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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成千上万的人拥到文庙，局势完全失控。北京市副市长闻讯赶去，面对大火和狂热的学生，他无法搭救他们。老舍被打得头破血流，有人撕下一块戏装上的白绸水袖替他包扎，且被恩准第一个离开现场。可是回到文联，另一支几百人的红卫兵队伍已经等候在那里。他被抓到文联大门外水泥花坛上示众。
在红卫兵要他手举黑牌低头时，他却昂然扬起了头，并将黑牌愤然朝地下摔去。不料，黑牌碰到了一位红卫兵的身上。于是拳头伴着口号，皮带夹着唾沫，又挨了一顿揍。这时，有人说他是“现行反革命”，应当法办。（据说此人是作家浩然，意图是先将他从红卫兵手里救出，以免不测。）经过一番争夺，老舍被塞进了汽车。
红卫兵的拳头纷纷在车壳和车窗上敲打，尾随而去。在当地派出所里，中学红卫兵们，不少是女八中的女兵，又轮番打他，一直到深夜。临走时命令他第二天早晨拿着“现行反革命”的黑牌，到北京市文联报到。
第二天一早，他对三岁的孙女说了句“和爷爷说再见”，然后就离开家，到了城北的太平湖。
北京有好几个湖，为什么单挑了个城边人稀的太平湖？
老舍生于北京。一岁时，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老舍的父亲是一名守城的士兵，被侵略军的烧夷弹引起的大火烧死。农家出身、不识字的母亲靠给人家洗衣服、作针线活、当佣人，含辛茹苦养活一家，并咬牙挤出一点钱把老舍送进学校，使他成为舒家门里唯一识字的孩子。一九三二年，老舍为母亲购买了观音庵胡同的一所民居。老母去世之前的十年中，一直住在那里。现在，老舍要回家了。他要到母亲那里去。与观音庵仅隔一道城墙、一条护城河的太平湖是离家最近的地方。
太平湖公园是个自由进出的公园，据看门人回忆，老舍在那里呆了一整天，直到夜里才留下上衣制服、眼镜、钢笔、手杖，走向湖水，把他的绝望化成了行动。
八月二十四日早晨，红卫兵发现老舍竟敢违令，不去北京市文联向他们报到，便拥到老舍住处揪人。他的儿子舒乙闻讯赶回家，见从胡同口到院内、屋内，站满了手提皮带红卫兵。但是没人知道老舍在哪里。舒乙立即报告了国务院。数小时后，周恩来的秘书打电话给老舍夫人说，总理已派人四出寻找他。
这时，老舍应当还活着。但是，没有人想到偏僻的太平湖去找人。直到次日清晨一位演员到太平湖边锻炼身体，发现水中有人，从挂在树上的老舍制服口袋里的工作证，人们才知道大名鼎鼎的作家老舍死了。
北京文联的干部得到这个消息后费了大半天的时间商讨，才决定如何办。他们把舒乙叫去，给他一张公函，上面只有几个字：“我会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⒁凭这张纸，舒乙才能去为自己的父亲收尸，处理后事。
老舍是手握着一卷平素抄录的“毛主席语录”迈出生命的最后一步的。在他的尸体四周的水面上漂浮着陪伴他的，就是他手书的“毛主席最高指示”。
由老舍开始，许多人选择太平湖了结了自己。“短短的一星期内，它竟成为殉难者的圣地，有成十上百的人在这里投湖。”⒂周恩来总理得知老舍的死讯，找到原文化部部长茅盾，要他告诉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妥善安置老舍夫人。王昆仑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央常委，其实是个早在一九三二年就秘密加入了中共的党员，局外人不知道而已。但此时王已自顾不暇，不久便被党揪出，以“特务”、“反革命”的罪名打入监房。所以，老舍遗属再也无人过问。
中国人的苦难缩影
抗日战争时期，老舍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部主任。一九四四年，日寇逼近贵州、眼看要从南边打进四川时，老舍正在战时首都重庆，友人问他若日寇进川作何打算，他从容地回答道：“我哪儿也不去，北面是滔滔的嘉陵江，那里便是我的归宿！”后来，日本人没能进川，老舍也就不必投江自沉，看到了抗战胜利。
谁都料不到，二十二年后老舍在首都以投水自沉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抗战胜利后不久老舍即赴美国，在纽约完成小说《四世同堂》。书中的主角祁天佑（祈天保佑？）是以投湖的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所以舒乙后来说：“好像父亲在二十年前就为自己的死设计好了一个模式。”
老舍原名舒庆春，十多岁时自己把舒字拆开，以“舍予”作自己的字。所以至今中国的人物志中仍称他“舒舍予”。“舍予”与“舍身”是同义词。重庆——纽约——北京，沿老舍这条生活轨迹分析，可知他对舍身取义早有思想准备，而且，如果“舍予”，必定是投水自沉，不作他想！
老舍虽是在被红卫兵毒打之后自沉的。但他之所以老舍所以自沉太平湖，不是因为被打怕了，不是因为次日还会挨打，而是因为确信他的作家的生涯彻底结束了。
如果说四月里他流着眼泪对王莹叹息，他从美国归来前计划写的三部历史小说还只是“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的话，到了八月几乎全国所有的作家都成了斗争对象之后，他已毫不怀疑，那三部反映北京旧社会变迁、善恶、悲欢的小说，真真“永远无人能动笔了！”钟情北京如老舍者，在这痛心的事实面前，当然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
老舍父亲死于庚子年保卫北京之战，骨殖未得保存，在他的衣冠冢里埋葬的仅是他临死前脱下的一双袜子。老舍的遗骨也没有保存下来，他的骨灰盒里仅放了一副眼镜和一支笔。因为老舍之死属“自绝于人民”，骨灰不配被保留，这是当时中国的一条不成文法。
父亲死于世纪初的外患，儿子死于六十年代的内乱，舒氏两代的悲惨结局，正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的苦难缩影。在新世纪到来前夕，为文记之。
老舍与《茶馆》
老舍的女儿舒云女士撰写了“老舍与《茶馆》”回忆录，读来思绪万千。今择之，共“品”味。
老舍写《茶馆》一剧，有他的前因后果。
老舍是当代著名的剧作家，但是他对自己的剧本，从不作高的评价，他只有一个优点，就是“勤快”。此话不假，正是老舍夫人胡艬青在整理老舍手稿时，发现仅一部《春华秋实》，老舍写了五十多万字，化了七、八个月时间，一遍一遍的改，一共改了十遍，说明他写作的谨慎、郑重，所以他写出的作品，份量很重，在国内、外具有深远的影响，这就是治学“勤快”的哲理。
老舍写《茶馆》剧本，那就在“三反五反”后，老舍刚写完一个话剧———《方珍珠》时，成立了北京市文联，老舍当选为文联主席，周恩来总理特地赶来祝贺，并问老舍下一步的创作计划，老舍说：“打算写一部龙须沟变迁为题材的剧本，通过新旧对比，歌颂新社会。”并说：“已讲好明天去金鱼池、龙须沟等实地采访”，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并鼓励老舍说：“对，一定要去……等着看你的好戏。”从拟题、采访、脱稿，老舍仅化了一个月的时间，毛泽东主席经周恩来总理的推荐，在北京怀仁堂就看了这出戏。！“#！年！月！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因《龙须沟》的创作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也可以说，这是老舍艺术生涯的顶峰。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主席提出文艺界要贯彻“双百”方针，于是激发了老舍更广泛的思路，因此写出了闻名于世的不朽之作———《茶馆》。老舍有了习惯，每个剧本写好后，都要念给大家听，一直到每一句话都顺嘴了，才定稿。正是老舍的儿子舒乙曾说：“人艺（指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导演、演员等）这帮人可了不得，简直是天生的艺术家，他们不满意别的几场，众口一声说《茶馆》这一场好，就按这个写”，话还没有说完，老舍一拍巴掌：“说对了，我就写个《茶馆》。”《茶馆》这三场戏，几乎是一气呵成，取材于清代光绪年间一家老茶馆的变迁，写出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潮失败的教训。从戊戌政变“流产”到！“％”年北平（今北京）解放前夕……剧中各种人物，凡是有点事业心的人全部惨败，最后《茶馆》老板被逼自杀而告终。
那知这出戏一拿出来，差点儿被“枪毙”，一些所谓“文艺批评家”，“政治评论家”直摇头，说是为“旧社会招魂”。一些报刊也相继刊出抨击文章，说什么“在政治那么走红的时代，和政治结合得太弱了。里面没有共产党员？行吗？”弄得老舍也无可奈何，只好去找周恩来总理，那知周恩来总理很欣赏《茶馆》这出戏，尤其是第一场，“气魄大，艺术性高，演员演得逼真”。周恩来总理认为：老舍写的《茶馆》，肯定地告诉人们一些什么。不是站出来空喊口号，它没有写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只写了几个小人物，但那里面有真正的哲学，居然把抗战、解放这些意思传递了，让观众自己落泪，自己感动自己。最后周恩来总理肯定地说：“可以演，应该演，《茶馆》是部好戏，是艺术品，传达很深刻的思想内含，可以证明蒋介石那个政权不行，也告诉青年人过去旧社会多么可怕，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戏不能‘枪毙’。”在周恩来总理的“保护”下，《茶馆》这出戏照演不误。
那知到了十年动荡的“文革”，《茶馆》这出戏也遭劫难，被禁演了，更令人心痛的是，我们敬爱的老舍，就这样被活活折磨而死。
打倒“四人帮”之后，头一个出版的老舍著作———《老舍剧作选》，头一个上演的剧目———《茶馆》。当初，胆子还很小，先演几场“试试”，那知这一“试”，就下不来“台”了。“人艺”马上赶排了三场的《茶馆》，轰动一时，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访问欧洲演出的《茶馆》，那是中国话剧第一次走出国门。观众的热闹场面休提了。谢幕达三十多次之多，观众还依依不舍离去。
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
文/文洁若
沈从文于1988年去世后，把他的作品译成瑞典文的倪尔思。奥洛夫。埃里克松在悼念文章中写道：“1988年秋瑞典出版的两本选集都引起了人们对沈从文作品的很大兴趣，很多瑞典人认为，如果他在世，肯定是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最有力的候选人。”注关于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消息，至今未见诸文字，但我认为是可信的。
一九七八年，挪威汉学家伊丽沙白。艾笛由于研究萧乾的长篇小说《梦之谷》，开始和他通信。转年初春，她为了研究“易卜生与中国”，专程访华。当时我们住在天坛南门东二楼六单元303室。萧乾于三月间拿到一纸改正书，社会活动多起来了。所以艾笛女士光临舍下之际，我特地回家来帮忙照料，招待远客。
萧乾事先提醒我，要多听少说，不要插嘴，免得打断他们的思路。不知怎么一来，艾笛女士忽然把话题转到老舍差点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上。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