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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相信你。”
我点着头说：“我是不是先跟他们交朋友？”
温局长说：“对对对，但不是真正的朋友，不能跟他们讲义气。”
我说：“这我知道。”
从我们家到林业局，要经过好几条街。为了主动接近，我对东方淡说：
“有三条街上的树我帮你数过了，一共六十棵，你再数一遍，看跟我数的一样不一样。”
东方淡说：“那就以你数的为准，咱们不要重复劳动，三条街是六十棵，三十条街是六百棵，哈国城有多少条街，一乘就全知道了。今后的工作重点是城外，是森林。”
我说：“哪里有森林？你怎么知道？”
东方淡说：“普查呀，要跋山涉水到处奔走，查清哪儿有树哪儿有林，采集标本，搞清都是什么树，有多少品种，然后归类登记，印成书，以后人们查起来就方便了。有人一辈子都在找植物，发现物种多了，就成大科学家了。”
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他说：“这算什么，赵伯欣知道的才多呢！在咱们这儿，他算是个权威。”
我说：“赵伯欣怎么是权威，温局长才是权威。”
东方淡冷笑一声说：“他还不如你，你还是个中学生，他呢？哼。”
东方淡说罢就离开了我。我很失望，觉得他要是再说下去很可能就要反对政府了。
我又去找赵伯欣。
我说：“听东方淡说你是权威，我以后跟你学。”
赵伯欣笑笑，说了声“好”。
我说：“你教我，现在就教。”
赵伯欣说：“以后吧，你看我怎么做，慢慢就学会了。”
完了我去找周敬福，也说起向他学习的事。
周敬福冲我笑笑说：“你跟我学什么？我跟你差不多。”然后就不理我了。
周敬福不爱说话，却喜欢唱歌，浑厚的男低音，忧伤得叫人不知死了好还是活着好。
白色的浓雾阵阵升起，
迷住了我的双眼和茫茫大地，
有一首哀歌回荡在心里，
我欲唱又止将隐痛藏起。
我一听他唱这首歌鼻子就发酸，就感到有一种东西在胸腔里浮上来沉下去，就忘了自己还有监视他的任务，呆钝地停留在一种悲沉而辽阔的境界里，久久不能自拔。
大概是歌声的感染吧，我虽然痛恨周敬福的冷淡，但从来没有给温局长报告过周敬福的言行。所以每次等我报告了东方淡和赵伯欣的情况后，温局长总要问：
“周敬福干什么了？”
我说：“上街数虫子了。”
温局长问：“他不说话？”
我说：“他不说话，就唱歌。”
有一次温局长说：“他唱什么歌你给我学学。”
我就学着唱起来。
温局长皱着眉头听着，半晌说：“国民党里没有这种歌，共产党里也没有。”
我说：“那就让他唱吧，咱不管他。”
温局长说：“他都唱出‘藏起’了，怎么能不管？你知道他要把什么藏起？他要把不满藏起。新社会了，他不满什么你知道吗？你给我好好监视他，他这个人大有名堂哩。”
但我仍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名堂。我甚至下班后跟踪过周敬福两次，每次都看到他哪儿也没去，就回家了。
城市的花草树木以及飞禽走兽、蚂蚁蜘蛛很快数完了。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数的，反正他们每人都报了一串数字。温局长让我造表把那些数字都登记上。我一边登记一边问他们：
“马武，七只狼是怎么回事？我在哈国城长大，从来没听说过哈国城有狼。”
【文、】马武说：“有，我看见了。”
【人、】我说：“你看见的肯定是狗。”
【书、】马武叫起来：“你以为我连狗都不认识？狗有一个营，都是能咬死人的那种狗。”
【屋、】我说：“咬死人的狗我也没见过。”
马武说：“是我管还是你管？你登记就是了。”
我登记着，又问朱有田：“麻雀十万、乌鸦十万、野鸽子十万、老鹰十万，怎么都是十万？”
朱有田得意地一笑道：“说明我管的多呗，我是司令，别人都是团长、营长。”
我只好都写了十万。又问刘展红：“你光说红花九千朵、蓝花五千朵、紫花六千朵、白花五千朵，到底是什么花？”
刘展红说：“我哪里知道，我问过温局长，温局长也不知道。”
我说：“那你问问老百姓啊，老百姓肯定知道。”
刘展红说：“我问了，稀奇古怪的名字我不会写。”
我问周敬福：“怎么你管的蜘蛛才二十个？屎壳郎才六个？”
周敬福说：“我就见过这么多。”
我又说：“蚂蚁六亿五千万个，你是不是扒开蚂蚁窝数过？”
周敬福说：“是的。”
我说：“一窝蚂蚁乱糟糟地胡爬，能数得清楚？”
周敬福说：“踩死了数。”
我一边记着一边说：“好，这个办法好。”
朱有田喊起来：“都踩死了，不是没有了吗？你成光杆司令啦。”
我一愣：“对啊。”再看周敬福，周敬福毫无表情，显然他是知道踩死就没有了的道理的。我说：“那这六亿五千万蚂蚁还登不登了？”
朱有田说：“不能登，都死毬完了，他管什么？”
马武说：“要登要登，管它就是要让它死，要是死了都不算，那我还打不打老虎，打不打狼了？不打老虎不打狼就不给我发枪了。”
朱有田嘿嘿笑着说：“天上飞的一个都不能死，我的人马越来越多，谁打死鸟我就打死谁，我更需要枪。”
东方淡对我说：“你就登记上吧，不登周敬福不是白数了？”
我想也对，就不顾朱有田的反对将数字登记在了表上。接着登记树木，我问东方淡：“木会是什么树？”
东方淡说：“不是木会树，是桧（贵）树。”
马武嘲笑道：“贵树？人有贵贱这我知道，树怎么也有贵贱？”
东方淡说：“只要是生命都有高贵与卑贱之分。”
我说：“不是贵贱的贵吧？”
东方淡说：“你给他解释什么？”
朱有田嘿嘿一笑说：“高贵的在哪里？在天上。”
我说：“地上肯定也有贵重的，少了就贵重，比如赵伯欣写的这个虎耳草科绣球花属东陵八仙草，不贵重能叫这么好听的名字？”
马武说：“这是什么名字？有这样给烂草烂花起名字的吗？我一镰刀把它割了，看它再贵重。”
朱有田说：“什么科长什么署长的，你自己草民一个你管得了？烂草也科长，那天上飞的不就局长省长啦？”
我一听他这么说，赶紧拿出本子记下来，心想他把局长省长说成是天上飞的，那不就是飞禽走兽了？而且，他管着天上飞的，照他这么说，局长省长也归他管了。我想马上就去报告，突然又很沮丧，这是朱有田，不是旧职员或者旧林校的老师，温局长可没有让我监视他。
想不到我没有报告朱有田，他倒报告了我。朱有田钻到温局长的办公室里，说我偏向周敬福，给周敬福登记死蚂蚁。
他说：“一登记就是六亿五千万，我管的天上飞的再多也超他不过了。”
温局长严肃地思考着，说：“他管的是不能超过你管的，你去找文书重新登记，就说你管的麻雀有十亿。”
朱有田心虚地说：“真的有那么多？”
温局长一拳砸到桌子上说：“我说有就有。”
朱有田又说：“东方淡说他管的树贵重，别人管的下贱，文书这叛徒照样登记上了。还有，赵伯欣管他的草叫科长署长，他要是给草起个局长省长的名儿难道也给他登记？这不是把局长你当成烂草了吗？”
温局长一听事情严重了，骂了一句赵伯欣的娘，又吼道：“你把文书这混蛋给我叫来。”
朱有田转身来到我面前说：“温局长要你去一趟。”
我看他脸色很光亮，眼角挂着一丝奸笑，就感到十有八九温局长要训斥我了。我跳起来，跑进了温局长的办公室。
果然温局长一见我就吼道：“周敬福是怎么回事？他的蚂蚁死了你还登记？一死就是六亿五千万，那是中国人民不是蚂蚁。”
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这还得了，也不知是周敬福还是温局长，反正有一个把蚂蚁当成人民了，而新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
我结结巴巴地说：“周敬福看蚂蚁走走动动数不清就踩死了，踩死就数清了。”
温局长说：“我现在管着你们，我要是数数你们，难道非得踩死了你们才能数清？走走动动就不能数了？再往大里说，一个市、一个省、一个国家，要登记户口，难道非得把人弄死了才能登记？”
我已经冒汗了。
温局长说：“以后不能让周敬福管蚂蚁了，他是个坏人，比蒋介石还要坏，杀人不眨眼皮子。”
我说：“那，那，那让谁管？”我寻思可千万别让我管，我要是不踩死也数不过来。
温局长吼道：“谁也不要管了，都死毬尽了还管它做什么？”
他喘口气又说：“东方淡说他贵重别人下贱，你就同意了？为什么不报告？我白信任你了。你要是当叛徒我就开除你。烂草也成科长署长了，那我是什么草？是高草是蒿子？”
我吓得浑身发抖，小声小气地说：“我是要报告的，报告朱有田的事情。”说着我从口袋里掏出本子来，翻开念道，“朱有田说烂草也科长，那天上飞的不就局长省长啦？”
温局长瞪圆了眼睛说：“是朱有田说的还是别人说的？”
我说：“是朱有田说的，不信你问他自己。”
温局长说：“这还问什么？他说得对啊，别说局长省长，就连毛主席也是天上飞的。东方红，太阳升，太阳就是毛泽东，太阳每天都要从东头飞到西头，你难道不知道？”
我愣着，突然说：“既然太阳是天上飞的，那他朱有田是不是也要管太阳？”
温局长说：“是啊，他管的就是天上飞的。”
我说：“他管太阳，他大还是毛主席大？”
温局长没想到我一个不到十七岁的少年会把他引到绝路上，吃惊地沉吟片刻说：“你脑袋不笨啊，朱有田这浑蛋说的是不对，这浑蛋怎么扯到太阳月亮上去了。”
我说：“他倒没说太阳。”
温局长说：“那是谁说的？”
我说：“是温局长你自己提到的。”
我继续发抖，本来不想说什么，但一紧张嗓子里的话就蛤蟆似的往外跳。我看到温局长的脸色变了，懊悔得差一点扇我自己一个耳光。我恨着自己，使劲用牙咬住嘴唇，生怕满肚子的蛤蟆再往外跳。
温局长阴沉了片刻，突然又哈哈大笑，说：“我唱唱歌子，唱唱歌子，东方红，太阳升嘛。朱有田他说他的，他说错了有领导，你盯着他干毬吗？我叫你监视的是周敬福，是东方淡，是赵伯欣。他们的问题你报告了多少？你不报告你就失职了，要你干毬用，哈哈，干毬用。”
他一边骂我一边笑，于是我也咧嘴一笑。这一笑就松弛了，一松弛我差点说出“你才干毬用”的话，赶紧把嘴闭上。
温局长说：“要发枪了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是新社会，新社会的人是分阶级的，不是靶子就是枪，你是要端枪呢还是要当靶子？你可要想好，敢跟赵伯欣他们穿一条裤子的，我们就把他当靶子。听说赵伯欣家里开着铺子，这就是资本家，资本家是要接受专政的。”
我大绷着眼睛，明白在温局长眼里我毕竟还不是靶子，心里顿时宽松了些。
温局长又说：“哈国城里，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和花草树木都已经数完了，我们该去数数城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