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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最遥远的土地,这片从童年时代起就让我心驰神往的神秘土地。
为何不坐飞机呢,克里斯托弗?
因为我渴望感受阳光和风雨抚摸在脸上的感觉,渴望聆听异国他乡的鸟鸣和车辆的声音,渴望品尝那里的食物、畅饮那里的水,渴望闻一闻农场和工厂散发的气息,渴望颠簸在恶劣糟糕的道路上,渴望躺在树林里,去感受那片坚硬起伏的土地和尘土混合着盐分粘在皮肤上时的感觉。最重要的是,我想见一见那里的人民并亲眼目睹——即便只是冰山一隅——一种完全与我迥异的生活。
我曾经如此清晰地想象过最后的几个月:花最后三周穿过满洲里抵达边境,接着用两周的时间从布拉戈维申斯克(Blagovescensk)到海参崴,然后我会把自行车靠在这座城市的中央广场上,让自己尽情地品味这无价的“完美时刻”。从西伯利亚到莫斯科横跨俄罗斯六天的火车将是对过去几个月所经历的艰难险阻的一个最终回报。花一周的时间看西伯利亚的壮丽美景在眼前划过,不费吹灰之力,没有疼痛,没有焦虑。天堂一定是无数个“完美时刻”无穷无尽的延续,我幻想着在火车上所能望见的比这天堂的一瞥更多更多。
正是这个图景的巨大力量使我不遗余力地穿过两片大陆,13个国家。然而,旅行的过程中总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出乎意料——准确地说,这就是为什么我总觉得旅行很有价值的原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它使我从前的概念一扫而空;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会如此死心塌地地爱上这个国家和这里的人。
一家当地的旅行社承诺以一定的费用提供整套服务,包括办签证,从北京直达莫斯科、横跨蒙古和满洲里的火车票,预订酒店,最后还有离开俄罗斯的交通工具。为了符合严格的行李超重规定,我得把自行车拆了,然后硬塞进一个狭小的纸箱。对此可行性,我深感怀疑,但是令人伤心的事实是,我连试都不愿意试。俄罗斯的拒签把我的斗志完全砸没了,我受够了这些旅行社和他们承诺。
我曾经考虑过在中国签证上剩下的时间里骑车到越南或老挝去,但是当时的北京已经像一个烤箱了,若是南行,天气只会越来越炎热。我也曾经闪过一个念头,翻翻阿洛伊斯的书,飞到旧金山去,骑车横跨美国,但是最后还是觉得美国就像东南亚一样,实在不值得费那么大的麻烦。再近一点儿的,就是乌兰巴托(Ulan Baator),它很偏远,有点海参崴那种地球尽头的味道,但是我发现自己再也没有精力和飓风搏斗了。旅行的焦点已经丢失,我再也无法找到充足的动力来经受几个星期的汗水和疼痛。海参崴一直以来让我万分着迷,没有了它,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叶无舵的扁舟。
“难道你还没有折腾够?”一个隐蔽的小声音越来越大,竟越来越难以忽略。对大多数人而言,回答肯定是一个毫不含糊的“够了”,但是我不是那种“大多数人”。然而,我还是缴枪投降了:我顺从了这个声音,用500美元买了一张去法兰克福的机票。毫无疑问,我本应该再努力坚持一下,但是横跨中国抵达北京时,我在体力上和情绪上都已经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那么多个月以来熊熊燃烧的激情已经熄灭了,或许是被这段艰难的经历给耗尽了吧。原本,一张俄罗斯签证就足以使我“死灰复燃”,起码还可以让最后那点小火苗再保持五六个星期,直到我抵达海参崴。
当我定了回欧洲的机票后,原本遗留下来的最后一点儿能量也弃我而去了。在中国的最后那几天里,天气闷热异常,偶尔电闪雷鸣,下起倾盆大雨。那时我会在网吧里阅读那些充满同情的电子邮件,夜晚和一群友好的欧洲人以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背包族一起坐在宾馆的露台上,喝着冰凉的中国啤酒。白天,我们七个人分担了一辆小巴士的费用,去往野长城。这段长城断壁残垣,荒草凄凄,在陡峭的山峦中蜿蜒曲折,上下迂回,然而却令人终身难忘。
*
在亚洲,我得到了在欧洲通常只有名人才会得到的那种关注,而在德国,除了罗夫,没有人知道我刚刚骑自行车走完了16500英里的路,穿越了两片大陆。在北京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上的十个小时中,我从非凡的超人再次回归到一个平凡小人物,我甚至发现自己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似乎对那种关注有些怀念,尽管它有的时候又是那么难以对付。我只不过是一个自行车手罢了,每当我停在一个加油站或者在一个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周围再也没有围观的人群了,这让我在感觉上有些奇怪。从超人到克拉克肯特的大变身只是几个小时之间发生的事情,需要花一点儿时间来适应。
发展中国家的道路或许非常混乱、危险,但是却有一种畅游于天地之间的自由和豪迈。没有什么老大哥告诉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或者什么地方可以去什么地方不能去。你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而人们也通常就是这么做的。在城市拥堵中自由地游走进出,为占据空路上的一个小缝隙你争我夺,斗志昂扬,我已经开始兴致勃勃地加入当地人的这种游戏并享受胜利的喜悦了。然而在德国,这样的即兴发挥是严格禁止的,只有老天爷无法预测,这会儿还是阳光万里,一会儿就阴云密布了,时不时再来个雷雨交加。我把露营帐篷支在了密林深处,有巨大的橙色鼻涕虫和我相伴。在树林的喃喃细语和远处教堂的钟声中,我在睡袋里昏昏睡去。
罗夫是这群拥戴规则的因循守旧者中的自由精灵。我拨通他的电话,他却没有接,邻居告诉我,他和母亲正在奥地利度假。我不知道他何时才会回来,因此只好转而西行,向荷兰走去。我当真是不顾一切地要离开德国,仅仅在一天之内就从弗洛托(Vlotho)骑到了恩斯赫德(Enschede),整整111英里。
*
“喜欢荷兰吧?”在赞德沃特(Zandvoort)海滩和一大群寻找阳光的人们晒了一天的日光浴后,克罗姆佩兹向我发出了挑战。
从荷兰的东部到西部仅仅花了我一天半的时间——去完了亚洲之后,欧洲国家真的都变成了“小人国”。卸下了篮筐之后,自行车显得格外的轻便,我们飞驶在自行车道上,穿越树林、运河和牧场。我知道她做梦都希望我说“是”,但是我却不愿意就这么轻易让步。“我觉得在荷兰骑车就有点儿像在喀喇昆仑高速路上,只不过是没有山罢了。指一座山给我看看,然后再问我。”我逗她。荷兰是很让人心情舒畅,不像德国那么叫人气恼,但是眼前这么一片整齐划一的景色中,却似乎少了一点儿精彩,少了一点儿戏剧性或是让人灵感喷发的东西。
*
离开哈勒姆(Haarlem)一天半后,我骑到了一个平平常常的德国小镇韦塞尔(Wesel),比预计时间整整提前了三个小时。在火车站边的一家咖啡店里,我一边吃着三明治、喝着咖啡,一边研究着《图片报》打发时间。
“嗨,花花公子!”在德国高速公路上排了半天的队之后,罗夫迟到了一个小时,就像他典型的做派一样。罗夫懊悔地对我说,要不是他违反法规,很不道德地沿着紧急停车道走完那最后二十公里,他会到得更晚,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刻地体会到,他真的生错了国家——也许根本就是生错了星球。
我们把自行车放在他的小敞篷车后面,沿着高速公路网向德国的工业中心驰去,波鸿足球俱乐部队和卡尔斯鲁厄即将在这里展开一场激战。
在拥挤的现代体育馆外面砸吧了两瓶啤酒和鲁尔斯球场的德国香肠之后,我们挤进了最后排,这里已经被最能大呼小叫的波鸿队的支持者所占据。德国的足球迷和英国足球迷很像,胜利的欢歌声像波浪般此起彼伏,我感觉自己就像是站在纽伦堡的集会上。
晚上在罗夫的公寓里,我们观看了电视上播出的当天的足球精彩片段。周围又脏又乱,不由让人想起几个更糟糕的亚洲旅馆。我们漫无目的地回忆起结伴穿越伊朗和俾路支的那几个星期。
“我们俩的搭档还真不赖!”罗夫说,“要不是你,我还在俾路支的某个角落里逍遥自在哪;要不是我,现在你早就绕了地球两圈了。”
要不是罗夫,我也许根本就无法骑车穿越俾路支。
*
自始至终沉默寡言、独来独往的哈摩尼卡最终燃起了对美丽、富裕的年轻寡妇的爱慕之情,他和之后被杀身亡的兄弟一起报复了女人的丈夫。在影片的结尾,他深沉地策马奔入夕阳,去埋葬刚刚离去的伙伴的尸体。当一生沉迷的事物突然结束的时候,这巨大的空洞又该如何填补呢?影片留下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我也得寻找自己的解决答案。向西骑行,穿过比利时和法国,走进夕阳,走进那未知的未来,在那里我将再一次和一个地址、一个社会保险号连接在一起,依然还得埋葬那个夭亡的梦境。
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来没见过这个酒吧老板,当他为我倒上矿泉水的时候,我依然丝毫想不起他的脸。他的声音清亮而稳健,但是15个月足以让一个人的喉咙痛或者喉炎恢复正常,也足以让一个人完全忘却某个人脸上的细节。他既没有提屋外的自行车,也没有试图和我搭话。但是,我已经断定,这个人肯定不是那个在遥远的六月那天,在我深陷在绝望的流沙中苦苦挣扎时扔给我救命绳索的人。
多遗憾啊!我一路骑来,就是为了握一握他的手,感谢他改变了我的生活。
过去的15个月究竟算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一时之间还无法确定,我若有所思地喝着矿泉水,想着所谓的“完美瞬间”,似乎可以被定义为对天堂的惊鸿一瞥。虽然这样的经历本来就是稀有而稍纵即逝的,但有关它的回忆却可以延续一生。巴基斯坦铁路、阿姆利则、南迦帕尔巴特峰、戈壁滩、高的微笑……这些记忆将会像灯塔一样,照亮我的生命。它们就是我的坐标,会像幻灯片一样在我的脑海中放映,在我陷于遗忘的危机时提醒我,我是谁。这次旅行所提供的“完美瞬间”比我在任何“正常”情况下的15个月所能期待的都要多,但是在离海参崴相对而言微不足道的1200英里的地方,这种供给却被迫中断了,我的激情也随之熄灭。
虽然满意,但我或许还能有更好的表现。
也许我不应该对自己太苛刻了。我在北京遇到的一个新西兰女士对我说,我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男人”,虽然高无法用我能理解的语言来表达她的心情,但她的眼睛和笑容已经说明了一切。
“一个难以置信的男人”。也许我真的可以再做得好些,但是作为一份期中考试的成绩单,已经算是不错了。遥想15个月之前,我坐在同样的这张桌子边,无可奈何地思考着立刻回家将带给我的耻辱感,现在我完全应该为自己骑行了16500英里抵达北京的经历心安理得。
终点越来越近。在过去的15个月中,我的生命是充实的,我也走过了很多条高速公路。更重要的是,我做到了,以我的方式。
我没有坐飞机,我骑车了。
后记
雨中行(II)
清晨5:20,闹钟不受欢迎地响起,我翻过身,伸出胳膊把收音机打开。我直起身子坐在枕头上,一边听着电台5点半播出的新闻和体育简讯,一边把整杯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