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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不明白汪曾祺、林斤澜为什么老爱模仿京腔说话，也不明白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为什么那么推崇老舍，但你到了北京，你就会发现老舍与这座城市是那样地融到一起，你会发现北京话是那么的迷人。
我常常听人说一本书、一个作家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有时候会觉得那是一种夸张。如果说谁的作品改变了我的一生，我自己觉得也有些矫情，可他又确确实实影响你的人生进程。比如我吧，两进北京，就是对北京城的一种迷恋，对北京文化的钟爱。第一次到北京是个青年，有闯天下的成分，1989年回到南京。12年之后，年近不惑，在南方已经过得上小日子，但北京在我心里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诱惑，有时候你会感到那种诱惑在心里燃烧，禁不住燃烧我又重返北京。很多人奇怪，我自己知道我的血液里有北京文化的基因，虽然这些年有到上海、广州、昆明和其他城市发展的机会，而且条件还不错，但我知道这些城市精神和我没有血脉上的联系，我宁可和那些刚分配的大学生住在一起。因为我能走在老舍写到的那些胡同里，呼吸到老舍小说里的空气，在北京的阳光和风里生活，哪怕有非典，有沙尘暴，那是一种宿命，也是一种关怀。
——王干
我和老舍说相声（节选）
老舍嘱咐我说：“说相声第一要沉得住气，放出一副冷面孔，永远不许笑，而且要控制住观众的注意力，用干净利落的口齿，在说到紧要处，使出全副气力，斩钉截铁一般迸出一句俏皮话，则全场必定爆出一片彩声，哄堂大笑，用句术语来说，这叫做‘皮儿薄’，言其一戳即破。”我听了之后，连连辞谢说：“我办不了，我的皮儿不薄。”他说：“不要紧，咱们练着瞧。”
相声里面的粗俗玩笑，例如“爸爸”二字刚一出口，对方就得赶快顺口答腔地说声“啊”，似乎太无聊，但是老舍坚持不能删免，据他看，相声已到了至美的境界，不可稍有损益。是我坚决要求，他才同意在用折扇敲打我头的时候，只要略为比划一下而无须真打。我们认真地排练了好多次。
到了上演的那一天，我们走到台的前边，泥雕木塑一般，绷着脸肃立片刻，观众已经笑不可抑，以后几乎只能在阵阵笑声之间的空隙，进行对话。该用折扇敲头的时候，老舍不知是一时激动忘形，还是有意违反诺言，抡起大折扇狠狠地向我打来，我看来势不善，向后一闪，折扇正好打落了我的眼镜，说时迟，那时快，我手掌向上两手平伸，正好托住那落下来的眼镜，我保持那个姿势不动，彩声历久不绝，有人以为这是一手绝活儿，还高呼：“再来一回！”
没想到胜利来得那么快，更没料到又一次浩劫来得那么急，大家的心情不对了，我们的这一次合作成了最后的一次。
——梁实秋
太平湖畔那一夜
文/舒乙（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父亲是清晨在后湖中被发现的。一位住在附近的演员到湖边来锻炼身体，发现水中有人，离湖边顶多有十几步。演员看见的是一点点露出水面的后脑部。演员跑去喊人，附近没人，只有远处有几户湖边的渔民。人们终于七手八脚地把他打捞上来，放在岸边。他的全身已经很凉很凉。人们发现岸边放着他的上衣制服、眼镜、手杖和钢笔，制服口袋里有工作证，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和职务，围观的人们哗然，整个上午和中午，这里人山人海，当天，消息很快传遍了北京城外的西北角。市文联的人、地段派出所的人和法医都到了现场，不知是谁找来一领破席，把他盖了起来。
据公园看门人说，头一天（指1966年8月24日），这位老人在这里一个人坐了一整天，由上午到晚上，整整一天，几乎没动过。估计，悲剧的终了是发生在午夜。老人手里还拿了一卷纸。清晨，湖面上的确漂浮着一些纸张。纸张也被小心地打捞了上来，是手抄的毛主席诗词，字有核桃般大小，是很工整的父亲特有的毛笔字。字里行间还有没有现场写的什么遗言留下来，则又是一个更大的谜。因为他有纸，有笔，有一整天的时间，有思想，有话要说，而且他是“写家”。
那一夜，我不知道在椅子上坐了多久，天早就黑了，周围是漆黑一团。公园里没有路灯，天上没有月亮和星星。整个公园里，大概就剩我们父子二人，一死一活。天下起雨来，是蒙蒙细雨，我没动。时间长了，顺着我的脸流下来的是雨水，是泪水，我分不清。我爱这雨，它使我不必掩盖我的泪。我爱这雨，它能陪着我哭。我只是感到有点冷。我开始可怜起父亲来。算起来，他整整两天两夜没吃过东西，没喝过水。他大概也像我这样，在这里，呆呆地坐过一整天和半个夜晚，而这一整天和半个夜晚他是怎么过的呢？他的思想该有多复杂，多痛苦，多矛盾。他一闭眼，一定，一生都会呈现在他的面前；他一睁眼，又会什么都不是，一片空白。我不敢往下想，可是又驱散不了这些想法，于是，想想停停，停停想想，越来越混乱，最后只剩下替他感到难受。
街上已经没有什么车辆行驶的声音了，我想，母亲也许应该来了，我便站起来跑到大街上迎她。谁知，就在这当儿，母亲和火葬场的人一同坐着车到了太平湖。她不知道父亲躺在什么地方，她便喊着我的名字往后湖的方向走。她的急切的嗓音感动了公园看门人，经他指点才算把父亲抬上了去火葬场的车。等我赶到火葬场补办手续的时候，两位办手续的姑娘看着我递过去的“证明书”说：“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一级的人，他是这样被处理的第一位。”所谓“这样处理”，就是不得保留骨灰。
就在父亲被彻底遗弃，甚至连骨灰也一起被遗弃的同时，国外在对父亲的遭遇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准备授予他一项威望很高的文学奖。后来，父亲已经离开人世的消息被证实，这项文学奖授给了另一位健在的杰出文学家，依然是一位亚洲人。消息传来，人们又一次痛感：老舍先生的死的分量多么沉重。
直到死，父亲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问题。他心中所关心的，并不是后来被随心所欲地到处乱扣的那些大帽子，而是对人民的态度。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自己是无愧的。他用死去证明了这一点。
在父亲去世前二十多天，在人民大会堂，父亲遇见巴金先生，他郑重其事地向巴金先生说：“请告诉上海的朋友们，我没有问题。”他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参加运动的，同样，怀着这样的信念，他迎接了8月23日的风暴。正是这几个字构成了活跃在父亲大脑中的最后几个字。
父亲的死，是场悲剧，他的舍身反抗精神，他的悲壮气概，在那非正常的特殊条件下，有着巨大的震撼力量。他的死，抛出了一串大小的问号和一串更大的惊叹号，好像是告诫人们：你们错啦，错啦！
十八年后的1984年，当我和我的朋友们拍照完父亲舍身之地走出太平湖遗址的时候，城市的喧闹重新包围了我们，阳光斜照着德胜门楼，我突然想起了《茶馆》的结尾。王老掌柜和父亲自己的结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还有那舞台上象征着转机的阳光和眼前的阳光也是何等地酷似，我吐了一口长气，踏踏实实地感到：悲剧终于完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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