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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獒的精神-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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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持一种近乎无条件的激赏与推崇的态度,这似乎背离一个严肃作家所应具有的独立的文化立场。

杨志军:我没有放弃文化批判的立场,无论是《藏獒》,还是《伏藏》,或是我过去的作品。《伏藏》本身就是反思文化、宗教和信仰的结果。但反思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揭露吗?摧毁吗?不是,是建树。因为我更在乎的不是历史的黑暗,而是灵魂的拥有、爱情的永恒、人性的魅力,是我们永远都在期待的光明和感动。从《藏獒》开始,我就认为建树一种心灵比摧毁一种心灵更迫切,也更艰难。用几天、几个月的功夫摧毁几百年的建树,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从“藏獒精神”到“西藏精神”,我就想努力建树一种具有普及意义的精神价值,建树一种人人明白的信仰理念。为了建树,我睁大眼睛盯着历史,有一点光辉我就要放大。因为这是照亮现代人心的需要,也是我和别人的不同。也许我的建树说服不了任何人,但我能说服我自己。没有信仰建树的冲动,就没有《藏獒三部曲》和《伏藏》。作家应该是悲情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就是这样放大了悬疑的价值。

为了建树道德信仰的媚俗,自然是一种伟大的媚俗

傅小平: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信仰真空的问题日益引起关注。这些年,明星、名人参道、信佛几成一种时尚,旅游爱好者去西藏朝拜的热度也一直不减。前阵围绕信仰的真伪之辩,道士李一辟缙云山清修的事件就闹得沸沸扬扬。这乍一看是大好事,人们至少对信仰的构建投注了自己的热情,但细想下,所谓的信仰,又似乎只是有钱有闲人士的特权。作为一个信仰的身体力行和忠实追随者,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杨志军:你说的都不是我理解的信仰,你说的是宗教,是急功近利的临时抱佛脚。有钱有闲人士的烧香磕头,和信仰从来不沾边。在我看来,人可以没有宗教,但不能没有信仰。宗教和信仰要分开讲,宗教归宗教,信仰归信仰。不是说皈依了宗教就等于有了信仰,信仰并不等同于宗教。皈依宗教是寻找一个集团,而皈依信仰才是真正的精神出路。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信仰首先关注的是人类精神的纯洁与高尚,是虔诚的自我奉献,而不是可耻的损人利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清贫、节制、利他、救度、和谐,等等,而不是相反。

我们这个时代并不缺少宗教,而缺少真正的信仰。我们需要一种更加大众化和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信仰,一种博爱、泛爱、兼爱的信仰。所以,我的主人公掘藏大师香波王子是个世俗的人,而非高僧大德;修炼“七度母之门”的古茹秋泽喇嘛甘愿放弃布达拉宫峰座大活佛的职位,去做一个改变家乡面貌的乡长;仓央嘉措最终由教主领袖变成了平民百姓,由宗教进入世俗,由佛性回归人性。信仰因此而更加纯粹、更加赤诚美好地凸显了出来。

傅小平:就信仰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再追问下去。或许因为信仰的难以界定和缺乏可操作性,它同时也容易被滥用。比如,我们有过社会主义信仰,这种信仰有段时间却成了盲从,最终导致了“文革”这样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正是冲破这种信仰,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人性得到了解放。然而,失却了信仰,我们却感到如此的茫然。

于是,我们开始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思想资源,“国学热”应运而生,曾经失落的儒释道的文化理想,似乎又从国学大师们活灵活现的宣讲中复活了起来。细一看,“国学热”热了那么些年,其实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民的素质,倒更像是成了一种时尚的争逐。其实,这也用不着奇怪,试问在我国,信仰即便是在我们从物质困境中解脱出来后,又何曾从实用和功利的色彩中被剥离出来过?

当然,你说的信仰,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信仰,是一种美好的设想。但以我看,信仰是否真是一件值得大力倡扬的事,也是值得警惕的。因为,信仰更关乎个体生命的完善,却不具有对他人的约束力。而群体性的信仰,可能使社会趋于完善,也可能导致恶果。对此,你是怎么考虑的?对于如何重建我们社会的信仰,你又有着怎样的思考?

杨志军:首先国学不是信仰,因为它先天缺少主宰灵魂的力量。国学因其古老而日益变成了一种学问和知识,而不是改变国民素质的法宝。是期待出了问题,不是国学出了问题。信仰要解救的首先是人的心灵,而不是物质困境。实用和功利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很多人把它当成了唯一追求和最高目标。

任何脱离人性、扭曲人性的信仰都不是真正的信仰。那么什么是人性呢?人性不是人的吃喝拉撒睡,所谓“食色性也”,是指人的动物本性。人性是人的道德性和社会性的综合体现。我们说“这个人坏得没有人性”,就是指他丧失了道德性和社会性。道德性好理解,社会性就是人和人、人和环境的理想关系。真正的信仰,不仅在乎个体生命的完善,更在乎一种平等、利他、尊重、包容、爱人的良好风尚。这不是我的发明,是包孕在西藏文化和历史中的不朽的精神价值观。

许多西藏人都能把日常生活和理想追求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你若问一个磕着等身长头、千里迢迢去拉萨朝拜的普通牧民:为什么要这样?他会告诉你:为了所有人的幸福。当他为全人类祈求幸福的时候,他自己也得到了幸福,那就是一种自足宁静的心境和一个好的来世。很多人一生都很干净,从心灵到举动:不贪、不恨、不起恶念,只做好事不做坏事,道德水准浸透在骨血里,自然而然地助人利他。这就是一种精神,精神来源于信仰。正是西藏让我有了坚持不懈地表达信仰的冲动,让我看到了实现信仰的可能和意义。

傅小平:在谈到为何写这本书时,你说你想通过《伏藏》来填补我们时代的精神空缺。你也说过,现在社会缺什么,就得补什么。这一方面凸显了你写作的救世情怀和使命意识。但也容易给人留下急于事功的印象,会让人认为这是你的一种写作策略,而非心灵使然。有人就把《藏獒》的走红,归结为迎合了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价值。当然,如果抛开这样的成见不说,你的使命意识反映到现实生活中也可能是悖谬的,比如你极力宣扬的藏獒精神,导致的却是藏獒成为一种富人的新宠。对于近于执拗的这么一种写作姿态,你自己是怎么理解的?

杨志军:藏獒成为富人的新宠,甚至失去原初存在的任何意义,说明真正的藏獒已经和新宠们区别开了。当我总结藏獒的特点,把它看成是一种精神符号时,就已经有了失去的悲哀。正是由于失去的悲哀,才让我那么激动地写了《藏獒三部曲》。契合这个时代的生存法则、精神趋向和主流文化价值,是我的愿望,可惜完全没有契合。难道我在《藏獒》中描写的高贵典雅、沉稳威严的藏獒仪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藏獒风格,大义凛然、勇敢忠诚的藏獒精神,已经成了我们的生存法则和精神趋向?要是那样,就太好了。可惜没有。正是因为空缺,所以才深深契合了读者的期待。为了建树道德信仰的媚俗,自然是一种伟大的媚俗,我倒是愿意扛在肩上的。至于是“写作策略”,还是“心灵使然”,我的新作《伏藏》会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作品,仅靠“写作策略”,只能越写越假。

傅小平: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是一个缺乏信仰的民族。要这么说,如果身处其中的个体有信仰,多半也是后天的修炼,而非基因和家族的遗传。在多年的创作中,你始终不渝地坚守信仰之道。我想问的是,你有信仰吗?如果有,那信仰又在何种意义上成就了你的生活和创作?

杨志军:写作,生活,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爱和信仰的确与物质世界是冲突的,精神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物质日益丰富的副产品,我们的焦虑就是无法在物质和精神之间找到平衡的支点,或者根本就没有这个支点。物质在膨胀,人欲在膨胀,道德却在沦丧,信仰却在消失。这就是我写《伏藏》的理由。我说过,精神的冲突每天都在以最激烈的方式发生着,而我们却毫无察觉。蝇营狗苟的人际以强大的力量拖累着我们,迫使我们用最明亮的眼睛去侦察最浑浊的事态。无聊纠缠着,庸俗纠缠着,乏味纠缠着。我们死了,精神早已在冲突之前就死得一干二净。这个世界上有多少行尸走肉,有多少没有灵魂的躯壳,我不敢数,一数就会把自己数进去。也许仅仅是为了当别人在清点行尸走肉时,不至于把我也算进去,我才想到了仓央嘉措,想到了“伏藏”。

傅小平:自《藏獒》走红以后,你一直深受媒体和图书市场关注。从一定程度上说,你是名利双收了。而你所倡导的爱和信仰,与物质世界多少是有冲突的。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很可能会面对类似晚年托尔斯泰所面对的难题。基于此,我想了解,你有着怎样的名利观?你对生活持何种态度?

杨志军:伟大的托尔斯泰应该是一切作家的榜样,但他在晚年陷入深深了自闭和忧郁,他其实非常绝望,他的离家出走和客死车站就是证明。我有时想,托尔斯泰挽救了数代人的灵魂,却没有能力挽救自己。他陷入信仰、家庭、妻子、庄园等精神和物质的冲突之中,痛苦地走完了一生。他和仓央嘉措的精神一脉相传,都是挚爱、博爱、大爱,为此有了我们早已忘却的“托尔斯泰主义”,有了我们赞唱不已的仓央嘉措情歌。

但他们都是典型的悲剧人物。他们的存在让我们恩爱、崇敬、向往、感动,却又让我们忧惧和害怕;他们是悲壮的,我们是悲怯的。写作有时候是寄托,有时候是逃避,有时候是谋杀自己。拯救的是别人,戕害的是自己。得之我幸,失之我命,随遇而安,随遇而喜。我常常处在虚无和幻灭之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启迪人的生活态度,能让自己平凡、平淡、平静地活着,就已经不错了。

傅小平:最后,来谈谈你的生活经历吧。你在青海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常年定居青岛。有意思的是,两个地方起头都是一个“青”字,给人一种纯净的感觉,跟着的“海”和“岛”似乎也有种内在的对应关系,用佛家的话说,这也算得一种因缘。然而,这份因缘,也有几分特别。你现在生活在青岛,青岛的生活经历却始终没有进入你的写作视野。而你远离了青海,笔触所及,却全是青海时期的生活记忆。这是为何?如果说,这两个地方是你生活和创作经历的两个重要关节点,不妨由从青海到青岛这样一种生活的变迁引发开去,谈谈你所走过的心路历程。

杨志军:我对都市有一种天然的排拒。生活在青海西宁时,我就很少感觉到都市气息的存在。乡村和草原、大山和大漠,似乎都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我的理性告诉我必须生活在城市,但感觉却常常放浪不羁地跑向远处的寂寞和荒凉。可是,一个人的一生怎么能不经历都市呢?当外面的喧嚣朝我频频招手时,我便从青海来到了青岛,十几年一晃过去了。我发现我仍然感觉不到都市气息的存在,不是它不存在,是我感觉不到。我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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