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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形象（3）
主要决定是由父亲做出的。在经济领域，他的权力甚至还增加了。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北部，资产阶级妇女在管理家庭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充当簿记员、秘书甚至是像梅朗尼克？波雷一案中的工厂经理。然而到了19世纪下半叶，她们退回到家中，与工厂没有了任何关系。
涉及到教育尤其是儿子的教育及婚姻问题时，决定都是由父亲做出的。马丁？纳多的母亲认为儿子不必上学，因为她想尽快让他在田地里工作，而他父亲在这个稍微显示了一点开明的案例中做出了相反的决定。许多婚配是由父亲们做出的，而深受莫里哀喜剧影响的母亲们则站在了满眼泪水的女儿一边，比如雨果夫人在与雨果的奋战中便站在了阿黛尔一边。
在许多情况下，父亲的决定是基于科学依据和推理做出的。与女人的种种特点——虔诚、不可思议、多愁善感、容易感情冲动、疯疯颠颠——相反，男人、父亲应该时刻保持理智。以此为由，康德、孔特和普鲁东将父亲置于家庭之首，因为家庭太重要了，不能交给软弱的女人来处置。
出于同样的理由，丈夫有权监视妻子的交际、访客、旅行和信件。19世纪末，对于这个问题曾发生过一次较大规模的争论，争论暴露出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女权主义（其中也有一些男性）的发展程度及其局限性。实际上，当局根本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保护妇女的通信隐私，而且大部分地方官员还反对试图行使这项权利的妇女。1887年3月，《时报》要求读者就这一问题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发表了收到的众多来信。亚历山大？小杜马是一位坚决支持丈夫对妻子行使权利的人，他声称，“一位丈夫如果对妻子表示怀疑却犹豫是否打开妻子的信件，那就是蠢猪。”一位牧师还引用了教会学说：“丈夫是家庭的主人。”普雷藏泽在法律与现实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提出了了一种更为巧妙的观点。而朱利埃特？亚当和佩尔布吕娜夫人则明确站在自由这一边，但也有一些保留。亚当认为，日常生活与法国《民法典》是互相矛盾的，女人可以“为获得自由不顾法律约束”，可以“与母亲、姐妹、女儿和朋友通信”。佩尔布吕娜夫人强调，法理学家的逻辑“导致的结果就是使限制妇女在婚姻中精神自由的法律得以确立”，因此，这项法律需要更改。1897年，图卢兹上诉法院代理检察官在法庭年会上重新审查了双方观点，结论却是：丈夫的权力是合法的，大多数妇女乐意服从配偶的意愿从而得到保护。在判例法中，这个问题也具有很大的争议，其中一个涉及私人信件的保密问题，因为私人信件是不允许给第三方看的。这种保密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如果私人信件的接受方死亡，那么发信方可以要求退回信件。法官面临的问题就是判定丈夫是否应被视为第三方。
虽然男人经常不在家，他仍然控制着家中的一切。他有自己的房间：吸烟室，台球室——那是他们吃完饭后说话的地方，图书馆——因为书籍和对书籍的爱好仍然是男人的事情，办公室——孩子进去时没有不胆颤心惊的。据龚古尔兄弟称，圣伯夫只有在二楼书房，远离一楼唠叨不停的女人时，才感觉是真正的自己。即使是职业妇女在家里也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是公共场所在私人空间中的延伸。1897年，波利娜？海格吕…热尔高马尔成为了一家幼儿员的巡察员，当她丈夫朱尔在空荡荡的办公室做着白日梦时，她却在餐厅桌子上整理文件，这让她的儿子疑惑不解。
父亲的形象（4）
在沙龙里，角色进行了划分，位置也做了标记。康德将男性与女性的角色进行了非常严格的定义。在维克多？雨果的沙龙里，男人站在房间中央，妇女则环绕坐在男人周围，这可以称为当时的典型样式。男人在选择房间内部装饰时会比一般人想象的花更多的心思。根据有关礼仪的规定，当一位有教养的男人准备结婚时，他会和未来的岳母一起为新家选择家具。朱尔？费里“在给他哥哥的信中，花了很大篇幅诉说他希望将来与欧仁妮？里斯莱尔结婚后的新家应该是什么样的，包括窗帘和地毯的颜色”。费里是个纯粹的恋偶像癖，他教妻子如何穿着、选购帽子以及利用她的天然美貌。男人不仅在舞台上，而且在家庭中对女人显示出了优势。富裕男人就是伟大的收藏家，他们的家里放满了各种收藏品，充满了富于创意的想象。对于他们来说，内部装饰不是用来加固巢穴，而是用于创造一种形象的。
维克多？雨果梦想的家就是他那个世界的中心，因此也是整个世界的中心。流放到格恩西岛后，他购置了奥特维尔庄园，并亲自购买、洗刷和装饰了这个家。他妻子反对他这样做，对她姐姐倾诉道：“我不想拥有这些地产。”阿黛尔喜欢旅游，喜欢城市，并且清醒地意识到了根深蒂固的束缚以及她的孩子将会因没有玩伴而被迫忍受的孤独。“我承认，你的名望、使命感、品格使你选择了这座你置身其中备感荣耀的房子，我明白你的家庭因你而光宗耀祖，它不仅是你荣耀的牺牲品，而且也是你形象的牺牲品，”1851年她在给维克多的信中写道，“我爱你，属于你，也愿意服从你，但我不能做一个可怜的奴隶。有些情况下人是需要自由的。”作为家长，父亲像一尊神龛里的上帝塑像一样坐在那里。
雨果被儿子称为一个“温和的暴君”，但也可能是19世纪最为伟大的父亲之一。可以说他具有父亲所有的物质与精神印迹：慷慨而专制、虔诚而强大。此外，他也表现出了所有资产阶级男性所具有的愚蠢、渺小和人们所说的恐惧，同时还显示出了自私和残酷，他宁可将自己精神错乱的女儿送进私人疗养院，也不愿忍受她待在家中给家庭带来的耻辱。说到他女儿，他这样写道：“不幸可能会在任何时候发生。”亨利？吉耶曼则称，他似乎希望不幸能够降临一次，如果父亲的名誉受到损害，他的权力就可以达到杀人的地步，而在这种情况下，“杀害父亲”不再仅仅是一种书面符号，而成为生存的一种必要手段。
19世纪出现了许多高高在上、专横的父亲形象，许多具有创造力的男性将他们的家庭变成了工作室，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则成了秘书，这样的例子包括普鲁东、埃利塞？勒格吕以及*。从*与他的女儿以及他女儿们之间的通信中，我们可以了解许多关于他家庭生活的情况。她们崇拜他，他是一个体贴的父亲，但当涉及到她们的婚姻和职业时，他便会露出专制和爱管闲事的一面来。埃利诺尔事实上是被迫放弃舞台生涯，并宣布断绝与利萨加雷的关系，转而与阿韦林定婚的。她父亲比较欣赏阿韦林的社会主义倾向，但阿韦林最终背叛了她。埃利诺尔与疾病缠身、不理解她的*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后，加入了为自己父亲的名誉与欲望而献身的一群年轻女子的队伍当中。然而，通常就是这样的父亲为年轻女子打开了世界的大门，因为他的权力是男性权力中的最高形式，这种权力行使的对象包括任何人，但主要是那些弱小、受支配和受保护的人。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父亲的形象（5）
父亲形象是新教、犹太教、无神论者以及天主教文化的一部分。强大的父亲不仅是资产阶级独有的现象，也是整个社会的现象。对于普鲁东来说，父权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他将父亲身份解释为一种荣耀。作为一位年轻男人，他认为获得一个孩子的方式就是“向一个本来会将其诱奸的女子支付金钱补偿”。在41岁时，他与一个27岁的工人阶级妇女结了婚，她“简单、高雅、天真”，全身心地工作和履行自己的义务，“是个最温顺的动物”，他在街上看到她并给她写了封可以称之为标准情书的求爱信。他选择了他的妻子，用以代替他的母亲， “如果她还活着，我就不会结婚”，然而，“我没有爱，只是幻想有个家，幻想能够成为一个父亲……我的妻子给我的礼物是三个女儿，金色的头发、粉红色的脸蛋，由她们的母亲照顾，我心里想的全是她们。”他继续写道，“父权使我空虚的心灵得到了满足，”这就“像是我存在的放大，像是不朽”。
对于无产阶级男性来说，父权是使其财产和名誉永存的最基本方式。用父权和男子气来解释男性荣耀的那种传统乡村式方法被工人阶级沿袭，这种传统解释帮助塑造了他们的身份。
在私人生活的全部场景中，父亲去世是最为重大和意味深长的，也是小说和绘画中反复出现的一幕。临终之时已经不再是男人表达最后遗愿的时刻，而是有相关的法律规定。这一幕也是最后告别、权力移交、大型聚会和宽恕调解的时刻，同样也是新的仇恨的源泉。
母亲则要小心谨慎地死去。丈夫已经去世，她独自一人，年老体迈，看着自己的孩子离开家。一般来说，她无权掌管房产或储藏室的钥匙。在热沃当，母亲被视为是由自己丈夫的继承人供养的人，而这位继承人在给她和她的其他孩子提供食宿时可能会显得非常吝啬。
当一位父亲即将死去时，他“将孩子召至床前”，就像是神话一样。在里尔，卡罗利娜？布拉姆亲眼见到了被人称为“好父亲”、一个王朝的建立者老路易斯？布拉姆之死。长期不和的兄弟们聚在布拉姆床前。卡罗利娜在日记中描述了这一幕：“‘好父亲’亲吻了我们，然后将我父亲和叔父叫到身边，给了他们几本书，吩咐了一些公务上的事，推荐了他的一些奴仆。他的脸上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神圣之感。”普鲁东的父亲是一位贫穷的木桶匠，死时却选择了一种高贵的方式。他邀请亲戚和朋友来吃饭，饭后向他们道别：“我想在死去之时有你们陪伴在我左右。现在请给各位上咖啡。”
对于所有家庭来说，父亲去世都是经济和感情上的一次打击。正是这件事使这个家庭瓦解，使其他家庭得以形成，使人们以不同的方式生活。因此在一些家庭中，有些成员是渴望父亲死去的，因此法律对弑父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这是一种该受天谴的行为，宣判无罪几乎不可能，大多都被处以绞刑，从而给家族留下难以抹去的污点。
然而，除了谋杀，还有许多种杀死父亲的方式，包括孩子自己神经病发作。萨特就将福楼拜的病看作是“谋害父亲”，因为阿希尔…克莱奥法斯想让年轻的居斯塔夫从事律师业。“居斯塔夫本来会成为一个公证人，因为根据预言即阿希尔…克莱奥法斯的意愿，他已经是一个公证人了。”萨特继续说道，“福楼拜的神经官能症就是父亲本身，就是内心的超我，这使他变得软弱和消极。”他父亲的死使他摆脱了无法承受的重负。就在他父亲埋葬后，他宣布自己的病已经痊愈，“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就像是将疣消除掉一样……终于解脱了！终于解脱了！我要去工作了！”
父亲去世是19世纪早期连载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情节，在这些小说中，家庭结构扮演着强有力的角色。父亲去世也是儿子成熟和娶妻的唯一途径。
废除设立遗嘱的权利被勒裴称为对父亲的谋害，但这项新制度允许并鼓励分割财产，从而使父权制土崩瓦解。在那些家族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