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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赋予了青岛先天的优越环境，但海洋文化通过人群表现出来的强悍形态并不特别显著。推动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所有合力的焊接，我此前表述的每一种文化元素，在被单独放大的时候都具有不可低估的能量，一旦汇聚在一起，却又奇怪地消解了各自的内力，它们无法形成海啸般的强势，共同席卷传统的惰性和因循的守成，因而也在心理和行动上拒绝着海洋力量的进入。关于青岛城市的文化缺失，我已在网谈中说到了八个方面，同时我也看到了一些让我惊喜并且给我启发的帖子，萧树、撒哈拉之心、三色云、少而又少、胡侃一刀、上海寂寞哲人、摩纳哥王妃、魔镜等等都在帖子里有过极其深刻的表达，大漠的沉痛尤其令我动容，他完全是以一个生活于斯的知识分子的情怀呼吁着城市的责任与良心，更多的网友呼应了这些声音，甚至在网谈过后，《青岛早报》也以几周的版面继续讨论着青岛文化，这些都昭示了一点：青岛文化确实有它先天不足的贫血症，所幸已经有人努力用自己的声音去传达一种责任，同时也警醒更多的人，为这个城市的文化生长担当走卒的使命。
网友撒哈拉之心表述过这样的意思：沿着海走，是行走，也是栖居。这样的一种漂泊状态，恰好诠释了海洋文化的真义。人类诗意地栖居是一种理想，中国城市的同质化在今天已经是一种常态，青岛要想独赋异禀，给人类提供一个诗意栖居的范本，起决定作用的大概还是人性和人心。的确，城市能够造就文化，文化更能造就城市。对于一个独立思考的城市生命而言，我唯一的期望就是，我们栖息的这座城市能够成为历史的光阴中最结实的文化存在。因为卓越的文化是一个城市最恒久的品牌。
三
在经过一年的沉寂之后（我相信海底的潜流仍在悄悄运行），由于我的一本书的出版，大漠又一次在网上发帖引发了网友的争论。一本书《藏獒》和一篇文章《现在谁还需要藏獒》，成为另一个更具有挑战意义的“知识分子公共性”话题的源起。我又一次体会到了惊讶的感觉。与此同时，我更为深切地感受到，在这个城市里，确实有一些因为责任而思考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声音也许孤独，但却有着最为纯粹的质量。
《藏獒》的出版所呈现的景观既是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的，在写作的路上走了很久，以后肯定还要走很远，我似乎找到了一种非常合适的表达方式。其实，《藏獒》的基本精神是我一直坚持和表达的，它们是我灵魂的支撑，也是我写作的支点，只是这次却有些令人惊讶的热闹。大漠在青岛新闻网发帖后，“现在谁还需要藏獒”成了网友们质疑文化现实的中心话语，同时再一次触及到了一个城市的文化命题。坦率地说，我很感谢网友们的关注和期待，但我也深知，这次的掌声不是给我一个人的，它是大家对一种精神的渴望的结果，我只是先于大家表达出来并且获得了真诚的认可。因此，此后由青岛早报、青岛作家协会、青岛书城发起组织的“《藏獒》作者读者见面会”就有了特别的意义，我把它理解为网帖的延续和现实的对接。随后又有网友继续在大漠的帖子里表达自己对“见面会”的看法，这一次，青岛新闻网作出了快速反应，加了版主说明重新置顶，于是，就有了关于知识分子公共性问题的激烈争论。
我的确没有想到，对一本书的讨论会牵涉出一个全球性的敏感话题，此次网帖的讨论，视角之开阔，语言之犀利，争论之激烈，在一般的评论中还非常少见，尽管参与的人不是很多，但关注的人却迅速攀升，点击率非常高。我再一次品尝了置身其中又置身事外的充当背景的滋味。
知识分子问题已被世界很多国家的专家学者论述，焦点一般集中在知识分子的含义、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等问题上，其实最基本的核心就是什么是知识分子？美国阿拉伯裔学者萨义德在他的《知识分子论》、英国学者保罗·约翰逊在他的《知识分子》中都对知识分子问题做过最直接尖锐的阐述，国内就我所看到的文章在论及知识分子问题时也有很多人承接了他们的观点。萨义德的知识分子理论一般被人引用的有四种含义，即知识分子为民喉舌，作为公理正义及弱势者、受迫害者的代表，即使面对艰难险阻也要向大众表明立场及见解；知识分子的言行举止也代表、再现自己的人格、学识与见地。他认为，知识分子才智出众，特立独行，秉持独立判断及道德良知，不攀权附势，不热衷名利，是对权势说真话的人。王岳川在他的《知识分子：思想命运与精神定位》一文中，依据其价值取向而非职业特性把知识分子分为四类，其中一类是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关注生命意义、依凭独立不倚的人格精神完成对社会的批判。撒哈拉之心大概也是偏重于萨氏的知识分子定义，并且热烈地推崇萨氏的行藏。而大漠关于知识分子的指向似乎更明确一些，他着重立足于本土，希望脚踏实地地为一个城市担负起力所能及的责任。照我看，这两种态度实际上都建立在对自己生活的城市的爱痛之上，正是有了这样的关切和目光，他们才以最大的热情和良心，寄希望于这个城市的知识分子焕发公共意识。
我很赞赏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以及他的知识分子实践，他是一个既有话语同时又付诸实践的典范，应该说，今天的中国已经很难找到几个像萨义德这样的知识分子了，因此2003年萨义德去世的时候，有很多人包括我都感觉到一团火焰熄灭了，他带走了这个世界上最具有穿透力的声音，也带走了知识分子心灵最猛烈的燃烧。萨义德的存在和离去，都沉重地影响着世界范围的知识分子对诸多问题的思考，也由此看出，一个知识分子只有在具有了公共性之后，他的声音才能对世界产生影响，他的言说才能在推进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放射光芒。
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在当下缺失已久，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专业知识分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的建树，许多专家和学者确实为人类知识的建构贡献着自己一生的心力。但是，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有些专业知识分子越来越专业化，在走出他们的专业领域后，对世界表现出一片茫然，在知识之外，社会责任、公共关怀、批判精神都如风过耳，更遑论为此所要付出的代价。我以为，当作家、学者、教授不再为真理而思考、而写作、而言说的时候，他们就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了。在遍布世界的危机面前，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言说勇气尤为重要，社会良知决定了你对公共事业的责任和参与，言说勇气则决定了你在思想与利益之间的取舍态度。我觉得，不管哪一类知识分子，无论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还是在社会领域，都应该具备最起码的公共意识，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更应该为弱势者呐喊。
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肯定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所知道的知识分子大多局限在学院、科技、新闻等单位，他们依靠体制生存和实现价值，享受着体制所带来的一切好处，吃穿不愁，如鱼得水，很难跨越体制的框限表示公共关怀；即使有一小部分人游离于体制之外，以纯粹的精神立场坚持言说的权利，也只能游走在社会的边缘。知识体制是一个庞大坚固的怪圈，一方面你必须是一个被体制认可的专业权威，你的声音才会有到达和影响社会的机会，而另一方面体制又不看好你在体制之外的批判声音，因此你的发言就不会非常自由。萨义德坚持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但是他的身份也没有能够脱离学院的局限。然而，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象征，他仍然给我们显示了特殊的智慧：我们可以尝试在知识体制之内与社会的链接。也就是说，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必须超越一己的私利，质疑既定的秩序，在精神上保持流亡的状态，以放逐者的心灵探索事实的真相，从而构成对公众事业的业余关怀。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公共角色似乎更难承当，也更需要是非坚持和责任言说的勇气，但却不是无法逾越的鸿沟。只要你坚持了一点点，就向真理靠近了一大步。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称之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但是我希望能够靠近这个目标。也许我不能像萨义德那样奔走呼号，影响大局，但是最起码我可以关注普遍的社会文化症候，用自己的声音传达和提倡社会应该守候的文化理想。一个时代应该有多种声音，一个城市也应该有异声的搅扰，这个声音会打破许多人沉醉的享受，会让许多人睁开蒙眬的睡眼。清醒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是一个城市选择文化方向的基本尺度，也是知识分子批判言说的根柢。我渴望生命的舒展，也相信生存于斯的众生都渴望生命的自由与奔放，然而这样的愉悦不会从天而降，它必须让我们经历痛苦的扬弃甚至撕裂才会走向实现的可能。正如大漠所说：“作家应该勇于承担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对一个城市的文化负责。文化的外延与范围应该进一步扩大，让尽可能多元的文化观和立场一起显现出来，来共同制造这个城市的文化繁荣。这样的公共参与也许会增加我们的负累，也许会让我们多一些骂名，也许还会让我们付出更大的代价，但是，当一个城市因为你的声音和牺牲而有所改变，并且让精神的领地能够广阔而持久地传承，我们的灵魂就获得了超越时空的安宁。”
一种文化的倡导不是某个个人的力量能够完成的，它必须而且肯定是众人合力的结果，但是首先每个个人都要有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那就是身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这种良心不是简单的道德良心，它是每个知识分子有勇气质疑和挑战世俗及既定生活秩序的底座，也是把握社会文化方向的矫正器。因此，一个有责任的作家就是要让自己的文化表达具有最大化的覆盖面积，不管接受与否，无论侮辱赞美，我相信，只要声音到达的地方，总会长出绿色的青苗，也许将来的某一天，还会连起一片参天大树。当然，这是我乐观的臆想，也是我对未来的祝福。
四
我注意到，在这两次网帖中，大漠有一个中心表达，就是作家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一个青岛作家的困境》和《现在谁还需要藏獒》都描述了作家面对世界的态度以及在现实中的思考与写作，所不同的是，前者表现了作家与现实的疏离，后者则阐发了作家对现实的呼应，两种态度产生了两种结果。这种言说正好契合了我对作家与现实的关系的解读，也成为我对自己写作态度的参照和反思。
作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据守独立的生命体验进行写作，这种体验里包括经历、阅历、思考、想象、情感等等，因此比普通的人群更能洞悉现实真相，直面社会文化危机，无论是体验还是写作，都是对现实的高度精神认知。这就决定了作家既要与现实保持距离，又要在现实中发现存在的痼疾并且勇于表达，不能流俗，更不能随波逐流。一个作家应该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