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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切都会老化，光辉未来加上为创造这样的未来而作贡献的英雄加上将来享受这一未来（共产主义的独创性）的男孩或女孩，这样的公式也老化了。就在这个时候，鲍里斯·安斯基认识了伊万诺夫。这时，伊万诺夫已经不是热门作家，他的长短篇小说，很多人认为徒有其表、难以卒读，已经无法引起读者的热情了，昨日的辉煌不再了。但是，伊万诺夫继续写作，继续发表和出版，继续每月凭借那些陈腐的看法领取工资。他仍然还是党员。属于革命作家协会成员。他的名字出现在苏联官方的作家名单上。在外人眼里，他是个幸福的人，自由自在，在莫斯科上等住宅区的楼房里有一套宽大、舒适的房间，时不时地跟不太年轻的妓女睡上一觉，跟她们一起唱歌哭闹；每个星期至少有四次在作家和诗人餐厅吃饭。
但是，在内心世界里，伊万诺夫觉得自己缺点什么。缺乏关键性的一步，缺乏勇敢的搏击。缺乏这样的一刻：像毛毛虫带着别离的微笑那样化做蝴蝶。就在这个时候，年轻的犹太人鲍里斯·安斯基出现了，带来了一些荒唐的想法、对西伯利亚的看法、深入蛮荒之地的经历、一个十八岁小伙子才会有的野性经历。可是，伊万诺夫也有过十八岁的时候啊，却一点也没经历过鲍里斯·安斯基的故事。他想，也许这要归咎于他是犹太人，而我不是。他很快放弃了这个想法。他想，也许是因为他的无知。也许是因为性格冲动吧。他想，也许是因为他瞧不起一种生活、包括资产阶级生活的规范吧。于是，他开始思考那些青年艺术家或者伪艺术家，如果就近观察他们，会觉得令人恶心。他想起了马雅可夫斯基［23］，跟这位诗人见过面，谈过一两次话；想起了马雅可夫斯基强烈的虚荣心、一种可能是隐蔽的虚荣心，想起了这位诗人缺少对他人的关爱，对他人无兴趣，对名声的无限追求。接着，他又想到了莱蒙托夫［24］和普希金［25］，被人们吹成了明星大腕。还有尼金斯基［26］、古洛夫、纳德松。还有布洛克（他见过此人，感觉令人难以忍受）。他想，后面这几位是阻挠艺术进步的障碍。这些人自以为是天上的太阳，会照亮四方；可他们不是太阳，仅仅是转瞬即逝的陨石；实际上，没人搭理他们。他们卑躬屈节，但不觉得耻辱。但是，到了最后，他们被钉在了永久的耻辱柱上，是真正的耻辱，被打翻在地，受万人唾骂、谴责和除名，让后世学会什么是真正的耻辱，真正受到了羞辱。
伊万诺夫认为，真正的作家、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创作者，首先应该是有责任感和理智成熟的人。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善于倾听，善于在恰当的时候采取行动。应该合情合理地抓住机会以及适当地表现出学问。学问太多容易招人嫉恨。太投机取巧遭人怀疑。真正的作家应该是心平气和的人，有判断力的人。绝对不抬高嗓门说话，绝对不挑起争端。应该适度地和蔼可亲，应该不轻易树敌。尤其是不叫嚣，除非大家都叫嚣。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知道，他身后有作协、艺术家工会、文联、诗人之家。伊万诺夫常想：进教堂的头一件事是什么？是脱帽啊！咱们就不划十字了吧！行！不划了。咱们是现代人。但起码要脱帽呀！青年作家可是相反，进了教堂就是不脱帽，打死也不脱帽，真真令人遗憾。而他们不仅不脱帽，而且哈哈大笑，哈欠连连，搞同性恋，大放臭屁。有些人甚至鼓掌，喝彩。
但是，鲍里斯·安斯基要拿出来的东西，实在太有诱惑力，即使伊万诺夫再谨慎小心，还是不得不接受了。双方好像是在科幻作家的房间里达成的协议。
一个月后，鲍里斯·安斯基入了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伊万诺夫和作家的老情妇——玛卡丽达·阿法纳谢夫娜，莫斯科一家研究所工作的生物学家。在鲍里斯·安斯基的档案里，入党的那一天可与婚礼媲美。三人和另外加入进来的作家在作协餐厅举行晚宴庆祝；饭后，他们拉着玛卡丽达在莫斯科的贫民区闲逛，这女人已经烂醉如泥，几近昏迷状态。在一个棚户区里，就在伊万诺夫和那两个作家高唱失恋的歌曲、你再也见不到那样眼神的歌曲、你再也听不到的天鹅绒般柔情歌曲的时候，玛卡丽达醒了，用她的小手，隔着鲍里斯·安斯基的裤子，抓住了他的阴茎和睾丸。
她不看着他的眼睛，而是盯在他脖子到肚脐之间的某个不确定的地方，说道：“如今你可是共产党员啦，这玩意儿可需要坚硬如铁啊。”
鲍里斯·安斯基问道：“真的吗？”
玛卡丽达声音含混不清地说道：“别嘲笑我！我已经认出你是谁了。一眼就发现了你。”
鲍里斯·安斯基问她：“我是谁？”
“是个把理想和现实混淆在一起的犹太小子。”
鲍里斯·安斯基低声说：“现实有时纯粹就是愿望。”
玛卡丽达笑了。
她问：“那怎么把二者炒在一起啊？”
鲍里斯·安斯基说：“同志，要盯住火候，比如，特别要注意某些人士。”
她问：“哪些人呢？”
鲍里斯·安斯基说：“注意病人。比如，注意结核病患者。在医生眼里，结核病患者已经不可救药了，尤其是没有讨论的余地了。但是，这些患者自己，在夜里，尤其漫漫长夜，愿望就是现实，现实就是愿望。或者您看看那些无能者吧。”
她没有松开鲍里斯的生殖器，问道：“哪种无能？”
鲍里斯说：“当然是性无能。”
“啊！哈哈！”玛卡丽达叫了一声，嘲讽地一笑。
鲍里斯低声说：“性无能痛苦的程度跟肺病患者差不多一样，他们有欲望的感觉。那是一种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不能替代现实，而且会压倒现实的欲望。”
她问：“你认为死人也会有性欲吗？”
鲍里斯说：“死人不会有。但活死人会有。我在西伯利亚当兵的时候，认识一位猎人。他的性器官被挖掉了。”
玛卡丽达笑道：“性器官！”
鲍里斯说：“阴茎和睾丸。撒尿时靠一根麦管，蹲着或者跪着，劈开双腿。”
“明白。”玛卡丽达说。
“再说，这个人已经不年轻了；每周无论天好坏，都要去森林里寻找他的阴茎和睾丸。大家都以为总有一天他会死在暴风雪里；但是，经过几个月的出行，他总是还回到村子里来，总是带回来同样的消息：没有找到阴茎和睾丸。有一天，他决定不再外出了。好像一下子就苍老了许多：本来是五十岁的人，一夜之间，像是八十多岁的了。我们小分队离开了那个村庄。四个月后，我们又路过那个地方，打听那个没生殖器的男人怎么样了。村里人说，他结婚了，过上了幸福生活。我和同志们去看他，发现他正准备干粮，准备再次长期待在森林。样子不像八十，而是五十了。也许从眼神、面部表情、嘴唇和颧骨上看，更像四十岁的。两天后，我们离开了那里，我那时想，这个猎人成功地用愿望战胜了残酷的现实，用自己的理想改造了环境、村庄、村民、森林、白雪、阴茎和睾丸。我想像着他在针叶林里叉开腿、跪着撒尿的样子，向着北方、白色的雪原、暴雪走路的情景：身背套索，全然没有意识到我们所说的命运安排。”
“这个故事很美。”玛丽卡达一面松开鲍里斯·安斯基的生殖器，一面说道，“可惜我太老了。我见过的事情太多了，难以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鲍里斯·安斯基说：“不是信不信的问题。是理解和随后进行变革的问题。”
从那一刻起，鲍里斯·安斯基和伊万诺夫仍然各行其道，至少表面上如此。
鲍里斯这个年轻犹太人的活动多到了发疯的程度。比如，1929年，二十岁的他参加创办了一些杂志，里面从来没有他的名字，地点分别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斯摩棱斯克、基辅、罗斯托夫。他是想像之声剧团创始人之一。他曾经尝试出版赫列勃尼科夫［27］的遗作。他以一家从未面世的报纸记者身份采访了两位将军，图哈切夫斯基和布鲁切尔。他有过情妇，是医学女博士，名叫玛丽娅·萨米亚蒂娜，比他大十岁，是党的高级领导人的妻子。他还结交了格里高里·亚阔文——当代德国史大专家；他俩在遛大街时谈了许多关于德语和犹太人使用的意第绪语的问题。他结识了季诺维也夫［28］。他用德语写了一首关于托洛茨基［29］被流放的诗歌。他还用德语写了一系列格言式的文章，题为《对艾乌黑尼娅·博斯之死的思考》。艾乌黑尼娅·博斯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艾乌黑尼娅·格特利波夫娜（1879—1924）的化名。对此人，皮埃尔·布鲁埃［30］说：“她于1900年入党。1903年转入布尔什维克党。1913年被捕，1915年被流放，随即出逃，去美国避难；与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结党反对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方针。回国后，经过二月革命，她担任基辅起义和内战的领导人。是四十六人声明的签字者之一。1924年自杀以示抗议斯大林的迫害。”鲍里斯·安斯基还用意第绪语写了关于伊万·拉佳（1887—1920）的情诗，里面充满了外来词。伊万·拉佳是芬兰党的创始人之一，可能在党内高层斗争中被暗杀。鲍里斯·安斯基还阅读未来主义作家的作品、离心派作家的著作、意象主义的文章。他读过巴维尔［31］的文章，读过普拉托诺夫的早期小说，读过鲍里斯·皮利尼亚克的作品（一点也不喜欢），读过安德烈·别雷［32］的长篇小说《彼得堡》——让他连续四天失眠。他还写过一篇关于文学未来的论文，开头第一句是“乌有”，最后一句话还是“乌有”。与此同时，让他感到苦恼的是他跟玛丽娅·萨米亚蒂娜的关系；她另外还有一个情人——一个专门治疗肺病的医生，他能让肺结核病患者恢复健康啊！他大部分时间住在克里米亚半岛；他把玛丽娅·萨米亚蒂娜看成是基督的化身，穿白大褂、没胡须的活菩萨——会在1929年鲍里斯·安斯基梦中再度出现。鲍里斯·安斯基在莫斯科图书馆里不停地发奋。有时，只要一想起父母来，就给双亲写信。父母就满怀关爱、想念和勇敢地给他回信，因为父母勇敢地不说饥饿、物质匮乏——在昔日肥沃的第聂伯河流域居然会出现粮食短缺！鲍里斯·安斯基还有时间写了题为《兰道尔》的讽刺怪剧，取材于德国作家古斯塔夫·兰道尔［33］的最新故事，1918年兰道尔写下了《面对作家的演说》，1919年兰道尔因为参加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活动被枪决。同样是在1929年，鲍里斯·安斯基阅读了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刚刚发表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他觉得这真是一部优秀、杰出、难以忘怀的大作，看完后又到莫斯科图书馆去寻找德布林别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