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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地抒情，很有老一代粤语歌手的古雅风范。这场演出的主力是“人山人海”，里面有许多明哥扶植的新人，有创作才女卢凯彤，还有嗓音如封坛陈酒的陈浩峰。
第一天演出结束，他带我们去尖沙咀码头走星光大道。他很耐心地一个一个帮我们讲解，这个是粤语歌前辈，那个是武打明星。非常巧，第二天网上出现一个新闻，是CNN报道的世界十大失望景点，香港星光大道赫然在列。明哥看到新闻，还道歉说，太失礼了。
最后一场，我临时改变曲目，唱了《中国孩子》，明哥紧接着我，唱了一首卢凯彤写的温情含蓄的《绝色》。事后，明哥讲，没想到我会唱这首歌，他的情绪有些波动。不过他很开心听到这首歌的现场。我觉得自己有些抢风头，打乱了演出的整体结构。但明哥很包容。
离开香港的前夜，他带我们去吃火锅。他声称只要四分之一瓶的啤酒，就可以把自己灌醉。但他很善于劝酒，非常专业地要求把我带来的甜酒冰一个小时后再喝，听说我爱喝烈酒，还想去旁边的超市买威士忌。
临别，约定再见日期，也许是几个月后，也许是一年半年，可能在上海，也可能在北京。跟他相处，你会变得很淡然。与他话别，仿佛从那首《四季歌》走了出来。明天我们要向北飞，据说台风正逼近香港，“蚂蚁有洞穴，家有一扇门，门外有风呼呼叫”。
新民谣急先锋小河
在2011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一群中国人慕名而去，看写《北京欢迎你》的小柯，到现场一看，根本不是小柯，而是个叫小河的白头发怪物。小河刚唱了一首歌，前排一人就离席而去。这时，台上的小河展露他的独特个性：他一个箭步跳下台，拉住要走的人，说：“我刚开始唱，你干吗要走呢？”那人只好规规矩矩地坐回原位。等小河回到台上，闭着眼睛在音乐中达到高潮时，那人突然站起，大喊一声“再见”，跑了。
小河1975年生于河北邯郸，上面有两个哥哥，父母看着三个大儿子在炕上跑来跑去，发愁将来要盖多少间大瓦房才能给他们都娶上媳妇。小河的音乐之旅起于军营，那时他是个炊事兵，专业是和面蒸馒头。馒头蒸好，开始练琴。他那时的创作风格是军营摇滚，歌词都是“反战”、“可不可以吃饭前不集体唱歌”之类的题材。
他退伍后直接成了北漂，当过保安、琴行的销售员。后来他去了当时的音乐乌托邦“河”酒吧，并且出了他的第一张唱片《飞得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背上》。当时唱一场一百块。但他生财有道，自己开始写字，自创一个nuan（上男下女，平声）字，唱完歌，现场拍卖，十块起价，有时卖字收入比演出费都多。有人回忆，在“河”酒吧第一次看到小河：骑一个“二八”的破自行车，耳朵上挂一个存车牌，勾着京剧脸谱。一看就是个邪派高手。
民谣界忧伤的手风琴手、歌手张玮玮如此回忆他和小河的一次商演：话说那是一个滴水成冰的冬天，蓝岛商场门口做了一场开业庆典，玮玮老老实实地唱完了歌，小河上去，背对观众，开始漫长的调音，现场观众一片茫然。之后他忽然回身，好像刚刚看见台下有这么多人一样，说：“这大冷的天，你们站这儿干吗呀？赶紧回家吧。”
2005年，小河在798的“南门空间”策划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新民谣音乐会”，从下午六点开始，到凌晨两点结束。那时这些民谣歌手都还很嫩，参加的有朱芳琼、苏阳、左小祖咒、万晓利、周云蓬、马木尔……那也是第一次，“新民谣”的概念登堂入室。
2010年，在一次演出中，小河表演富士康跳楼事件，在两米高的舞台上，抱着吉他高喊一声“我后悔啦！”一跃而下，结果动作变形，当时就躺地上了，双脚骨折，疼得满头是汗。观众还兴高采烈地评价：演得太像了。过一会儿才觉得不对，赶紧送医院。小河从此开始了他的轮椅生涯。
小河在病床上也闲不住，做了一张病床唱片，里面有一首歌以寻人启事为题材，他说有个网，专门刊登寻人启事。他以那些启事为歌词，写了一首有关失踪者的震撼的歌。他声称自己在病床上终于有时间安安静静地看几天书了，我就送了他一本《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觉得挺适合他的。
有一天，小河开始拄着拐蹒跚地走路了。再过几天，拐扔掉，背着琴，开始在家里楼上楼下做负重练习。终于某日，小河过马路时，一辆车飞驰而来，他拔腿就跑，等到了路对面，小河惊喜地发现，自己会跑了。
今年六月末，众多民谣歌手在北京做了一场“河”酒吧十周年的纪念演出。那天，暴雨如泼，北京成河。但剧场内座无虚席，很多人是游过来的。小河是当天最亮点，他很体谅地停止即兴，唱了他第一张专辑里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而且把现场搞得像个相声晚会，每一首歌都充满了笑声和掌声。我感觉小河身上有一种丑角的气质，在台上很难严肃起来。他让我想起电影《大路》里那个吹小号的小丑。酒局上没有他，人们会觉得很寂寞。舞台上没有他，就像一个充满了正面角色的电影，略显乏味。
“野孩子”大河之上
“黄河的水不停地流，流过了家流过了兰州。流浪的人不停地走，唱着我的黄河谣……”这是“野孩子”乐队的经典曲目《黄河谣》。每一次他们的现场演出，此歌都是最后压轴歌曲，张佺、张玮玮、郭龙，坐成一条直线，放下乐器，肃穆地清唱，不炫技不讨巧，就那么诚实地一步步地夯实每个音符，仿佛背负着纤绳，把黄河拉进人的心里。现实中的黄河，又黄又干，气息奄奄。真正的黄河汹涌澎湃在梦里，在那些热爱它的人的歌声中。
二十世纪末，“野孩子”的创始人张佺、小索，从兰州西固区出发，扛着吉他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向北京。据张玮玮后来回忆，他刚见他们时，以为是俩搞重金属的：一身皮衣，长发蓬然，操着一口兰州话，跟他们这个组合的名字“野孩子”正相配。
张佺、小索初到北京，没有马上开始混圈子、泡妞、高谈阔论艺术理念。他们租了个地下室，每日早起，打开节拍器排练，一直到天黑，才出去吃饭。为了锻炼肺活量，还要跳绳跑步。北京虽然云集了上千个地下乐队，狼多粥少，但台上的真功夫决定一切。“野孩子”一上台，就很叫座，在各个地下酒吧红了起来。
记得我第一次听他们现场，在五道口的“嚎叫”酒吧。门口买票的人排着长队。我和几个搞乐队的看完全场演出，大家都惊了，两把木吉他，铿铿锵锵挟着西北的黄沙，滚滚而来，两个人的和声，像天上高飞的雁阵，不由分说地把你带到远方。
2001年，张佺和小索在三里屯开了一个“河”酒吧。这里类似地下音乐人的俱乐部，出没在那里的有小河、万晓利、马木尔等。你在台上演出，要格外一丝不苟，因为台下坐的都是歌手和乐手。“河”酒吧也成了中国当代即兴音乐的摇篮，比方说你刚有个音乐动机，但还没有想好，你就可以到“河”酒吧，借着几分酒意，抽着“都宝”，在台上把它完成，这可能比你在家苦思冥想的效果还要好。
据酒吧的创始人之一封杰西回忆，那时候，大家通宵地唱歌、喝酒，累了就坐在门外，然后天忽然就亮了。“废墟”乐队的主唱周云山回忆，说“河”酒吧好啊，那里有的是好姑娘。我认为，就像鸟儿为求偶歌唱，台下都是好姑娘，歌手当然会施展全身解数，拿出百分之百的劲头唱歌。
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因为经营不善，“河”酒吧于2003年倒闭。“野孩子”乐队也达到他们辉煌的高峰，2003年，他们参加了香港艺术节。据张玮玮回忆，演出快开始时，他透过幕布缝隙向外一看，吓他一跳：五百多人的场地座无虚席，观众都屏息以待。原本背了两百张专辑，想卖不了再拿回去。可由于演出现场太精彩，上半场刚结束，就全部卖光。几个人后悔啊，怎么没多带点儿。
这是内地新民谣乐队第一次到香港演出，大获成功。2004年，乌云飘来，主唱小索因得胃癌，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很多歌手、乐手在他弥留之际守在医院。据民谣歌手冬子回忆，小索有一阵清醒，拉着冬子的手说：一定少喝酒，别吃那么多方便面。尤其酒醉第二天，不要空腹喝可乐。言之凿凿，仿佛一个中了埋伏的战士告诫后来的战友。
小索去世了，朋友为他举行纪念音乐会。当初在“河”酒吧演出的以及看演出的都聚在一起，从八点一直唱到半夜两点。“野孩子”乐队也宣告解散。
有人坐在河边总是说/回来吧回来/可是北风抽打在身体和心上/远行吧远行
这是张佺后来写的歌，歌名叫《远行》。他只身去了云南，从昆明到大理到丽江，在那边娶妻生子。很多丽江的游客都曾在束河的大石桥看到他弹着冬不拉唱当年“野孩子”的歌。他的生活变得更简单，开始吃素，而且很少饮酒，乐器从六根弦的吉他简化为两根弦的冬不拉。张佺自己录制唱片，自己装帧印刷，自己卖。背上乐器行李，去北方南方巡演，像一个音乐货郎。这可能更接近于他儿时的梦想——边走边唱。
另一成员，张玮玮，立志要做一个忧伤的手风琴手。他先加入了小河的“美好药店”乐队，还曾经给左小祖咒、马木尔伴奏，用在哪儿都会发光，号称民谣界的“万能乐手”。他自己后来创作了很多歌，著名的《米店》都快成了丽江的市歌。
蒲公英各自飘，但总有机缘重聚。2011年，张佺、张玮玮、郭龙，三个“野孩子”当年的股肱成员重新走到一起，各自带了自己这么多年的生活经历和音乐体验，汇合成新的《黄河谣》。在2011年的西湖音乐节上，“野孩子”乐队重生。站在台上，遍插茱萸少一人，然而死者和生者都在音乐里。他们的音乐，不再年轻，但更有力量，更浑厚，充满底气。
冬天来了，他们住在大理的院子里，每天下午排练。三个老炮，准时准点，一丝不苟地排到太阳落山。郭龙打错了，张佺温和地看他一眼，他马上自我检讨：这个地方忘了。2012年他们会伙同周云蓬、万晓利、小河、吴吞再次参加香港艺术节。九年的光阴，淬炼出的音乐，日久弥新。
遥远的黄河还未干枯，唱歌的人继续向前。时光不会虚度，有音乐为证。
评头论足乐评人
歌手要跟乐评人搞好关系，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所以我们有很多做乐评人的好朋友，伟大的友情来自相互吹捧。其实中国的大多数乐评人都不会乐器，甚至很多人五线谱也不认识。但他们都是乐痴，每个乐评人都是一屋子的打口唱片。广州资深乐评人邱大立，初出江湖，就是一个卖打口带的。现在跟他漫步广州街头，他还经常指指点点：这个天桥，是当初“五条人”卖碟的地盘。邱大立用这种“非法传销”的方式，把“地下丝绒”、“平克·弗洛伊德”送到了千家万户。
我在树村住的时候，某天，邮递员送来两个大纸箱，拆开来一看，全是一套一套的打口经典。那些东西对于搞音乐的来说，犹如练武术的得到《九阴真经》。那就是邱大立从遥远的广州寄给我的。那时我们还没见过。后来几次去广州演出，都住在邱大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