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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而那样愉快的日子结束于一场车祸，我在十六岁那年的暮春到费城参加了她的葬礼，然后独自开车回到纽约，路上树木枝叶繁茂，花正在凋谢又正在盛开，我直接去到拉奇蒙，在这座宅子里喝完了她留下的白葡萄酒，就在这厨房的地板上睡了一整天。
我是喝得太多了，说了许多的话。我还记得我告诉她，我在后两年里没写新的东西，把她看过的那些诗和小说反复修改，最后我留下了诗，在大一的感恩节假期投给了出版社。那些故事生于我年少时，多少有些稚气去不掉，加上怀念温妮，我不自觉地把它们写得更为温情一些，有评论说我“一定不做不到看三页以上的奥康纳”，那时正是春假，乔舒亚和我不打算去旅行，就留在波士顿，在我租来的公寓里无聊地把那些评论念上一遍又一遍。事实上我很喜欢奥康纳，我以为乔舒亚不会喜欢，他祖父是个电影商人，半个多世纪以来经营得非常成功。但他却说他看过《善良的乡下人》好多遍，一直觉得这个故事编排得非常高明。我问他难道那些故事不会令人感到难受吗，辛苦工作一整天的人晚上怎么会愿意看到这种故事。
他说，你知道好莱坞干掉艺术是靠那些令人舒服的故事，但是薇薇安就算像凯瑟琳一样难产死了，也不会让《风月俏佳人》变成《永别了，武器》。
有时他的回答十分巧妙。我学不会那样，就算我滴酒未沾也做不到，我和格丽塔聊了两三个小时，我们聊了很多很多政治，而我从来不懂也不关心。最后她说要给我拍张照片，从她的背包里拿出了她的单反相机。她先是拍了一张，说拍得不好。
“靠近些，尼尔，我拍的不好一定是因为我靠得不够近。”她像罗伯特·卡帕似地说。
“我们又不在西班牙的战场上。”我这么说，却还是起身靠前，胳膊支在料理台上撑着下巴，让她拍了张满意的照片。然后我醉得太厉害了，醒来时发觉自己躺在沙发上，格丽塔已经不在了。冰箱里什么都没有，我只得去附近超市采购，我买了麦片和谷物棒，又拿了一瓶牛奶打开直接喝了大半，依旧是头疼得难受，于是到超市里的药房买醒酒药。
那差不多该退休了的售货员认得我，从我五六岁时温妮带我来买止咳药水时就认识了我。他给我拿了醒酒药，说：“你那张脸就算被酒精泡过也还是那么帅，尼尔。”
我说闭嘴吧，你这把年纪不适合我。他把报纸拍在我脸上说：“你是同性恋，我他妈又不是。”
我的脸在封面上，我半垂着眼帘，手支着下巴，那副笑容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如此不可一世。我才知道，格丽塔·萨夫是个记者，她录了音，她写了一整篇报道。她写了我对我那位资本家父亲的厌恶，我那位典型上流社会的男朋友并不关心我的信仰，我已经从名校辍学因为腐朽的教育几乎扼杀了我的灵魂。我相信我的父亲和乔舒亚，都已经看到了。
我根本无意参加这场运动，而他们需要一张好看的脸、需要一件出格的事迹，于是我去电台里播放了《夏夜》、我让格丽塔·萨夫给我拍了照片。他们创造出了一个尼尔·威尔森。
这篇报道改变了我的一生，我从不感激它，它几乎毁掉了我。我克制地把报纸折好，放在前台上。那瞬间之后我彻底清醒，我走出超市后跳进车里，直接开去了曼哈顿。很久以后我不再为此事愤怒，我开导自己也许格丽塔真的是个投机者，但是她足够聪明、足够有才能，她能在拉奇蒙找到那栋宅子、她能博得我的好感和我聊得投机、她还能在两个小时内写出一篇非常工整漂亮的稿件，就算不借助我，她也迟早会成名，不必再去写些第六版的八卦绯闻，考虑到她后来的人道主义工作，她并没有我原本认为的那样下作。但直到二十多年后，她公开向我表示歉意，她说她所有那些光辉伟岸的工作都不足以掩饰她对我的欺骗和曲解，我才非常艰难地原谅了她。
去曼哈顿的路上没有发生意外，我把车开得很慢，因为我没有想好去哪里，我想起车上还有一本关于内战史的研究著作我还没还给埃德温·波顿先生，于是我去曼哈顿下城找他。他只教过我一年，那时他刚从教育学院毕业，和学生们年岁相差不大，因为他的名字是第二位登月者巴兹·阿尔德林的原名，他们还拿他和我的名字开过关于阿波罗登月的玩笑。我们很聊得来，我说我最崇拜的作家是海明威，他就花了很多课余时间给我分析讲解海明威的作品和战后的巴黎还有西班牙内战。我要申请他的母校，他就给我写了一封非常动人的推荐信，在我上大学后，还给他写信谈我读过的书。但这个暑假我们没有聊过天，每次借书他只是随口评价几句那些书，我以为他在做某些繁重的课题，或者在忙别的事，也没有多打扰他。我见过几次他的新男友，维布·格雷格，是个跛足的退役士兵，长着一副阴沉而气势锋锐的斯拉夫人长相，他一言不发地坐在沙发上，没和我说过一句话，却好像已经明白了我的一生故事。
这天我敲开了埃德温的门，发现公寓里不仅有他们两人，还有另一位熟人，夏洛特·林奇。她是我的表亲，血缘不太近，她的祖父与我的外祖母是兄妹，虽然从小认识，但是兴致不同，少有交流。
她从沙发上起身，试图用热情而不是好奇的口气向我说，“好久没见你了，尼尔。”
我回应她：“我挺想你的，夏洛特，但是我只是来还这本书。”
埃德温接过了书，露出一副不知道该不该挽留的表情。“那么你可以再借一本书，或者借点别的。”这是维布·格雷格第一次对我说话。尽管他长相慑人，却有一双非常柔和的绿眼睛，他看着我，带着分量正好的关切和同情。
于是我在他身边坐下，“你看过报纸了，是吗？”
“你也看过了，告诉我其中那一句是真的。”
他朝我露出笑容。我控制不住地微笑，这是今天最为难得的两个笑容。“除了词都拼对了以外，全是错的。”
“我一直认为只有真正面对一个人时，他才是真实的。不如现在你跟我们说说里普科之夜？”
*卡米洛特：传说中的亚瑟王宫，指肯尼迪总统执政时期。
*激光枪先生：指里根总统，里根（Reagan）与激光枪（Ray Gun）谐音。
*阿波罗13号：唯一一次失败的登月，但宇航员都安全回归。
*奥逊·威尔斯：在1938年将一部科幻小说改编为电台剧本，称配有死光武器的外星生物出现，引起恐慌。
作者有话要说：
☆、03
03
我的确借了点别的，一顿晚餐，还有一张沙发。
维布给我们做了晚餐，芝士夹心鸡肉球、吞拿鱼沙拉还有奶油蝴蝶意面。我想不到他有这么好的厨艺，同时这一顿晚餐也显得不那么日常，我以为自己打扰了什么。而夏洛特摇摇头，说只是她想吃，她才不是那种节食成瘾的名媛小姐。她把金发随意地扎在脑后，垂下的发丝轻微摇晃，衬着她那张年轻丰满得如同刚成熟的苹果一般的脸，往时我一年见她一两次，在劳工节晚会上喝着香槟聊聊她艺术史专业里的内容，或者在她祖父的生日晚餐上看她吃着银鳕鱼不发出任何声响也吃不完一盘。但今晚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多吃一块鸡肉球都是罪恶，夏洛特一口塞下一块鸡肉球是对它最高的敬意。
夏洛特和埃德温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那群抗议者最近又做出了什么新鲜事，她亲昵地叫他“埃迪”，气氛一直很好。谁都没有问我为什么要去电台里放里普科的《夏夜》，也没有问我那篇报道是怎么回事。真是非常体贴。后来她又去冰箱里取了苏打水，我不知道她和他们这么熟悉。埃德温问我要不要喝点红酒，我说不必。事实上今天凌晨里我喝了太多威士忌，胃口并不太好，只是维布的菜式实在是少见的美味。
我又问夏洛特怎么认识埃德温·波顿，她说是因为她的祖父，蒂莫西·林奇教授。“那是三十多年前了，我们都还没有出生。我祖父在他的数学课堂上提问了个特别无聊的问题，你们知道谁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吗。教室里两百多个人都回答，尼尔·阿姆斯特朗。然后他又问，那么第二个。整个教室里一点声音都没有，当时波顿先生慢悠悠地写完最后一点笔记，才说，巴兹·阿尔德林。”
她最后的一点描述犹如亲眼所见，那副情景有些滑稽又莫名地像是一种隐喻。她又说了下去，“于是他们因为阿波罗登月这个话题成了朋友，我祖父以前为登月计划做过登月轨道模拟计算之类的工作，他一直很怀念那段日子，他是怀着一种理想主义者的热情投入这项事业里的。虽然波顿先生在波士顿做外科医生，而我祖父在纽约做数学教授，但是他们总有话题，有时我住在他家客房，能听见他在客厅里和波顿先生电话聊天的大笑声。”
埃德温笑了起来，他说，“噢，这个我听过好几遍了，这还是我名字的起源，后来林奇教授还建议用巴兹给我做名字。而我父亲说，好像那个连人带车一起掉进海里的蠢货——《无因的反叛》里那段，你大概看过。然后林奇教授还是十分坚持，他说埃德温怎么样。”
我挺喜欢这个故事，我希望我的名字也有这么个渊源。但没有，它很平淡，只是来源于我父亲的名字，而我祖父为什么要给他起这个名字，我也不知道。这些天里他们把我的名字拼成了尼尔·阿姆斯特朗的尼尔，我倒是有点期望是那个尼尔，就算这个典故很是流俗，但至少也是个典故。按他的年纪推算，在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的那个夏天，我父亲正要进入大学，也许那对他人生有非凡的意义，但他从没和我提起过。我们不谈这些，有时他顾及我的母亲，就在餐桌上和我聊聊我在学校的橄榄球比赛，还有最近的棒球比赛，至于我的学业不是一个好话题，而我们甚至连实事都不会提一句，我们从不分享同样的观点。
“所以我很早就认识了埃迪，他祖父在新罕布什尔州有个林场，有时夏天我们到那儿度假，以前我们用电话和网络沟通，不过现在他住在纽约了。我还不知道他给你教过一年书。”
我没有想到我们会有这样的联系，非常古怪。她和埃德温差了有大约八岁，但这不影响他们的友谊，就像他们的祖父与父亲之间。我和埃德温相交并不深，只是在阅读上多有心得交流，但我相信夏洛特是能真正理解埃德温的。而我并未能有幸拥有与一位女性的友谊，也许温妮勉强算是一位，我总是认为，女人能想得太多，男人却没有思想。
我并不是很了解夏洛特有多大的智慧，但我知道她初中时因为讨厌拉拉队长、和她打了一架，所以直接跳级去了高中。我们那些亲戚因此总觉得她很任性，尽管她后来一直表现得很有教养。不管怎么样，这至少能说明她非常聪明。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夏洛特说她该回家了，埃德温说要送她去停车场。剩下维布和我，他问：“你还打算回拉奇蒙吗？”
我正在收拾餐桌，不知道该如何作答。所有计划都被打乱了，在这顿晚餐中我不觉完全沉浸在他们的谈话中，而忘记了去思考将来。他又说�