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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没有放弃。要想横穿中国，我所需要的只是不偏不倚的风、没有故障的自行车、健康的身体状况和至少两次延期的签证。你也许会想，我的要求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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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和新疆一样，地处偏远，到处是高高低低的沙漠和山脉。河西走廊是一条600英里的狭窄沙漠地带，在高耸入云的山脉中间穿梭奔走，蔚为壮观。绿得刺眼的绿洲常常奇迹般地从沙地中突然显现，于是，空气中会忽然充满布谷鸟的鸣叫声和灌溉渠中的淙淙水声。这水是巍峨雄壮的祁连山脉上融化的雪水，透过远方的雾霭，有时能望见闪亮的山峰若隐若现。在白杨树组成的幕墙后面，有温室和葡萄架，牧羊人正在照看着自己的羊群。接着，几乎是瞬息之间，眼前的翠绿突然被墨黑所替代，沙漠再一次覆盖了一切。这片狭长的土地被挤在祁连山、内蒙古、北部的戈壁滩和南部的西藏高原之间。谁控制了这个要塞，谁就控制了整条丝绸之路，因为这是商队的必经之路，别无选择。
随着我的逐渐东行，大多数的绿洲居民不知不觉中已从维吾尔族人变成了汉族人。就像往常一样，和当地居民打交道往往发生在我需要吃东西的时候。我在安西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这里有美味的食物和舒适的房间，还有两个十来岁的可爱的汉族小姑娘，时常露出羞涩和天真的笑容。在其他的地方，人们会抓住我的地图聚精会神地查看，或者簇拥在我的自行车旁，甚至在我写日记的时候，也从我的肩膀上凑过来看，那种热情和维吾尔族人不相上下。即便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仍然会有人穷追不舍地向我提问。有的时候他们真是有点儿太执著了，有一个戴眼镜的家伙一直不依不饶，就好像再过一会儿，我的嘴里就会突然喷出一连串流利的汉语似的，而他唯一能说的两句英语是“Hello！（你好）”和“Thank you very much。（非常感谢）”
我现在完全成了聋子、哑巴和文盲，一个字也听不懂，一句话也无法表达，中文菜单更是看不明白。在玉门镇，两个妇女把我请进了她们的餐厅，当她们发现了沟通上的问题后，立刻把我带到了厨房里，给我看都有些什么。正常情况下，我遇到的都是茫然不解的表情，然后是一串笑声，最后递上来一份天书一样的菜单。不管怎样，和当地人的邂逅总的来说是有趣和愉快的。在经历了沙漠那沉思中的漠然和艰难的公路上形影只单的孤独之后，这让我感到释怀。这里的饭菜物美价廉，即便挨宰了，我也意识不到。
中国人是非常善良友好的。嘉峪关电信局里的网吧关了，隔壁办公室的女孩陪我在炎热的林荫路上走了十分钟，把我带到了另一处网吧。或许，最让我惊喜的还是警察的态度了吧。我一直想象他们会非常敌对我，会不断地给我制造麻烦和障碍。可没想到他们根本没管我。星星峡外面的收费站上，两个警察还咧着嘴笑着向我挥手放行呢。
离家一周年后，我坐在文明世界尽头的一家街边小餐厅里吃着肉丸和面条，思考着除了食物之外，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中国和印度次大陆相比，在感觉上如此大相径庭。比起祁连山纵横恣意、白雪皑皑的山峰，嘉峪关显得有点儿相形见绌，它干净整洁、规规矩矩，是规则战胜混乱的象征。房子和大街一律呈90度直角，平平整整。这里的路线都是平行的，宽阔平坦的大街上有宽阔的自行车道，两边都有人行道，传递出一种秩序和空间的感觉。在印度，人行道的特点就是不翼而飞的石板和咧着大口的洞，自行车道根本就是一个摆设，到处混乱不堪。尽管这里也有人力车和三轮车，但小汽车和大巴看起来都很现代，而且这里的车不会拖着长长的黑烟。
宗教渗透在印度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个地方却是一个“世俗社会”。这里的公路更安全，因为中国人只相信自己，不信仰上帝。因此，比起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司机，中国司机要自律得多，连喇叭也摁得很节制。不仅如此，中国女人和男人是平起平坐的，她们并不害怕暴露自己的腿和胳膊，或者在公共场合表达对异性的倾慕。
大街上没有流浪狗，也没有奶牛四处闲逛，就连驴车也只能在城市一定的界限之外行走，这么一来，就没有牛粪、驴粪和狗带来的混乱了。人行道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垃圾桶，废物都扔在里面。这个城市现在到处充满了白瓷砖混凝土大楼，很难把这个文明得可怕的城市和它浪漫的往昔——军事要塞、丝绸之路上的驿站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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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嘉峪关的那条公路棒极了，还有猛烈的大风在我背后助我一臂之力。我正以每小时25英里的速度轻而易举地穿越这片巨大的绿洲。经过了过去几周的艰苦奋战之后，我现在感觉尤为幸福，甚至能感觉到当风鼓满了帆时帆板运动员那种乘风破浪的快感。签证处的警察彬彬有礼，迅速地给我办了第一次延期。因此，在这愉快的两个小时里，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健康的身体、仁慈的顺风、重要的签证延期，还有一辆没有故障的自行车。
当我在一个小村子洒满阳光的广场上喝着可乐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自行车后胎有点儿软了。我一下子也像车胎一样泄了气，恹恹地把自行车拖到一个阴凉的地方。一群人围在我的身边，看我怎么弄脏手，而我装作没看见他们。
漏气的地方还是内胎上靠近钢圈那一面上的小洞，这和当时在普瑞到德里那段路上让我大为恼火的情况一模一样。而现在我手里只有印度买的补丁，但是我对印度生产的所有东西都缺乏信心。等我收放好工具，打足了气，把东西重新装上自行车后，我发现旁观的人已经给我拿来了一盆水和肥皂粉，以便我把双手和臂膀上的机油和路上的尘垢洗干净。
多可爱的人啊！他们的善良深深触动了我。
“谢谢！再见！”我向人群道别，蹬车远去。
仅仅10分钟后，我就懊恼地发现，车胎还在漏气。我怒气冲冲地把这个可怜的自行车拖进暗沟里，把整个内胎卸了下来。
一个小时之后，我又听到了可怕的漏气声，我简直绝望了。在一片荒漠中，我把自行车颠倒过来放在地上，用印度的补丁修补另外一个靠近钢圈的小洞，我心里很明白，现在做的事情是治标不治本，造成问题的原因还不清楚。我不由想起了在希腊的那些可怕的日子，直到最后我才意识到，没有新车胎，人就到不了伊斯坦布尔。当我想到新车胎和胎垫得寄到如此遥远的兰州时，我简直觉得难以置信。
一天之中第四次破胎之后，我咬牙切齿地对我的自行车说：“你简直就是一堆昂贵的废铜烂铁！”要是手边正好有一把大锤的话，我想我不应该为我的行为负责。
这难道是对我的决心的又一次考验吗？我曾经信心百倍，以为在德里换上的崭新的车胎和胎垫就能宣告痛苦的结束。所幸，胶水和补丁还算充足，但是如果这样的情况再这么持续下去，我还能抵御汽车的诱惑多久呢？在我决定到此为止之前，我还得经历多少次破胎呢？一天里四次，肯定是破纪录了，克罗姆佩兹的车胎说是没有我的那么结实耐用，但是整个旅程中也仅仅破了六次而已。
我继续骑往下一个村落，这两英里内车胎没破，已经非常值得庆贺了。我在一家小餐馆要了一份食物。一般情况下，当风转到别处去的时候，我通常会再努力骑上至少一个小时。尽管多骑几英里我并不发怵，但是，我已经没有勇气再补一次车胎了。这里一张床10块钱，我决定接受。
天刚破晓，另外三张床上的五个人还在鼾声雷动，我已经起身出发。风还在犹豫不决，我振作精神，快如闪电地开始了第二天的征程。公路在浅棕色的悬崖峭壁之间陡峭下行，不大一会儿，路就平缓了。告别群山之后，公路沿着铁路线和忧伤的残长城碎片，从一个绿洲奔向另一个绿洲。人们骑着黑色的单速“飞鸽”老爷车，从容不迫地上班去；还有的人早已举着锄头和铲子在附近的田野里挥汗如雨了。这一天，在第一次漏气之前我骑了50多英里。就我现在的心态而言，在我抵达兰州之前，如果每隔50英里只破一次胎的话，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第二天，在离开北京2683公里的地方，风已经恭候我多时。对我来说，从喀什开始，在中国的每一天都会遇上一些麻烦：刚刚忍受完塔克拉玛干沙漠上的身体不适，就遇上了戈壁滩上的飓风，接着就是河西走廊上让人垂头丧气的自行车漏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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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和极度干燥的山峦仍然时隐时现，但是我脚下的土地已经变得越来越肥沃。越往东走，人口似乎也越来越多，要想在一个僻静无人的地方露营看来是越来越不容易了。村庄与村庄相互交错在一起，田野里到处可见骑车、走路和正在干农活的人，那几乎被我熟视无睹的珍贵的自由逐渐被拥挤的交通所剥夺：这条大路再也不属于我一个人了。在空旷无人的喀喇昆仑高地、塔里木盆地和戈壁滩上，那条通往文明的狭窄小路就是安全的象征，是我的救援之手。然而，沙漠最终还是被我抛到了后面，眼前这座大峡谷的每一寸都被用来发展农业了。路上的车辆越来越密集，生命线最终变成了险地。小汽车和火车响着喇叭飞驰而过，马路的表面被来来往往的重击压得支离破碎，使我行进的速度大大减慢，而平和与宁静的丧失让我感到厌恨。
灰蒙蒙的落日中，我背靠在一堵隐蔽的墙上，把另一块补丁粘到刚刚漏了气的备用车胎上，在附近铺开睡袋。让我感到吃惊的是，虽然车胎破了无数次，离开嘉峪关以来，我依然达到了平均每天80英里的速度。最后一次补胎之后，我已经准备认赌服输了，还询问永山一家餐厅的老板去兰州的大巴的情况。当然，他没听懂我的问话。突然间，我对这种语言障碍产生了巨大的感激之情，我立誓，无论我有多泄气，只要每天能完成像样的路程，而且强力胶和补丁还算充足，我就一定要坚决抵御跳上大巴的诱惑。
想把我打倒？没门！
第二十二章 近身理发
我问学生们：“兰州以什么闻名？”
“兰州的污染最有名。”慕勇说，丝毫看不出一点儿讽刺的意思。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难道就没有什么稍微好点儿的——比如说酒或者食品？”
兰州有一个巨型的石化总公司，还有冒着火焰的大烟囱。经过了几英里连绵不绝的工厂和仓库，我终于骑到了市中心。这座城市看起来比实际要大，在这个邻黄河而居的狭窄的山谷中，密集地居住着300万居民。
我们坐在大学校园足球场的草地上，这是一个绿树环抱的巨大的公园，当中有纵横交织的小径，通往简陋的混凝土塔楼。这个城市的某些结构让我想起了法国东南部的城市格勒诺布尔（Grenoble）：多层写字楼和公寓高耸入云，下面是蜘蛛网一般的高架线，供无轨电车来回穿梭，在连绵起伏的高山的衬托下，城市显得很是渺小。除了出了名的污染之外，要说最出名的，那就是牛肉拉面。
我是在一家网吧遇到向慕勇和郭强的。他们来自吉林和乌鲁木齐。他们两人都是研究生，慕勇学习中国历史，郭强学习工程学。慕勇为中国学生写了一本介绍英国人的著作，这本书的确是6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