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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青藏高原的原始古朴就要消失在开发建设的五光十色中？难道虚静的原野、寂旷的山脉、纯洁的圣地就要消失在泛滥的物欲、世俗的潮流、嘈杂的市声里？一个理性的民族，必须把保护自己和发展自己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不能有效地保护自身的特色也就一定不能有效地实现发展自己的目标，谁也没有权利借口开发建设而让原有的青藏特色消失殆尽。回答这样的诘问是艰难的，因为民风的本色、宗教的传统和自然的高旷，永远是世界注目于青藏高原的三个巨大理由。于是绕开正面回答，以诘问对付诘问的方式便出现在我们的报章杂志和电视节目里：难道越古老越神秘越原始越传统就越有价值？难道因了我们的欣赏，牧民就应该永远去住四面透风的帐房，去过逐水草而居的原始或半原始的生活，而拒绝搬进定居点的雕房或高楼大厦？难道为了满足外界的好奇，就必须让青藏本土的居民永远都是钻进羊皮筏子渡河，背着木桶运水，赶着牦牛去五百里以外换盐易粮？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任何形式的发展和进步都是以牺牲本民族的固有习俗为抵偿的，谁也没有权利借口保护青藏特色而让民众永远生活在颤动的温饱线之下。人类理性的体现只应该是走向现代而决不应该是回归原始。回答这样的诘问同样也是艰难的，因为我们并没有一个值得信任的人类理性法庭，并没有公认的审判一切非理性言行的客观准则。我们的出发点充满了主体精神的膨胀和武断，我们给自己的言说披上了“历史主义＋蒙昧主义”和“理想主义＋功利主义”的外衣，使它们在受到时间的审判之前，始终都有一种合法的自然也是合乎逻辑的表现形式。然而，言辞的暗淡并不妨碍心灵的灿烂。我们假设理性法庭是存在的，假设它已经给我们至少给我们的心灵提供了一种可能：一切都必须在理性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出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否则就将是一种永远都面临惩罚的存在。
似乎是恍然大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人看到了产生于美国的西部电影，突然意识到，中国也有自己的西部，中国的西部不也是荒原连片、马牛成群的吗？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有自己的西部电影呢？报纸和电视开始大肆鼓吹，关于西部电影以及西部文学的话题俨然成了主流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结果是，真正的西部电影倒并没有拍出几部，电影的主角西部牛仔却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其基本特征便是蓝色帆布对人体的包装——硬邦邦的牛仔服装尤其是牛仔裤突如其来地时尚化、流行化了。可以确切地说，牛仔裤在中国的流行最早的发端便是西部而不是较为发达、较为开放的东部沿海。西部也因此最早有了对牛仔裤的可笑可叹的反动：一个大学二年级的男性班主任居然向全班宣布：“我看穿牛仔裤的统统都是流氓。”一个官员居然提议：“公安局要负起责任来，借这次严打，把那些穿牛仔裤的流氓好好管一管。”这就是先锋的代价，是让我们可以咀嚼一番的历史风波的一尘一烟。
1983年5月，在雄黄万里的柴达木，在石油基地的冷湖镇的那条清静幽冷的街道上，在白天触眼即是的牛仔裤消失以后，我注望无涯古漠那辽远的地平线，突然想到，产生于美国西部密西西比河流域的牛仔裤，在经过两个多世纪的风吹雨淋、更新换代之后，蓦然出现在中国西部的远荒大漠里，出现在以天玄地黄为背景自卑地蠕动生存着的人群里，这是偶然还是必然？是有幸还是不幸？但不管怎么说，这种纵越历史长河、横跨万里大山的联系，让我们的空间意识不由得博大而超然起来，思想也因之无边无际、无古无今了。
牛仔裤是文化之一种，牛仔裤的被接受和被欣赏无疑是文化输入的结果。它曾经无形中影响了一代人的审美情趣，引起了西部人关于美丑观的虽然短暂却异常强烈的冲突。而这种文化心理的变化和冲撞又无时不在体现新观念的萌动和旧意识的动摇，一贯不敢正视人体线条美的东方礼教即使在荒远的中国西部也会神经质地慌悚不安起来。
辐射——文化向心理的多侧面、多角度的进攻，已经征服和正在征服着不同层次的西部人。一个简单的道理直到几年之后才豁然明朗：不是由于牛仔裤造就了流氓，而是即使是流氓，即使是那些在人性崩溃的边缘苦苦挣扎的人痞，也残存着一些对美、对时尚、对牛仔裤的恭敬。如果现在还有人公开站出来，指责只要是穿了牛仔裤的人便会图谋不轨，便属于流氓一类，连真正的流氓也要惊愣起面孔大惑不解了。
遗憾的是，直到现在，即使牛仔服装已经普及得几乎成了一切阶层的便装或工作服，它依然没有在中国西部培养出地道的美国式牛仔；或者说，在中国西部，真正的牛仔都是不穿牛仔服装的，他们依然穿着宽松的皮袍，露着一只臂膀，骑在马上，晨出暮归。他们是牛羊的主人，是牧人，他们至今过着单调而艰辛的日子，从来不知道牛仔是什么，更不知道在内地有些人的眼里，他们便是本国西部牛仔的样板。
这就是文化输入的错位，是传统和时尚的距离。它说明发展新生活并不意味着消灭旧秩序，现代文明和原始古朴并不是一对互相见不得的冤家，我们面对的也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在生活的潮流里，完全可以做到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关键是认同，是愿望是否已经主宰你的行动，是信息的接受和传播是否已经形成了某一局部、某一区域或某一人群的“国民心理”。在这里，最可怕的，应该是把墨守成规、不思进取说成是忠于传统、尊重习惯，又把真正的忠于传统、尊重习惯说成是愚昧无知、冥顽不灵。也就是说你打算用什么样的“国民心理”来对待青藏高原的“国民心理”，因为国民心理永远是衡量先进与落后的第一尺度。
三
酒场，在晚春的飞雪中飘来逸去，像一叶热烘烘的轻舟。抛远了人生的装腔作势，忘却了痛苦的声嘶力竭；做作的张狂，矫情的掩饰，唯我独尊的二郎腿悠悠翘起，尖头皮鞋上闪烁一团航标似的荧光；失意者爽朗的笑声，得意者莫名的叹息。歇斯底里和葡萄美酒的交媾，眨眼间分娩出一个强健的儿子来，那便是瞬间超脱。在这种场合，你可以觅到各种身份的人：整天于书斋独对寂寞面壁悬想的学者，来自草原深处那些科研单位和保密工厂的感伤的小布尔乔亚，已经由粗犷和豪放转向细腻和沉默的石油工人，从课堂中走来的带着浮躁不安的时代色彩的研究生，跻身财富世界的称职或不称职的企业家，整日给七八岁的孙子传播牢骚情绪的离休老干部，还有作家、商人、官吏以及连自己也说不清整天在干什么的自由职业者。他们对酒场的热衷并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只是为了热闹一番，为了证实自己在人群中的存在。就像有人说的那样，在枯燥寂寞地工作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何不向几个熟识的人谈谈自己的苦恼呢，何不来感受一下别人对自己的关心、羡慕或者怨怒呢。而产生这种想法的前提便是那种由经济发展、激烈竞争和心灵隔膜带来的人的孤独感，它让酒场上的瞬间超脱充满了对传统的平静生活的留恋和竞争疲惫后的惆怅。“谁说寂寞出成果？胡说八道。”“我说的。我还说过，明哲之士不在人群里谋求虚荣，而是设法避开大千世界寻找孤独。”“我想起来了，你是在一篇文章里说的，不过你做不到，你也不是什么明哲之士，你是最不能孤独的，坐在书斋里，整天想着怎么捞钱，结果是学问没做成，钱也没捞上。”“你怎么知道我学问没做成？我的学问就是：如何面对失败。”我对这样的对话很感兴趣，它发生在两个知识分子之间，让人多少能够猜测到一点他们内心的尴尬。
也是在酒场上，A君醉了。A君是“第三者浪潮”中一朵灿煜的浪花，既有楔入行为，又有做乌龟的境遇，可悲也可喜。整个过程中，他都在不断强化自己的个性，却又无从体现男子汉的风格，今天在这个女人面前保证，明天在那个女人面前发誓，男人的精神气质在这种无休止的发誓和保证中日益地无光无亮了。他迅速地失恋，妻子和情妇（不止一个）都开始嫌弃他，那指责他的话几乎是商量好了的：“没出息。”于是他也成了一个孤独者，孤芳自赏，孤影自怜，孤寂无告。作为朋友，我曾经指责过他。他说：“你别假正经了，大多数人还不是跟我一样。我只不过是暴露了，而他们却善于伪装和包藏。要知道，喜新厌旧是人类的本性，是一种动力，我们西部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这里的人不敢大胆公开地喜新厌旧，或者说缺少脚踩两只船的艺术。”
道德的牺牲果真能够换来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社会？这是值得商榷的。期望不等于现实，他的痛苦尽管可以看作是文明发展和经济繁荣的伴生物，但直接的原因仍然是没有一个和一己之观念同步发展的环境，心灵和肉体还不能从生存的困扰和社会关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却又要强迫自己放荡不羁，我行我素，怎么能够心情舒畅呢？“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句话对于我们，对于西部的生活，永远都只是一个寓言。
酒已过半，残汤和剩菜炫耀着自己被人吃掉的荣光。A君拉我来到长沙发的一角，主动“交代”了他跟一个“印象最深刻”的姑娘交往的全过程。那天，他在电影院门前踌躇，想看一场电影又拿不定主意。一个姑娘突然横挡在他面前说：“想看电影吗？”他摇头。姑娘又说：“那……陪我吃顿饭怎么样？”他去了。饭后，在她的单身宿舍里，在她那挂满了小布人、小动物的床上，他明白了这个既有固定职业又不缺钱花的姑娘肉体和心灵的潮动：由封闭到开放的一种畸形爆发——性机能亢进。她以为只有放纵自己才算对得起人生，才算是一个有现代味儿的女性。“她是干什么工作的？叫什么？”我问A君。A君说：“不知道。”又说：“这方面你不懂，你得向我请教。人的生存依赖于人的群体性，过去，男女是以了解和感情为联系纽带的；现在，人追求瞬间温存，追求一夜情，追求那种不需要感情交流和心灵碰撞的纯粹的性交往。也就是说，我们都认为，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前提下，肉体的融合才会是健康的、理智的和幸福的。”我挖苦地说：“既然这样，你们怎么又分手了呢？”他说：“那是因为她要求我一个星期不要回家，一个星期都待在她那里，这怎么可能呢？太霸道了。”
我说：“那么以后呢？以后你是不是还想继续你的追求？”他说：“我不追求这个追求什么？想出国没钱也没门路，想当官没本事也没后台，想去基层豁命干他几年，再一步一步爬上来，老婆又不让走。那好，那咱就坐下来搞点学问吧，可人家在发展航天技术，在折腾商品经济，在办公司搞企业进军世界五百强，我只能捣鼓几篇研究汉藏史的文章，有什么意思呢？没劲，真没劲，现代社会是不需要了解历史对今天的意义和作用的。你知道，上大学时，我写过一篇《唐番古道流变考》，因为想发表在校刊上，还去校刊编辑的家里帮他打煤砖，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