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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玛丽－苏·布拉沃在漫不经心翻阅大峡谷《民族报》的时候，得知那个写过著名的但后来让人泄气的克劳斯·哈斯声明的记者已经失踪了。这是《民族报》自己说的，同时也是惟一对失踪消息作出反应的报纸；这是一则模模糊糊的地方消息，感兴趣的人似乎就只是办《民族报》的人。这条消息说，霍苏埃·埃尔南德斯·迈尔卡多，这是那位失踪记者的姓名，已经失踪五天了。他负责撰写圣特莱莎妇女被害事件的文章。三十二岁。原出生在首都墨西哥城。十五岁起移居美国，后来加入美国籍。出版过两本诗集，用西班牙语写成，由埃莫西约一家小出版社出版，可能是自费出的书；还发表过两部剧作，用奇卡诺语或是西班牙语和英语的混成语写的，发表在得克萨斯州一家杂志上——《窗口》；混乱的杂志内部隐藏着一群无法预言他们未来的混成语作家。作为《民族报》的记者，他写过一系列关于地区临时工的文章；打短工是他父母熟悉的工作，他本人也干过。他是自学成才的，很了不起。这是这条消息的结束语。玛丽－苏·布拉沃心里想：不像消息，更像一则讣告。
12月3日，有人发现了一具女尸，地点在马伊多雷纳区的一片荒地上，通往蓝村公路附近。身上有衣服，外部没有暴力的迹象。后来查明了她的身份叫胡安娜·玛琳·洛萨达。据法医说，死因是颈椎骨受伤。就是说，有人拧断了她的脖子。负责办理此案的是检察员路易斯·比利亚塞尼奥尔。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传讯死者的丈夫，随即将其拘捕，理由是有杀妻嫌疑。胡安娜·玛琳住在森特诺区，那是个中产阶级居住区，生前在电脑专卖店工作。据比利亚塞尼奥尔的报告说，死者的被害地点可能是某个住宅，不排除她自己家中，后来被抛尸野外。不清楚是否被强奸，但对阴道检验后，发现死者最近二十四小时有性行为。据这位检察员的报告称，胡安娜可能与一位计算机老师有婚外情，该老师的工作地点就在她商店附近的学院里。另有说法是，她的情人在圣特莱莎大学电视台工作。丈夫被拘留两周后，由于证据不足而被释放。案子没破。
女众议员阿苏塞纳说：凯利从索诺拉州圣特莱莎失踪了。自从那次她打电话给我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她。她的合作伙伴给我打电话，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跟我联系上的。那女人年轻，长得难看，但是爱凯利。她告诉我，凯利在两周前就应该从圣特莱莎回家了，可她没回来。我问她是不是跟凯利用电话联系过。她说，凯利的手机不通。她说，呼叫，呼叫，再呼叫。就是没人接听。我看凯利有可能上了感情的贼船，有可能会消失几天；实际上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但是，我认为她不可能不给合作伙伴打电话，哪怕仅仅是说明一下她不在期间生意应该怎么办。我问那女子是否跟圣特莱莎的客户联系过。她说联系过了。据那个跟凯利签了合同的男人说，晚会后，凯利去了飞机场，去乘坐圣特莱莎到埃莫西约的航班，打算从那里换乘去首都的飞机。我问那女人：这是哪一天的事情？她说：两周前。我那时想像着凯利一定是哭哭啼啼的样子，贴着话筒，穿着整齐，但不漂亮，脂粉上有泪痕。后来我还想，这是凯利第一次给我打电话，第一次这样谈话，我就担心了。我问那女子：你给圣特莱莎各大医院打过电话吗？报警没有？她说：打了。没人知道情况。那女子尖着嗓门说道：凯利离开牧场就去机场了。就失踪了，消失不见了啊！她从牧场出来？她说：晚会的地点在一个牧场里。我说：那就是说有人送她去机场了。那女子说：没人送。凯利自己租了一辆车。我问：那车子呢？在什么地方？她说：后来有人在机场停车场找到了。我说：这么说凯利到了机场。她说：可她没上那趟航班。我问那女子雇佣凯利的人的姓名。她说是萨拉萨尔·克莱斯波家族，还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我对那女子说：看看我能调查出来点什么吧。实际上，那时我以为凯利过不了多久就要露面的。可能堕入情网了，从事态发展的情形看，几乎可以肯定是找了一个有妇之夫。我想像着凯利在洛杉矶或者旧金山的情景，这对于偷情的男女来说是两座理想的城市。于是，我就尽量冷静对待此事，耐心等待吧。可是一周后，她那女合伙人又给我打来电话了，告诉我仍然没有凯利的消息。她对我说起有一两份合同要违约了，她不知如何是好，一句话，觉得孤立无援。我想像那女子心慌意乱地在那黑暗的办公室里乱转悠的样子。我感到震动。我问她：圣特莱莎方面有什么消息？那女子早就跟警方谈了。可是警方什么也不知道，或者什么也不想说。警察说：仅仅就是失踪了呗。那天下午，我在办公室给一位可靠的朋友打电话，他从前为我工作过，我介绍了情况。那朋友说最好当面谈，于是我俩约定在一家名叫白脸的时尚咖啡馆见面。我不知道这家咖啡馆是不是还在，或者已经关门。您也知道，墨西哥的时尚或者烟消云散，或者像人一样躲藏起来，没人惦记时尚。我向我的朋友说明了凯利的事情。他提了几个问题。在记事本上写下了萨拉萨尔·克莱斯波，他答应晚上给我来电话。分手后，我上了自己的车，一面想要是换了别人早就吓坏了。可是，我惟一的感觉是愤怒，越来越强烈的愤怒，艾斯基维尔家族几百来珍藏的全部怒火，忽然之间在我的神经系统里安营扎寨了；我还怀着愤怒和内疚的心情想到：这样的怒火或者勇气早应该点燃，不应该如此被个人友谊推动，或者促成，不知这个词用得对不对；虽说这个人友谊肯定已经超出了个人友谊本身的概念，而是还由我自从懂事以来见过的大量事情所推动。但是，我哭着，咬牙切齿地说没用，没用，没用；生活就是这个鬼样子。那天夜里，大约十一点，那位朋友给我打电话，首先问我的电话是不是安全。我立刻想到：坏了，肯定是坏消息。但不管怎样，我的态度再次镇定下来。我说：电话绝对安全。于是，朋友说，我给他提供的姓名（他有意回避说出）是个银行家，专门给圣特莱莎团伙洗钱，据他的情报，也叫索诺拉团伙。我说：明白。他说那位银行家的确在郊区有牧场，不仅是一处，而是多处；可是，据他的情报说，凯利在圣特莱莎的那几天，没有一处牧场举办过晚会。就是说没有公开的晚会，没有什么社交拍照之类的东西。明白吗？我说：明白。朋友又说：那位银行家，据他和知情人了解，跟党有良好关系。我问：关系特别好吗？他低声说：属于殷勤款待的那一种。我追问道：殷勤到什么程度？朋友说：很深，很深。最后，我俩互道“晚安”。接着，我陷入了沉思。“很深”在时间上的概念就是很久、很久了，根据我们使用的暗语来说，就是几百万年以前，就是恐龙时代。我猜想：这革命制度党里的恐龙会是哪些人呢？有几个名字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想起来了，其中二人是北方人，或者在北方有买卖。这二人我都不认识。片刻间，我在想一个普通朋友。但我不愿意让任何朋友卷入什么麻烦。那天夜里，我记得那天夜里就像是两天前的事情，而不是几年前，天空漆黑，没有星星，没有月亮，这个家里，这所住宅静悄悄，连住在花园里的夜鸟都不歌唱，虽然我知道我的保镖就在附近，大概在跟我的司机玩多米诺骨牌；还有，如果我按铃，马上会有女佣露面。第二天一大早，一宿没睡觉，我就乘坐飞机去了埃莫西约，然后转机去圣特莱莎。当有人报告市政委员会主席何塞·雷夫西奥先生女众议员艾斯基维尔·布拉达等着他时，主席立刻放下手上的事情，立即出来接见。可能是因为从前我俩见过面吧。不管怎么说，我不记得他了。我一看见他面带笑容，像小狗一样殷勤周到的样子，就想给他一记耳光。但是，我忍住了。他就像那种前腿直立摇头摆尾的小狗，不知我是不是说明白了。塞尔希奥说：很明白。后来，主席问我是不是用过早餐。我说没有。他派人送来一份索诺拉风格的早点，一份边疆地区的早饭。我俩等候饭菜的当口，两名身穿侍者的公务员忙着在他办公室的窗户旁边摆放桌椅。从那里可以看到圣特莱莎老城广场人来人往的情景，有的为工作，有的是消磨时光。我觉得这是个可怕的地方，虽然有光线，像是金黄色，上午淡黄，下午深黄，仿佛黄昏的空气里充满了来自沙漠的尘土。饭前，我对主席说是为凯利·里维拉的事情来的。我说：凯利失踪了，希望能找到她。主席叫来了秘书，命他记录在案。众议员，您的女友叫什么名字？凯利·里维拉·派克尔。又问了一些别的问题：失踪日期，居住在圣特莱莎的原因，年龄，职业，等等。秘书一一记下我的话。我回答完问题，主席吩咐秘书快去找检察员领导，一个什么欧尔迪斯·雷伯耶多，请他马上来市政府。关于萨拉萨尔·克莱斯波，我一句没说。我打算看看事态的发展。随后，我和主席开始吃牧场风味的煎鸡蛋。
玛丽－苏·布拉沃请求编辑部主任让她调查《民族报》记者失踪事件。主任回答说：埃尔南德斯·迈尔卡多可能彻底疯了，可能在图巴克国家公园里漫游呢，也可能在巴塔哥尼亚湖畔国家公园闲逛，边吃浆果边自言自语呢。玛丽－苏说：这两处公园里没什么浆果。主任回答说：那就流着口水自言自语吧。但是，最后他还是同意委派她去做这个报道。她先到了大峡谷，那里是《民族报》所在地，找了社长谈话，那人像个打短工的；找了写过埃尔南德斯·迈尔卡多失踪消息的记者——是个十八岁（也许十七）的小伙子，对记者的工作非常认真。后来，她在小伙子陪同下去了索诺伊塔，到了埃尔南德斯·迈尔卡多家里。小伙子使用一把说是存在报社办公室的钥匙，可玛丽－苏觉得像是一把撬锁铁钩，开了房门。还去了治安官办公室。治安官说埃尔南德斯可能在加利福尼亚。玛丽－苏想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认为。治安官说：这个记者身上的疑点太多了（比如，欠了六个月房租。房东想把他赶走），他在报社的收入勉强才够吃饭。小伙子不得不承认治安官的话是对的，他说：《民族报》工资少，因为它是老百姓的报纸。治安官笑了。玛丽－苏想知道埃尔南德斯有没有汽车。治安官说没有。埃尔南德斯如果想要离开索诺伊塔，他就得去乘坐公交车。治安官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他送玛丽－苏去公交车总站，打听埃尔南德斯的去向。但人们的回答是混乱的，没有用处。据一个老售票员、一名司机和几个乘客说，埃尔南德斯乘车和不乘车的可能性一样多。离开索诺伊塔前，玛丽－苏想再次看看埃尔南德斯的家。一切都原封没动，看不出有暴力的痕迹，为数不多的家具上，积满了灰尘。玛丽－苏问治安官是否打开过埃尔南德斯的电脑。治安官说没有。于是，玛丽－苏信手打开电脑，查阅记者兼诗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