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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努埃尔梦见了那张沙漠画。在梦里，他直挺挺地坐在床上，好像在看一个一米五见方的电视屏幕，能欣赏到发亮的静态沙漠，昏黄的阳光刺眼；看见了骑在马上的那群人物，他们的动作（马和人），几乎难以察觉，仿佛居住在一个与地球不同的世界上，那里的速度不一样，曼努埃尔觉得那速度太慢，虽然他知道多亏了这慢速，无论谁看画才不会变成疯子。接着，传来一些声音。曼努埃尔听见了。几乎听不清楚。一开头，只是单个音节，什么人发出的短促呻吟，好像落在沙漠上空以及旅馆和梦境中的陨石。有些只言片语他能辨认出来。“快，急，速度，轻。”这些单词像在腐肉里扎根一样，冲破画上的稀薄空气。有个声音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这就是我们的自由。“自由”一词，让曼努埃尔听起来像在无人的教室里抽鞭子。醒来时，浑身是汗。
在丽兹的梦里，她的倩影映照在两面镜子里。身体的正面在一张镜子里。后背在另外一张里。她的姿势微微倾斜。说她打算前进或后退，肯定都不对的。房间的光线昏暗，好像英国的黄昏。电灯都没亮。镜子里的形象是穿着准备出门的衣服，一套裁缝做的灰套装，真是怪事，因为她很少穿这种服装，头戴一顶小灰帽，让人回想起50年代的时装画报。很可能穿着高跟鞋，黑色的，但镜子里看不见。她的身体静止不动，让人想到“没有生气”和“呆滞”等词汇，但却促使她思考：离开好了，还等什么呀？为了摆脱两面镜子的映像，为了开门出去，难道还要等什么通知吗？莫非此前她听见了走廊里的响动？难道有人路过她门口时打算进来？也许是旅馆里走错房间的客人？会不会是服务台派来的职员，或者保洁女工？可是万籁俱寂啊，还有夜幕降临前漫长的宁静。忽然，她发觉镜中人不是她自己。她感到害怕和好奇，静静地观察是否仔细认真些就可能与镜中人吻合。她想，客观地说镜中人跟我一样，没有理由胡思乱想。我就是我！但后来，她看到了那个女人的脖子，发现一条肿胀的血管，好像要破裂，从耳后一直到肩胛骨才消失。这血管不像是真的，像是画上去的。于是，丽兹想：我必须离开这里。她扫视一遍房间，试图寻找那女人准确的藏身之处。但她无法看到。她想，为了反映在两面镜子里，必须恰到好处地处于入门与房间的窄窄通道上。但是，她没看见自己。等到看见自己出现在镜子里面的时候，发觉有了变化。那女人的头几乎难以察觉地在晃动。丽兹对自己说，我正在镜子里面啊。如果镜中人动一动，我俩就可以对视。我俩就可以互相看见对方的面孔了。丽兹握紧了双拳，等候着。镜中人也握紧了双拳，那努力的样子好像是超人一般。进入房间的光线颜色变得灰突突的。丽兹感觉大街上闹起了火灾。她开始冒汗了。低下头，闭上了眼睛。等她再次看镜子的时候，那女人肿胀的血管体积已经变大，轮廓开始依稀可见。她想，我必须逃走。她还纳闷：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在什么地方呢？她还想到了莫里尼。可只是看到了一把无人的轮椅，远处是一片黑漆漆、无法进入的大森林，过了一会儿方才认出那是海德公园。等到她睁开眼睛，那镜中人的目光和她的视线交叉在房间某个不确定的点上。镜中人的眼睛和她的一模一样。还有颧骨、嘴唇、前额和鼻子全都一样。丽兹哭了，认为自己因为难过或者恐惧而哭泣。她想，镜中人跟我一样啊，可她死了。镜中人露出微笑，接着，毫无过渡地变成了恐惧的表情。丽兹吃了一惊，看看身后，可身后没人，只有墙壁。镜中人再次冲她一笑。这一回，笑容之后没有恐惧了，而是深深的沮丧。接着，镜中人又笑了，然后是焦虑的表情，然后是冷若冰霜，然后是激动不安，然后是听天由命，然后是种种疯狂的表情，然后是再次微笑；与此同时，丽兹已经镇定下来，早就拿出小本子，迅速记下正在发生的一切，好像她的命运就写在上面，或是她的幸福就只能寄托于此，就这样一直熬到醒来。
当阿玛尔菲塔诺教授告诉欧洲三位评论家，他在1974年为阿根廷一家出版社翻译过《无尽的玫瑰》时，三位对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三位想知道教授是在什么地方学的德语，如何见到阿琴波尔迪的著作的，阅读过阿琴波尔迪的哪些作品，意见怎样。阿玛尔菲塔诺说，他的德语是在智利一家德语学校学的，从挺小的时候就进入了这所学校，到了十五岁不知什么原因去了一所公立中学。根据他的回忆，是在二十岁时，接触到阿琴波尔迪的作品，从圣地亚哥一家图书馆借阅的，直接用德语阅读了《无尽的玫瑰》、《皮面具》和《欧洲的河流》。那家图书馆只有这三本。《分叉的分叉》刚刚开始阅读，还没有看完。那是一家公共图书馆，由一位德国先生资助，生前他收藏了大批德语书籍，都捐赠给圣地亚哥努纽阿区的小区了。
阿玛尔菲塔诺教授对阿琴波尔迪的看法自然是好的，但距离三位评论家对阿琴波尔迪的崇敬程度尚远。比如，阿玛尔菲塔诺的看法与君特·格拉斯或者阿尔诺·施密特的看法一致。三位想知道他翻译《无尽的玫瑰》是自己的主意呢，还是受出版社委托。阿玛尔菲塔诺说是那家阿根廷出版社出版人的想法。还说，那个时候他能翻译什么就翻什么，另外，他还干着校对的工作。据他所知，那本《无尽的玫瑰》是盗版书，虽然后来才明白，可一直无法确定。
这时三位对教授已经相当和蔼了，于是问他1974年他在阿根廷做什么。阿玛尔菲塔诺看看三人，再看看自己手中的珍珠鸡尾酒，好像重复了多次的样子说道，1974年由于智利发生了军事政变，他被迫流亡，逃到了阿根廷。接着，他道歉说，这有些辩解的味道。他说，应该坚持斗争。但三位评论家没拿这话当回事。
丽兹深表理解地说：“流亡的日子肯定很可怕。”
阿玛尔菲塔诺说：“实际上，我现在把流亡看成一种自然运动，按照它的方式废除了命运或者一般认为是命运的安排。”
让－克劳德说：“流亡可是充满了艰难险阻、跌宕起伏的突变和反复地与过去决裂，妨碍了任何重要事情的完成啊。”
阿玛尔菲塔诺说：“这恰恰就是废除了命运的安排。请原谅我胡说。”
第二天早晨，三人看到阿玛尔菲塔诺已经在旅馆大堂恭候了。假如这位智利教授没来的话，三人肯定要互相倾诉那天夜里噩梦的内容，天晓得会暴露出什么故事来。可阿玛尔菲塔诺来了。于是四人一道共进早餐，商量这一天的活动计划。他们研究了几种可能性。首先一点是明白无误的，阿琴波尔迪没有去过大学。至少没去过语言文学系。圣特莱莎没有德国领事馆，因此这方面的计划就可以先排除在外。三人问阿玛尔菲塔诺，城里有多少家旅馆。他说，不知道，但一吃完早饭，很快就可以查明。
曼努埃尔好奇地问：“怎么查明？”
“问服务台呗。”阿玛尔菲塔诺说，“服务台应该有附近全部旅馆和汽车旅馆的名单。”
“当然了。”让－克劳德和丽兹说。
四人一面吃早饭，一面再次推测是什么原因促使阿琴波尔迪来这么个地方旅行。阿玛尔菲塔诺于是知道了此前他们三人中没有任何人见过阿琴波尔迪。他无法知道确切的原因，但觉得这故事很有趣。他问三人，既然阿琴波尔迪显然不愿意见任何人，那他们干吗还要找到他。三位评论家说，因为我们研究了他的著作，因为他重病在身，20世纪最优秀的德国作家不能跟深入研究他长篇小说的人谈话就离开人世是不公正的。因为我们打算说服他回欧洲去，他们这样说。
阿玛尔菲塔诺说：“我本来以为20世纪最优秀的德语作家是卡夫卡呢。”
三位评论家说，对啊，可20世纪下半叶或者战后最佳德语作家应该是阿琴波尔迪。
阿玛尔菲塔诺向三位发问：“你们看过彼得·汉德克［60］的作品吗？还有看过托马斯·伯恩哈德［61］的作品吗？”
哎哟，真讨厌，三位欧洲文学评论家心里说。从这一刻起直到吃完早餐，阿玛尔菲塔诺被攻击得体无完肤，简直像墨西哥名著《癞皮鹦鹉》［62］里的主人公。
在旅馆服务台，接待员给了四人全城旅馆的名单。阿玛尔菲塔诺建议，可以使用大学的电话，因为看来语言文学系主任奥古斯托·盖拉和三位欧洲文学评论家的关系很好，或者说系主任对三位评论家的尊敬是尊敬，但并非没有担心，而担心又不排除虚荣或者轻佻，虽然还应该补充一句：担心后面还埋伏着诡计。因为就算系主任盖拉的善意安排是听命于大学校长内格雷特的，但这安排的后面让阿玛尔菲塔诺看到：系主任盖拉打算从三位欧洲名教授的来访中捞取好处，尤其是如果考虑到未来是神秘的，你永远无法准确地知道道路在哪里拐弯，无法知道双腿走向什么怪异的地方！但三位评论家不肯使用大学的电话，而是回各自房间分头打电话。
为了争取时间，曼努埃尔和丽兹在曼努埃尔的房间打，阿玛尔菲塔诺和让－克劳德在让－克劳德的房间打。一小时后，结果非常令人泄气。没有任何一家旅馆登记过汉斯·赖特尔的名字。两小时后，四人决定不再打电话了，下楼去酒吧喝一杯再说。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家旅馆的电话没打了。还有就是郊区的一些汽车旅馆没联系。阿玛尔菲塔诺仔细查看了旅馆名单之后，对三位说：名单上的大部分汽车旅馆是钟点客房，或是变相的妓院，很难想像一位德国游客会光顾那种地方。
曼努埃尔回答说：“我们找的不是德国游客！是阿琴波尔迪！”
“是的，是的。”阿玛尔菲塔诺说道，可他的确想像着阿琴波尔迪在一家汽车旅馆里会有怎样的情景。
丽兹说：问题是阿琴波尔迪来这座城市干什么！讨论了片刻后，三位欧洲文学评论家得出了结论。阿玛尔菲塔诺也同意这个结论：阿琴波尔迪来圣特莱莎只能是看望一位朋友，或者为了创作下一部长篇小说搜集资料，或者这两个原因都有。让－克劳德倾向于看望朋友的这个可能性。
他推测说：“来看望一位老朋友，就是说，一位跟他一样的德国人。”
曼努埃尔说：“看望一位他多年没见到的老朋友，可以说自‘二战’结束后就没有见过。”
丽兹说：“可能是一位战友，对于阿琴波尔迪来说，是个意义非同寻常的人，此人战争一结束，甚至可能在战争结束前就下落不明了。”
曼努埃尔说：“但是此人知道阿琴波尔迪就是汉斯·赖特尔。”
丽兹说：“不一定，也许阿琴波尔迪的这位朋友根本不知道汉斯·赖特尔和阿琴波尔迪是同一个人，他只认识一个姓赖特尔的人，知道怎么样跟赖特尔联系和一点点情况而已。”
让－克劳德说：“可这并不很容易啊。”
阿玛尔菲塔诺说：“是的，不容易。他推测赖特尔自从1945年最后一次见面之后，就没换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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