋，能把一个性情温和的人逼疯。在这条痛苦的路上，一天又一天，我的愤怒一滴又一滴地积累起来，当我再也无法承受时，所有累积起来的怒气就必须释放出去。我用的语言非常恐怖，好像我之前在印度平均每行一公里就会在我体内储存一句脏话，在离开印度之前，我必须把它们全部洒向这片大地。
这些人为什么就不能干点正经事呢？心理上的攻击已经让我疲惫不堪，我开始对罗夫产生共鸣，俾路支省上那条坑坑洼洼的道路曾经把他折磨得痛苦不堪。
和广阔的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不一样，这里的风景仍然像一幅由平坦的绿色或黄色的田野组成的拼图，上面随意散落着不规则的树木。在乡村，砖墙、灰泥或泥巴支撑着茅草的屋顶，成群成群的水牛在池塘里尽情地打滚嬉戏，它们的排泄物被晒干，然后整整齐齐地堆成金字塔，准备充当燃料。蹬车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我发现眼前的道路在不知不觉间开始上行——后来我发现我的直觉是正确的：印度北部一望无际的平原的确有点儿倾斜，从德里到孟加拉湾非常缓慢地下降了200米。
我依然被“噢”、“阿罗”和各种叫法招呼着。当骑车的小伙子看见一个长相古怪的外国人骑着时髦的“变速车”在路上飞跑时，都觉得这是一个检验自己“男人气概”的好机会，于是他们便“吱吱呀呀”地使劲踩着单速自行车从我身边超越，两条腿发疯一样地转圈飞舞，但他们这样的速度往往维持不了太久，不大一会儿我就能轻轻松松地掠过他们。
最后终于可以停下来弄点儿吃的了，说是累了渴了，还不如说是为了甩掉路上这两个不依不饶、如影随形的年轻人。我把自行车靠在树上，他俩也停下来在路边盯着我。其中一个人甚至还把车推进来，看看我都点了什么。
“你没事可干吗？”我向他亮着牙齿，好像被占了领地的狗向对手龇牙咧嘴。
领地。空间。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个国家待了将近四个月之后，照理我应当对这种情况早已习以为常，但在印度的这几个月里，我的忍耐力也越来越低了。每个人文明的表皮之下，都隐藏着一颗冲动的心，而印度主干道把我这张薄薄的被称为“教养”的表皮撕掉了，冲动的猛兽被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当本能占据上风时，我就像一个私有领地被侵略了的雄性动物，大声咆哮，凶相毕露。
原本希望在印度找到的“内在的平和”算是完了，真正的快乐越来越少，越来越难以寻觅。或许，我在印度的路程太长了——要是我随便跳上一辆驶往德里的大巴或火车，兴许也不会错过什么，而且还能让我平心静气一些。
我的心情越来越郁闷，只有偶尔突发的愤怒能让它稍稍缓解一下。印度有1。66亿人挤在北部各邦，远远超过印度其他省市，总人口是整个英国的三倍。二十年前，我和两百个同学一起挤在一所大学的礼堂里，这样的经历引发了我内心对自由和清净的渴望，直接促使我每年夏天当上背包族，沿着欧洲大陆的公路寻觅清净之地。然而在北印度，就算在公路上，我也避不开人。从来也没遇到过如此穷追不舍的骑车人，他们频频出现，而且个个坚韧不拔，不仅如此，每当我经过乡村小镇时，迎接我的总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哨声、叫喊声，这也让我感到越来越精疲力竭。每次停下来休息时，我总感觉自己像是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毫无疑问，印度正在以缓慢而稳固的速度将我逼疯。
通往阿格拉（Agra）的道路很颠簸，铺有鹅卵石的街道常常被阻塞。牛车、行人、自行车、人力三轮、拉着满满的砖头、木材和乘客缓缓移动的拖车，还有不停地按着喇叭的摩托、大巴和卡车。小机动三轮和大机动三轮（一种更嘈杂且味道和个头都更大的三轮）常常会出其不意地停下随意上下客；所有车辆的右拐、左拐和掉头事先都没有任何示意；行人看都不看一眼左右就坚定地迈开了脚步，而骑车的人总会走在马路上错误的那一边；车辆频繁地在弥漫的尘土和污染物中紧急刹车。在瓦拉纳西狭窄的街道上，我陷入了人群中，一步都动不了，后面还有人毫无顾忌地推搡我。最后，我只得被迫掉头，不料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法挪动，因为前后都是人，也都停在那里。
疯了！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立刻飞到地广人稀的新疆了！
当我终于站在香提旅社的屋顶上注视着落日余晖掩映下的泰姬陵时，我感觉一切就像是一场噩梦。我刚刚冲了一个凉，稍稍恢复了一下精神。几只猴子在邻家的屋顶上跳来窜去。泰姬陵是莫卧儿王朝帝王沙·贾汗为纪念他深爱的妻子泰姬所建，其妻在1631年死于难产。这座建筑完美无瑕，具有梦幻般的美丽，简直就是巴赫或莫扎特的乐曲在视觉中的再现。据说国王在爱妃离世后一夜之间青丝变灰发。建筑完成之后，大约有两万名工匠被斩去双手，以保证这座完美的建筑永远独一无二。
旅馆边一家二手书店的店主克里西那是一位身材魁梧、风度翩翩的白发绅士，他拥有让人羡慕的低低的发线和络腮胡，浑圆的肚子在绷紧的衬衫纽扣下面充满活力地前凸着。他把我当成同胞，而不是一个长了三个脑袋、刚刚从外层空间降落地球的外星人。他用非常流利的英语告诉我说，他本人是泰姬陵设计者的第十一代子孙，一个高级手工艺人，专门负责修缮和维护历史遗迹。如今，他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监督工程的进展，并把自己的技艺传授给他人。书店对于他来说只是副业，他名片上的内容令人不可小觑：
阿格拉旅游贸易运动及公益协会副总裁
斯里兰卡康提佛教出版协会理事
色尔瓦斯国际理事会成员
阿格拉地区乒乓球会前总裁
阿格拉青年再就业中心前总裁
Vibhav Nagar青年运动俱乐部创始人
克里西那的妻子去拉贾斯坦邦看亲戚去了，于是他便在充满蚊子的大房子里亲自下厨房做了晚餐。我也买了一瓶印度威士忌作为礼物。他的侄子穆卡西会给人看手相，而且对星相学略知一二，他相信人的命运就像地图一样，早已绘制好了。
对于这样的说法，我是坚决不同意的，我相信，尽管我们完全无法控制命运之手，但究竟以何种方式对待它，决定权却全在我们自身。因此，在我看来，对我的生活产生影响的大部分事件都是我过往的作为（或者不作为）而导致的。我之所以现在能坐在这张餐桌前吃饭，一方面是由于我天性喜欢冒险，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在今天早上临时决定取消已经计划好了的法塔赫布尔·西格里古城（Fatehpur Sikri）之旅，并决定把《动物农场》还给克里西那。
我也坚信，如果我对工作也像我对自行车和写作那么义无反顾地投入，那么我绝对会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人物，因此于我而言，失业完全是一种预谋。我从没对工作产生过激情。事实上，我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向老板承认，对于裁员，我的感受要比其他人轻松得多。
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人生故事，它是由亿万个决定造就的，即便最微不足道的决定也可能会使生命的轨迹发生翻天覆地的的变化。我在人生中所做的决定完全取决于我自己，而不是什么命运或神灵；在“我的人生”这部独一无二的戏剧中，我就是编剧、导演和男主角。当然，尽管别人在我的人生剧场里也会扮演一定的角色，但真正决定剧情发展的是我自己。如果一个人只把自己看做某种力量手中的傀儡，只是在扮演早已为他们写就的角色，那么他/她又怎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呢？
克里西那在厨房和餐厅之间来回穿梭，一会儿跟我抬杠，一会儿又放声大笑，一会儿又倒上更多威士忌。他问我是否还要个炒鸡蛋。
“我感觉命运之神刚刚下令，要我今晚再吃个炒蛋！”我回答道。
克里西那哈哈大笑，握了握我的手，又一次消失在厨房里。
当我坐上自动三轮回旅馆时，天色已晚。克里西那的餐厅里放着一个空空的威士忌酒瓶。明天六点我就得起床，然后带着宿醉骑上90英里，因为后天我要和一位荷兰自行车好手在德里会面。
第十五章 完整的圆
37岁的克罗姆佩兹体态修长，来自荷兰西部哈勒姆（Haarlem），当发现我极少清洗自己的自行车时，她感觉大为震惊。她之前当过几年护士，在荷兰邮政局工作了一小段时间，后来辞职做了旅游代理。五月份她和丈夫马丁·万·多恩一起离开荷兰，后来在布达佩斯和伊斯坦布尔又跟艾瑞克与艾玛搭伴同行。
这对荷兰夫妇后来发现两人很不适合一起旅行，于是在巴姆分手。克罗姆佩兹继续和几个瑞士人一起骑车到了加德满都（Kathmandu），休息了六个星期，坐大巴和火车环游印度，然后抵达德里。
两个月前，她发来电子邮件，问我能否结伴同走喀喇昆仑高速路，我小心翼翼地回答说我并不反对有人作伴——当然，前提是我们在德里相处愉快。
她就像电子邮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