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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银白色的圆球，直径约有一米，顶端笔直地竖着一根天线似的辫子。这就是原子弹模型，一比一的比例。它被银白色的三角金属架支撑着，在空旷的草原上映照着天上的景色：云卷云舒，月落日出。
距离原子弹模型二十五米，是用于控制和观测的隐蔽部。一米半厚的铁铸的高墙上，伤痕累累，斑迹重重，就像经年累月风剥雨蚀的树皮。
陪着我的朋友说，这里是六分厂，简称靶场，是专门用来进行爆轰试验的场所。在1964年到1987年的二十三年间，这里进行了数十次核武器的爆轰试验和穿甲弹的穿透力与威力试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诞生前的所有模拟爆炸和冷试验，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我不知道陈妤是不是在六分厂工作，但我希望她经常出现在这里。这里是中国科学家把高深莫测的原子理论变成武器的前沿阵地，是物理演化成物体、化学聚焦为能量、数学创造出威力的地方。在我的想象里，正是陈妤用纤细的食指准确地按下了最后一个灯钮，或者正是她在爆炸零时的前十秒钟发出了脆亮的声音：“9、8、7、6、5、4、3、2、1，起爆。”或者正是她掌管着测试仪器，测量出了钢铁、水泥、木材等等物体的物理效应，以及生物和化学效应。或者她的作用更重要——她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秘密研制者”，一个和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郭永怀、彭桓武、周光召、陈能宽等“两弹元勋”们一起工作着的年轻的女科学家，她不止一次地从观测孔里看到了试验成功后的彩色烟雾和失败后的灰色寂静。她的喜怒哀乐和所有“两弹元勋”们的喜怒哀乐一样，完全由一个大约一米直径的银白色圆球左右着。甚至我都希望，这原子弹和氢弹是她一个人搞出来的，就像母鸡孵蛋那样，由于她陈妤天长日久的温暖，中国大地上终于有了核武器的声响。
第一次见到陈妤，是1977年的冬天，我作为《青海日报》的记者，李国权作为省广播电台的记者，一起去海晏县采访。火车的车厢就像一间行动的冷库，没有暖气，冰凉彻骨，皮大衣裹在身上，就像穿着一件体恤，轻飘飘的。想喝一杯开水暖暖身子，走过了七节车厢，也没有看到一间有开水的锅炉房，问列车员，列车员说：“我们不供应开水。”
突然，一切都变了——不冷了，我们也不想喝开水了，甚至都没有冬天的感觉了。李国权后来告诉我，这时候他唯一的想法就是把皮大衣脱下来，脱下来给她。她出现了，陈妤出现了。她在车厢过道里跺脚，漂亮的姑娘在车厢过道里来回跺脚。脚的动作吸引了李国权，他发现她的脚很好看，尽管她穿着翻毛皮鞋。从脚往上看，越看越好看，即使她穿着棉袄，拉不直的曲线也让腰臀一再地优美着；再往上，就是眼睛了。就像所有一见钟情的情人那样，李国权认为，这是他有生以来看到的最美丽的眼睛，很抽象，很概念，却又如此明亮地打动了他。而给我的印象是，它们并不抽象，它们是两颗又大又圆的黑葡萄，在干燥寒冷的高原，悬浮在你视域之内最美好的地方。水灵灵，有什么能比沙漠里的黑葡萄更能让你想到水灵灵呢？
李国权终于没有勇气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她。他知道过于唐突的帮助会让一个异陌的姑娘感到紧张而断然拒绝。他就像一只雄鸟、一头公鹿，本能地意识到，最重要的首先是引起对方的注意。他唱起来，用浑厚的男中音跟着广播唱起来——《在那遥远的地方》。
我当时不理解，那一天的火车上、广播里，为什么会没完没了地播放同一首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李国权一遍一遍地跟着唱，声音越来越大。车厢里许多人都在看他，那姑娘自然也注意到了他。他似乎很得意，一得意就把词儿唱错了，把“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唱成了“每天看着那细细的皮鞭”。有人冲他喊道：“你看着皮鞭干什么呀？”满车厢的人都笑了——这首歌谁不会唱？他居然唱错了。姑娘没有笑，她离开了车厢过道，坐进了离我们两个空挡的座位。李国权的歌声戛然而止。
他当时肯定很沮丧：情歌把姑娘唱没了，唱到高高的椅背后面去了。但仅仅过了两分钟，李国权的声音又响起来：“你说《在那遥远的地方》是藏族民歌还是哈萨克民歌？”我说：“我不知道。”李国权说：“我告诉你，这首歌的署名一共有四种，一是‘藏族民歌’，二是‘哈萨克民歌’，三是‘青海民歌’，四是‘西北民歌’，但我觉得他是西北青海的藏族民歌。”我说：“你凭什么说它不是哈萨克民歌？”李国权说：“《在那遥远的地方》和哈萨克民歌的风格截然不同，而跟藏族民歌非常相似。你听我给你唱。”他于是唱起哈萨克民歌《美丽姑娘》：“美丽的姑娘见过万万千，唯有你最可爱，你像冲出朝霞的太阳，无比新鲜；把你的容颜比做花，你比花儿更鲜艳，世上多少人向着你，望得脖子酸。”唱完了他说：“怎么样？相差十万八千里吧？我再给你唱一首藏族民歌。”他唱起来（歌词我忘了），唱完了又说：“怎么样？风格很相近吧？”我说：“我听不出来，我觉得这三首歌相差都很远，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他说：“你不懂，你不懂音乐。我再给你唱一首……”我当时哪里知道他是唱给那姑娘的，不耐烦地说：“你别再唱了，人家都看着我们呢。”他说：“看就看呗，怕什么！”我站起来说：“那你自个儿唱吧，我上厕所去了。”
等我上厕所回来时，发现李国权不在了。而那姑娘又开始在过道里跺脚，她实在是太冷了，她的翻毛皮鞋似乎一点也不保暖。我寻思：这么冷的天，她干吗不穿得再厚一点？想着用皮大衣裹紧了自己，正要坐下，就见李国权哈着热气快步走来，大声说：“走走走，我们去餐车，餐车里有暖气，我已经给列车长说好了。”
我们两个拿起包，朝前走去。路过那姑娘时李国权说：“你也走吧，看把你冻的，小心冻坏了脚。”姑娘用一口纯正的北京话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李国权说：“我们是记者。”姑娘犹豫了一下，从行李架上取下自己的包，跟在了我们身后。
餐车到了，热浪扑面而来，好像整列火车的热量都集中在这里，浑身上下顿时就暖融融的。李国权没话找话地问那姑娘：“不冷了吧？”姑娘说：“不冷了。”她有点腼腆，不多说话。而我和生人接触，也是能少说就少说的。这恰好给李国权制造了机会，就听他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说着，说什么我忘了，反正是东拉西扯，扯着扯着又唱起来，还是跟着广播唱：《在那遥远的地方》。我有点烦，说：“好像一张唱片上就这一首歌，翻来覆去地唱。”这时姑娘开口了，说：“因为金银滩就要到了。”我和李国权不解地互相看了看：什么意思？姑娘又说：“我想你们应该知道，《在那遥远的地方》最早就产生在金银滩，是王洛宾改编得最好的歌。”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在那遥远的地方》与王洛宾有关，也是第一次听说这首情歌就诞生在离西宁只有一百多公里的金银滩。（后来我从报纸上知道，1946年王洛宾骑着马来到金银滩草原采风，认识了一个牧家姑娘，那姑娘歌唱得好，人也长得好，使王洛宾灵感大发，只用了一个晚上，就把那姑娘的歌声改编成了更加动听的音符，又创作了歌词，中国从此有了《在那遥远的地方》。我又陆续接触到一些新版的歌曲集，看到《在那遥远的地方》的署名已经变成“哈萨克民歌王洛宾编曲”，或“藏族民歌王洛宾改编”，或“青海民歌王洛宾编曲”，或“王洛宾作词编曲”了。）
我问道：“那么它到底是哈萨克民歌，还是藏族民歌？”没等陈妤回答，李国权就说：“是哈萨克民歌还是藏族民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表达了一个汉族青年对远方的草原姑娘的向往。”陈妤平静地说：“我觉得它是藏族民歌。因为在金银滩生活的牧民都是藏族和蒙古族，没有哈萨克族，青海的哈萨克族都在离金银滩八百多公里的柴达木腹地——阿尔顿曲克草原上。”我说：“可是哈萨克族有‘姑娘追’（喜庆的日子里，姑娘骑马用鞭子追打跑在前面的小伙子）的习俗，《在那遥远的地方》里恰恰又有‘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这一句。”姑娘说：“是吗？”李国权说：“那是王洛宾的想象，纯属巧合。再说我在牧区也遇到过藏族姑娘举着赶羊鞭满草原嬉笑着追打小伙子的事儿，谁能说这样的生活场景没有被王洛宾瞧见呢？”姑娘说：“这就对了，《在那遥远的地方》应该是一首经过王洛宾再度创作的藏族民歌。”
我问姑娘：“你是干什么的？不会是搞音乐的吧？”姑娘说：“不是。”李国权问道：“你在什么地方工作？”姑娘说：“在矿区。”我们都说：“矿区就在金银滩，怪不得你对这首歌的来龙去脉这么熟悉。”
李国权显得很兴奋，又说了许多话，和她互相通报了姓名，也把自己的地址留给了她。他说：“把你的地址也给我吧。”姑娘果断地说：“我的地址就算了吧。”李国权说：“那我到矿区怎么找你？”姑娘顿时就冷淡了：“你找我干什么？”李国权赶紧说：“那你来找我吧。”姑娘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半个小时后，我们一起在海晏县火车站下了车，然后就是分手。矿区离海晏县城还有十多公里，不通公共汽车，她说她得去找顺路的车。李国权问道：“哪里能找到顺路车？”她说：“有顺路车的地方呗。”说着走了。李国权恋恋不舍地望着她，直到她消失在冬天呼呼叫嚣的冷风里。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妤，她留给我的印象就像《在那遥远的地方》一样美好而虚无。而对李国权来说，这第一次见面不仅使他唱足了虚无的情歌，更使他萌动了沉实的情爱。他跃跃欲试，煞费苦心地开始了追求。首先，他必须再次见到她。矿区虽然离海晏县城不远，但他绝对打听不到去矿区的路怎么走，进矿区的门在哪里。他断定陈妤必然要出来，必然还要坐火车，就硬是在火车站等着，硬是把她等来了。他说他等了整整五个月。
就在他终于等来她的那一刻，他遭受了平生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她居然不认识他了。他只好提起那次坐火车，提起那次我们对《在那遥远的地方》的讨论。她终于想了起来，笑了，云开日出，豁然确斯。陈妤说：“你等我干吗？”李国权说：“这里有几封信，你看了就知道。”那是些一个耍惯了笔杆子的记者写的情书，当下她就被感动了。我寻思虽然在那个神秘荒寂的矿区，在那种春寒料峭的年代，她没有读到过更好的情书，但真正感动她的并不是情书里李国权展露的那一点文采，而是他的举动，他居然等她等了整整五个月，就算一个星期从西宁来一趟，那也得二十趟。
他们开始交往了。陈妤从来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