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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两天里，我一直孤零零地穿行在充满碎石的沙漠里。村庄很少见，餐馆也少多了，偶尔能看到几顶游牧民族居住的黑色帐篷，整个旅程仿佛隔绝于尘世。路上几乎看不到一辆车，而海市蜃楼随时可见，却不见一缕阴影。
一天早晨，太阳出来了，我在侯塞纳巴德（Hoseinabad）城外的沙漠中醒来。我又做了一个恶梦，梦见深不见底的楼梯井、破碎的楼梯扶手，我有点眩晕和隐隐的不祥预感。
我蹲在地上，在坚硬的土地上一阵狂泻。穿衣服这种小事突然变得极其艰难，我实在抵不住重新入睡的诱惑，只得穿着全部衣服重新爬回睡袋。这里没有荫凉，也没有足够的水和食物，真不是生病的地方。20分钟后，我又挣扎着爬起身来。
刚骑不到一个小时，我便不得不停下车来，汗流浃背地喘着粗气。好不容易找到一棵带刺的小树，我勉勉强强地坐在它小小的阴影里，心不在焉地啃着一个苹果。自从成年以来，我大肠上的阀门还是头一次不请自开，泛滥了我的自行车运动短裤（我把它穿在长裤下面）。我赶紧冲到路边，把车靠在大岩石上，使出浑身解数用纸巾和水给自己清理干净。谢天谢地，这地方鸟不拉屎，没人看见我的狼狈相。
一个小时后，我停在路边一间凉亭里，喝了两杯Zam…Zam汽水，脑袋开始晕乎起来。我问店主人我是否可以在凉亭后面的阴影里睡上个把小时。刚开始他不同意，我费劲地说明我生病了，于是他指着凉亭后面的一座砖房，叫我睡到里面去。
房子只有一层楼，里面是一个宽敞的门厅，其中一间房里摆放着床、屏风、一个放满药品的玻璃柜、一间厨房和卫生间（感谢上帝）。另外两间空荡荡的大屋子里地上散放着很多席子和垫子。我躺在睡袋上，很快入睡，头顶上是一张曼联加里·内维尔的宣传画。
没想到我这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昏天黑地。我迷迷糊糊在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境里沉浮，有时又模模糊糊地半睡半醒，脑袋好像脱离了身体，在上空漂浮，而且还在燃烧。
早上起来，又是一阵汹涌澎湃的腹泻，我觉得自己虚弱得像只小花猫。我试着吃了点他们给我的早餐，虽然24小时粒米未进，我却一点不饿。主人解释道，他的工作就是在这个偏僻的路段处理一些紧急意外。跟我在伊朗遇到的很多人一样，他也想去英国，但我不得不告诉他，这个梦想实现的可能性真是太小了。
虽然距离科尔曼只有不到一天的路程，但骑车是不可能了。我和罗夫约定的时间是明天中午，但我已经没有时间恢复身体了；别无选择，我只能承认失败，改乘大巴。凉亭主人和其他急救人员过来帮助我，我降下了旗子表示投降。自行车从后门被拖拽上来，摆在后座前面，我被请到了前面的座位。令我惊奇的是，当大巴售票员沿着走道挨个儿收钱时，曾经在路边和我一起等车的盲人开始用高亢而颤抖的声音唱起了歌。过了一会儿，他在偏远的一处沙漠下了车，大概是为了准备晚餐，然后登上另外一辆车继续引吭高歌吧。
车窗外的风景从眼前掠过，苍茫之美中露出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险峻严酷。高山重新现身，道路开始变得颠簸不定，可以想象，这里连休息和补充能量的地方都很少。
坐在我后面的两个年轻人看出我是英国人。
“利物浦（Liverpool）？”其中一个猜到。伊朗人和土耳其人一样对足球充满狂热。
“查尔顿俱乐部（Chalton Atheletic）。”他的朋友肯定地说道。伊朗有很多查尔顿粉丝，因为这家俱乐部仍然保留着首位伊朗球员卡利姆·巴盖里（Karim Bagheri）在俱乐部服役期间的签名。
“热刺！”我面无表情地回了一句。
“热刺太棒了！”后面发出一声欣赏的赞叹。
我只能说他们压根儿就没见过热刺踢球。巴士服务员是个过于自负的年轻人，他给了我一杯茶和夏威夷果（这东西简直没法吃）。到了科尔曼车站，他把自行车从车上拿下来给我，然后厚颜无耻地向我索要小费。我实在虚弱得没心思和他说理，于是又给了他5000里亚尔。
我查了一下旅游手册上的街道图，完全摸不着头脑。一群在公园长椅上打发时间的男人向我示意。我骑到他们跟前，询问去奥米德（Ommid）宾馆的方向。一个胡子拉碴的高个子男人——顶着一头胡椒色、浓密粗硬得像鬃毛的头发——一脚跨上自行车，说可以亲自带我去。
奥米德宾馆客满。我们又试了一家，依然客满。于是我的恩人科斯洛尔把我带到他家，大家一起快快乐乐地共进午餐。他的妻子在当地一所学校教英语，三个英俊的儿子分别是17岁、12岁和10岁。女儿虽然只有15岁，却有着惊人的美貌。这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充满了欢声和笑语。
科斯洛尔打了几个电话，最后终于找到一家还有空房的宾馆。每当我急需帮助时，总能得到好心人的慷慨相助。我们找到的房间一晚40000里亚尔，价格不是最便宜的，但房间里有卫生间和淋浴房，还附赠有四处乱窜的蟑螂。
第二天早晨，在一家咖啡厅里，我正喝着Zam…Zam 汽水，一种想要呕吐的感觉突然冲到喉咙口。我可不想把污物吐得满桌都是，于是踉踉跄跄地冲到屋外。科斯洛尔把我领到一个僻静无人的地方，我本来可以趁着没人看见吐到花坛里，不过呼吸了一点新鲜空气之后，我竟然不想吐了。
罗夫确属异类：这个德国人竟然对什么事都不较真儿。他那种我行我素的幽默感和流利的美式英语恐怕要归功于在佛罗里达一家德国餐馆当侍应生的那一年。之后，他又花了两年时间周游美国。打那之后，他在路上的时间越来越多，而在工作上的时间则越来越少，这一点让他那白手起家的工作狂父亲深恶痛绝。
他不花一分租金，住在父亲的公寓房里，偶尔在工厂里干点力气活，攒够了去国外下一程的费用就立刻罢手。他曾经骑车去北角（North Cape），开车经波兰去明斯克（Minsk）、莫斯科和彼得堡，然后又经波罗的海国家回到德国。此外，他还先后到东南亚、南美和加勒比海四处游历。要是某天碰巧不工作也不旅游，他就在帕滕森（Pattensen）的家里混日子：睡懒觉、吃东西、看足球杂志、玩电子游戏、看最喜欢看的足球赛。
“我可以一连好几天足不出户。”他拉长调子流利地说道，口音里很不和谐地混合了德国下萨克森（Lower Saxany）和美国中西部的元音声。“时间跑得飞快，可我从没有厌倦过。德国有400万失业人口，其中80％得了抑郁症，因为他们拼命想工作。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他们去工作，放过我这样的懒鬼呢？”
幸运的是，他愿意留在科尔曼，等我的肠胃完全好了再说。设拉子人告诉我，从科尔曼到巴基斯坦边境的那段路很危险，曾经有游客在这个地区惨遭绑架，最近一次大约发生在一年前。而在我看来，只要我守规矩，被绑架的几率比起被车碾过的几率肯定要小得多。
不知道为什么，科斯洛尔似乎很喜欢我。他来到我的宾馆房间，躺到空床上。本来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在外面吃饭，可我的胃抽筋一样的疼，于是我们只好要了一杯茶，他嚼了几块饼干。他说我就像他的兄弟，他还坚信我们前世一定一起生活过。一天晚上，他给了我一串非常漂亮的手工制作的骨质玫瑰珠子。
他说自己也有烦心事，最近在装修房子，手头有点紧。
“你觉得哪样更重要，钱还是健康？”我问。
“当然是健康！”他满脸笑容，蜻蜓点水地在我的额头上留下一个吻。
虽然我很喜欢他，但当他终于起身离开的时候，我还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实在憋不住了，我只想再拜访一次卫生间，然后一梦不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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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尔曼的第三天，我往胃里填了一大块肉和米饭、酸奶和色拉，它没有像往常一样“轰隆隆”地抗议——或许我真的恢复了。在这个城市休息了4天之后，我迫不及待地想离开这个肮脏的屋子、臭气熏天的卫生间、蟑螂，还有我在伊斯法罕遇到的牛津大学高材生托比赠予我的那本《白鲸记》。我告诉罗夫，明天就可以启程了。然后我又从附近水果店买来了苹果、梨和葡萄，为我们接下来的旅行做储备。
我和罗夫约好中午12点在一家餐馆见面，但直到12点半，他还是没到，于是我要了一份午餐，慢悠悠地吃完了饭，但这个叛逆的德国佬还是连影儿都没见着，我开始有些担心，赶忙冲进他的酒店。宾馆前台告诉我说他不在房间，这么说他没病。该死的德国佬！真不靠谱儿！
科斯洛尔和罗夫不同，他准时出现在约会地点。我们搭乘出租车来到他的单层住宅，这是一个新建的郊区。装修工人还在努力地干活，他告诉我说，房子明天就改造完毕。他可爱的一家人还在打打闹闹。他还设法搞到了罗夫宾馆的电话，几秒钟后，电话打通了。
“老天！”他痛快地说道，“我被你传染了——昨晚我又吐又拉得稀里哗啦！”我告诉他，我打电话时，宾馆前台说他不在房间，他很是困惑。“我一天都没离开过房间半步。”他可怜巴巴地说。
“这么说明天无法启程？”
“绝对不行！星期日吧。”
科斯洛尔告诉自己的家人，似乎有一种险恶的力量在阻止我们离开这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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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五点半，我睁开双眼，晨光透过玻璃天窗射进来，我看见一只体型硕大的蟑螂正在天花板上的缝隙里闲逛。在科尔曼，星期五是最休闲的一天，因为大多数商店和公司都关闭，于是我决定找家影院看电影。
结果我看到了我能想象的最刻板的动作电影，动作毫无想象力，对话和评论不痛不痒——看来不懂波斯语也不见得不好。走在通往罗夫宾馆的大街上，烈日炎炎，四周空空荡荡，虽然已近十月，但午后的阳光依然令人难以忍受。
房间的门半开着，一张床上靠着自行车，可见我并没走错门。罗夫懒懒地躺在另外一张床上。我叫了一声，他没动，过了几秒钟，他的潜意识似乎感到了外人的存在，于是一骨碌坐起来。
“嘿，老兄！”他虚弱地挤出一个笑容。
“你总是这么敞着门睡觉吗？”我问。
“啊，不是。偶尔吧。我猜昨晚是大意了。”
这个房间比我的大，也比我的便宜。天花板上吊着一个电扇，慢慢地搅动着温热的空气。
“你那地方真够烂的！”他说。
“我知道不怎么样，不过房间里有卫生间，我这几天离不开卫生间啊。而且那里的人也不错。”
他咧嘴笑了：“你是说他们不是彻头彻尾的王八蛋？我喜欢你的说法！”虽然已经有所好转，他依然很虚弱，不想吃任何东西。“这是我上路五个月来第五次生病了。”他抱怨道，“四次肠胃病，一次感冒。”
我也是四个月生了三次病，跟他半斤八两。虽然五个星期横跨欧洲足以让我信心倍增，但我的肠胃却没有准备好。上吐下泻的直接后果就是身体虚弱，我还算幸运，没有倒在荒郊野外，还能找一个舒舒服服的地方恢复身体。
罗夫相信，这是因为蹬车把我们的体力消耗到了一定程度，我们身体里已没有足够的能量可以抵御细菌和疾病了。而我则认为，西方人在这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